悼念和鳳鳴老人，感念她用血與淚寫成的文字，為我們留下苦難的見證。
中國1957年"反右運動"的受難者和鳳鳴女士，於2025年6月4日晚上駕鶴西去，終年93歲。作為長期關注這一段歷史的後輩，我聽聞消息，心情久久難以平靜。燈下重讀她的著作《經歷：我的1957年》，不忍釋卷。
和鳳鳴25歲時，夫妻雙雙被打為右派，此後長達20年的時間，她徹底淪為政治賤民，九死一生。等到1978年底徹底平反昭雪時，她已經是奔50歲的人了。但是，從1989年退休之後的30年時間，她用超於常人的良心、勇氣，在暮年讓自己的生命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歷時十年，她完成《經歷：我的1957年》一書的寫作，並在2001年出版。她還積極協助紀錄片導演王兵、艾曉明進行有關夾邊溝影像的拍攝。那部長達三個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就是導演王兵三度到訪她家完成的佳作。拍攝此片時，她已經75歲高齡，連續面對鏡頭數小時，講述自己痛徹心肺的往事。直面慘痛的記憶是需要勇氣的，而她做到了。她的人生，前20年是備受屈辱的政治賤民，後30年則是捍衛記憶的戰士。親人的擔憂、當權者的恐嚇，都沒能阻止她為真相發聲。
在一個由意識形態主導著遺忘工程的國家，30年矢志不渝探究真相、捍衛記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難怪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教授在《和鳳鳴與她的<經歷：我的1957年>》（再版代序）一文中，稱她為"偉大的中國女人"，她當得起這個稱呼。
《經歷：我的1957年》出過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2001年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2006年該書再版時，因為錢理群教授寫長文為序，而影響更為廣泛。
儘管中國國內有關1957年反右運動的寫作與研究一直被視為敏感領域，但是改革開放40年，意識型態領域的管控時松時緊，幾十年下來，除了學術研究成果，有關反右運動的敘事類作品數量也有不少。特別是2000年前後，這類題材的作品，曾經有過一個小小的出版高潮。當時甘肅蘭州的好幾家書店，進門不遠處，有一小塊地方，就集中擺放那幾年陸續出版的與反右有關的圖書，比如《夾邊溝記事》、《經歷：我的1957年》、《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尋找家園》等，差不多形成了一個"夾邊溝圖書專櫃"，頗為醒目。除了公開出版發行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非正式出版物以各種形式在民間流傳。
那麼，在這為數不算少的作品中，尤其和許多反右運動的名人回憶作品相較，和鳳鳴這本《經歷：我的1957年》的獨特價值在哪裡？
1957反右運動的受難群體，有著異常複雜的面向。比如章伯鈞、羅隆基，他們的確有為中共所不能接受的政治主張；比如儲安平、劉賓雁，他們有為中共所不喜歡的思想與作品。但是，和鳳鳴則不同，即使在她完成此書的晚年，從她的作品也不難發現，她完全是一個政治上近乎天真的素人。而這樣的人，才是反右受難者群體的絕大多數。
讀《經歷：我的1957年》一書可以發現，如果說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右派，還是因為寫過三篇雜文，有點兒因文罹禍的色彩，她和其他幾個同事被打為右派，完全肇始於一些日常工作中累積的瑣屑矛盾。和鳳鳴供職的《甘肅農民報》，兩個副總編之間有罅隙，而和鳳鳴等這些普通編輯夾在中間，工作難做，日常難免有些抱怨。而這些完全上不得台面的抱怨，一旦與政治氣候相遇，就變成了致命的毒藥，成了她被打成右派的理由。據本人所知，當時，本地另一家報社的一位資深校對，完全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也不反對單位領導，更準確地說，他還有點諂媚，喜歡在領導面前表現自己。他平時改錯別字成了職業習慣，而當年報社領導多是工農幹部，開會講話讀文件，經常讀錯字，這位校對先生開會總坐第一排，做認真紀錄狀，經常小聲提醒領導讀錯了字，領導極為不悅，而他渾然不曉，結果領導授意別人揭發栽贓，他就成了右派。
所以，《經歷：我的1957年》不僅是對極權政治的控訴書，非常時期的社會史，暴露了政治殘酷性，它更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幽暗。反右運動差不多已經70年之後的今天，如果有青年再讀這本書，我覺得把它視為理解認識人性的教科書，可能更有意義。我們熱愛人類，但對人性並不能信任，良好的政治制度，是要給人性加把鎖，而專制極權的政治制度，恰恰致力於誘發人性之惡。因為人性之惡，是一切專制集權的養料，它讓許多人變成魔鬼，也可能讓更多人淪為政治賤民。專制極權的統治者都說要把人間變成美麗天國，但他們無一例外把人間變成活地獄。
所以，讓我們懷著感激之情來悼念和鳳鳴老人，感念她用血與淚寫成的文字，為我們留下苦難的見證。
本期推薦檔案：
和鳳鳴自傳：《經歷：我的1957年》
和鳳鳴自述紀錄片：《和鳳鳴》
相關檔案：
《夾邊溝記事》
《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
《尋找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