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夫妻，以今天的眼光看，其實說的都是平常話，卻在1957年被雙雙劃為右派，失去職務。直到1961年，又才重新安排工作：丈夫陳銘德分派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做書畫組顧問，每天為前來參加活動的書畫家準備筆墨紙硯，端茶倒水；妻子鄧季惺則做了小餐廳顧問，在忙裡偷閒中，琢磨起了四川泡菜，並拿它做成了一手絕活。
不熟悉的人，會以為兩人就是打雜的，了解底細的卻都知道，這對老夫妻也曾叱吒風雲，是民國時期中國最大的民營報業集團的老總。
1949前，兩人創辦的《新民報》，在全國各大城市都設有報社，同步出版不同版本的新民報，分別是重慶版、成都版、南京版、上海版、北平版。報社遵循同一個辦報方針：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報社鼎盛時期，因發行量大，讀者面廣，廣告多到要擠占副刊版面。
在同行眼中，陳銘德、鄧季惺夫妻是天造地設的黃金搭檔。陳銘德長於編織社會關係，在國共雙方上層都有很好的人脈；妻子鄧季惺則善於運作，有經營頭腦。兩人聯手，堪稱珠聯璧合。
事業做大之後，鄧季惺每到一地創業，都要同時為自己落腳造房。她在南京、重慶、成都、北京，都建造過花園式的小樓。南京的花園洋房，取名「鶼廬」，當年作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居住樣板，接待過美國參觀者。抗戰爆發遷移重慶，她在江北購買了一塊土地，蓋了一處房子。1943年前往成都發展辦報，又在金沙街華西垻的南門橋邊修了一座紅磚二層小樓。1949後一家人搬到北京，仍還蓋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層洋樓，地點在南長街，院牆外就是花木扶疏的中山公園，距天安門廣場只有幾步之遙。住到文革，鄧季惺一家才從這裡遷出。
建房需要資金支撐，這和新民報的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在辦報方向上，新民報堅持獨立自主，不受官方約束。最初，新民報只在南京一地出版。1937年抗戰爆發，南京面臨陷落，《新民報》遷往重慶。當時大批文化人也雲集山城，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廣結名流學者，聯絡他們經常為報紙撰稿，使新民報發行量大增。並通過郭沫若與重慶的中共領導人建立了密切聯繫，事業發展也日益興旺。
也在此時，新民報與國民政府漸行漸遠。1944年，重慶《新民報》刊發該報記者趙超構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因報導對中共多有美言，涉嫌影射政府獨裁，引發當局忌恨。抗戰勝利後，新民報對當局的腐敗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批評立場，時常和「黨國」的重大決策唱反調。尤其是南京版的《新民報》，處處和國民黨抬槓，國民黨提出「軍事第一」的戡亂政策，《新民報》的社論就高喊「生存第一！和平第一！」。蔣介石過六十大壽，《新民報》則刊登《慈禧太后做壽》。蔣介石當選總統，《新民報》便刊登小品《袁世凱當皇帝》。總之是要讓老蔣不痛快。
更過分的是，《新民報》凡是發表對國民黨不利的消息，總是要加上黑框粗線，使其醒目突出。如1948年1月3日刊載的《從東北之戰看華北之戰》，揭示了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的失利，將導致華北戰場難以固守。1月10日的《大別山的鋸屑》，透露了劉、鄧部隊在大別山區的發展壯大。4月15日的《看西北戰局》，反映了國民黨軍隊勾心鬥角，互不支援的內幕。5月20日、23日的本報專電，報導了平郊、臨汾、承德、古北口、老河口等地解放軍的戰績。5月27日的《從春到夏的東北》，則向讀者傳遞信息，東北一萬三千多公里的鐵路，百分之九十已為解放軍控制，全線暢通無阻。
類似這樣一系列無所顧忌的報導，最終使國民政府忍無可忍，遂於1948年7月，以「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等罪名，勒令《新民報》南京版永久停刊。報社負責人鄧季惺也上了黑名單，為避免不測，只能遠走香港。
半年後，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中旬，在夏衍的安排下，鄧季惺從香港乘船回歸。一路上，鄧季惺都在想著自己的新民報，她很想了解新政權對民間辦報的態度，為此特地問了夏衍，解放以後，還能不能私人辦報？夏衍的答覆很明確：可以。
對此，夫妻二人都很興奮，心懷激動地商討籌劃如何全面恢復新民報業集團的新聞業務。陳銘德對未來更是充滿信心，他對妻子說：「天明了，反動派垮了台，人民坐了江山，在光明的世界裡，自由的空氣中，我們的報紙，過去在反動派統治下抑鬱難伸的報紙，應該可以揚眉吐氣，獲得無限制的發展了……」
但很快鄧季惺就發現，情勢的發展並非如他們單方面所想。在到達北平不久，鄧季惺便遭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北平《新民報》的部分地下黨員，在根本不通知她的情況下，就在報上刊出一則《本報職工會重要啟事》，宣布報社的一切事務，今後歸由從工人中選出的職工委員會管理，與資方完全脫離關係，這讓剛剛得到夏衍承諾的鄧季惺大感意外。在上海，準備恢復《新民報》上海版的陳銘德也面臨同樣的局面，他被排斥管理之外，每天只能讀《七劍十三俠》打發時間。
鄧季惺找到周恩來，就面臨的問題提出詢問：「私人還能否繼續辦報？」周恩來回答說：「可以。」
但報社已經完全不受他們控制，經過一番上下奔走，夫妻倆最終認識到，新時代並沒有給私營報業準備位置，願不願意都只能放棄。1950年，成都、南京兩處報社結束營運，1952年重慶報社結束營運，北京新民報被北京市委以兩萬元價格收購，上海報社則以公私合營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新民報》（北京版）被政府贖買後，人員、社址、印刷廠轉由北京市委宣傳部接管，用《新民報》的名義過渡了半年後，改為《北京日報》，鄧季惺擔任顧問。僅存的上海《新民報》後來改為《新民晚報》，任命陳銘德擔任顧問。
兩人的工作，也從新聞媒體，轉入行政事業。陳銘德擔任過北京市社會福利局副局長，鄧季惺則擔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
這一對創辦了中國著名民營報紙《新民報》的老報人，1957年被雙雙打成「右派」後，一直謹言慎行，但文革中仍然受到衝擊。破四舊時被抄家，趕出了南池子自建的小洋樓，搬到了建國門外靈通觀的一座公寓大樓內。
陳銘德夫婦搬家後，章立凡去拜望過兩位老人。那天，章立凡悄悄地登上公寓大樓西端的二層，見到了陳、鄧二老。在章立凡印象中，陳銘德儒雅，鄧季惺精明，但見面時感覺只剩下了小心翼翼。
章立凡的父親章乃器，是共和國第一任糧食部長，與陳銘德夫婦是交往多年的朋友。但身處動盪年代，彼此已經不能隨意見面，只能通過章立凡充當信使，往來傳遞消息。
有一天，陳銘德問章立凡：「你父親現在每月給你多少錢日用？」章立凡說：「十元。」陳銘德就說：「以後不要從你父親那裡拿了，這筆錢每月從我這裡給你吧。」陳銘德還交代說：「你父親年紀大了，你在思想上同他劃清界限，生活上還是要照顧好他。」
叫兒子同父親「劃清界限」，這話怎麼聽起來都很怪味。但在那個年代，即便親密朋友的兒子，陳銘德說話，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2021-0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