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是這個體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組織了一個自己的集團，乃是近二十年從這個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龐大黑社會團伙，其染指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地域橫跨東北、西南、華東、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員囊括整個中共幹部系統，這個規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團」媲美。但是，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統，發跡於「大慶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個英雄、神聖之地、「鐵人王進喜」誕生之地、毛澤東欽定之「紅旗」、中國「時代精神」凝聚之處，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權力中樞輸送一個邪惡的「石油大鱷」？或許，我們恰可以從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慶」只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工業急救版，一個準軍事化的快速部署團隊，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難填，中國石油系統內部毋寧充斥著蠻幹、硬賭、欺下哄上風氣，周永康出類拔萃於其間，恰好是一個絕妙的佐證。
二、民間社會的碎片在哪裡？
六四屠殺以後，中共建制的總綱領，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
1、鎮壓組黨於萌芽狀態——民主黨
2、監禁劉曉波以拒絕「零八憲章」運動的溫和政見
3、鎮壓民間會社——法輪功、獨立中文筆會、家庭教會（即使不抗爭）
4、控制大專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義抵消自由主義
5、把讀書人跟黨綁架在一起——中國傳統：大眾聽識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引發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導致該制度的廢止，被稱為「Web2.0與維權運動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為產生了一個網際網路的新空間，「獨裁者學習曲線」對此還沒來得及反應。比較「茉莉花」和「709」兩次大逮捕，2011年國內受突尼西亞影響、借網際網路協調而成功發動抗議，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採用非法的方式來應急，搞綁架或者失蹤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監居、逮捕，然後審判、判刑，因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討論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才合法化。
這個三十年裡，中共一方面通過經濟、立法、外交等各層面的措施加固、升級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權觸角下探到「十戶長」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間這一端，則是伴隨著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出現了社會犬儒化、民間碎片化、抗爭原子化的悲慘局面，令組黨路徑無社會基礎，「天鵝絨革命」無空間，以致台灣、東歐的轉型經驗和所謂「茉莉花」模式，中國都無法借鑑，所以儘管民間因強征土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等因素，不斷爆發大規模的無組織抗爭，看上去熱鬧非凡，卻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政治後果。
你可以看到，這個體制的「學習」能力有多麼強，他們如果沒有「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鋒、許志永等新生的一代異義群體，他們一腔熱血，充滿正義，也頗為機智，但是幾乎都是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身後沒有一呼百應的民眾，所以他們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國家機器的兇殘懲罰，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比死還要恐怖一萬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絕大多數維權人士並沒有預見到習近平會下這麼大的狠手，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門一代」，他們不相信鄧小平會開槍。
所以，雖然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但是中國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陳勝吳廣、遍地都是孫中山毛澤東，然而民間卻在無端地浪費英雄資源，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機制，如何把旁觀的民眾轉換成公民抗爭的隊伍；或者說，在一個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創造「反抗者學習曲線」，這個問題反映出民間還是缺乏創造性人才。八月初銳鋒律師事務所案件判決，透露了國內民間領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和建設未來國家五大方案：「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這肯定是極簡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裡，顯示大家的思考還很初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