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幫工，我的父親學習成績優異，受一位陳姓教授的資助，考上了北京大學。這位陳教授與魯迅先生關係較好，常帶父親到北京中山公園與他喝茶。當時趕上孫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夾道送行，父親這時加入了國民黨。
四一二政變前，父親去上海，在火車站附近一間小書店買了《共產黨宣言》等書籍，進租界時被巡捕查到，拘留一天，押送出租界。四一二政變中，父親也被捕關押，幾個月後獲釋，回到家鄉溫州。祖母認為他在家中呆不住，就給他娶了一個蔡姓女子，想拴住他。蔡氏有肺病，不久去世，父親又離開老家，到了寧波。當時我母親在寧波教書，經校長介紹，與我父親結識。婚後兩人長期住在杭州，父親任杭高教員五年，任浙江省教育廳科長十二年。1946年8月，省長任命父親為景寧縣縣長。1948年3月，調任建德縣縣長，因剿共不力，年底被免職。
父親失業後，母親又因胃病不能工作，家裡沒有積蓄，生活陷入絕境，常常只能用半斤玉米粉煮成糊供全家度日，甚至靠手工卷香菸去賣賴以維持一家生計。一位戚姓朋友，把造了一半的房子的一個房間臨時安上一個門，借給我們居住。
1950年，母親經同學蔡梅英介紹，到上海龍華兒童教養院任教，從此一家人就拆散了。大哥大姐在部隊，二哥考上衛校，母親帶我一人到上海工作，其他三個孩子，或在親戚家寄居，或托人撫養。1951年，經母親介紹，父親也來到龍華兒童教養院任教。不久，鎮反運動開始，父親如實交代了自己的歷史，最後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捕。1952年在瑞安獲釋，管制三年，我們幾個年幼的子女也從分散的各處被送到瑞安，由父親照料。
父親除了有時參加居民區組織的學習和義務勞動，每天的生活就是幹家務，給我們梳辮子、洗頭、洗衣服。他還讓母親從上海寄來一台縫紉機，自己學著做衣服。那時男女學生的制服都是四個口袋，很難做，但父親也學會了。有時和父親一起出門，父親看到居民區幹部，都彎腰鞠躬，使我們感到沒有一點自尊。鄰居小孩經常欺負我們，懦弱的弟弟走在街上，有時會被人無緣無故地打一拳。脾氣比較倔強的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時會與人廝打。每當這時，我們卻得不到家人的庇護，最多就是被拉回家。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不懂事的我對父親有些怨恨，有時發起脾氣會罵他「反革命」，但是父親從不回應打罵我們。
我們偶爾也有快樂的時候。晚飯後，父親帶著我們到南門外的飛雲江邊看潮起潮落。有時買上幾分錢的香瓜子，每人分上一小撮，算是很奢侈的享受。散步回來，我們圍坐在煤油燈下學習，父親滔滔不絕地為我們輔導他最熟悉的中國歷史。偶爾他也唱吟他熟悉的詩詞，此時滿腹經綸似乎有了些許用武之地，臉上顯出少有的神采。
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1958年開始「肅殘運動」，父親被叫去集中學習。我每星期要為父親送些菜，最後一次去送菜那天，大雨傾盆，我和妹妹打著傘，手裡拿著一瓶菜，兜里揣著父親前次要我給他帶去的一毛二毛的零錢。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菜瓶被打碎，我從地上撿起上面較乾淨的菜，放到只剩半截的瓶子裡，帶著一臉驚慌走到目的地。管門的告訴我，這裡已經沒有人了。過了幾天，有幾個警局的人到我家搜查，對我說：「你是少先隊員，要老實說，你父親有沒有槍啊什麼的武器藏起來的？」我說：「沒有。」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知道，不知什麼原因父親又被捕了，被判十年勞教。在十里坪農場放牛時，父親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十年勞教之後，又留場兩年，被釋放回到瑞安。
文革結束，反革命帽子摘除後，父親才於1979年1月回到杭州，與家人團聚，結束了長期的獨居生活。這時他已年屆八十，滿頭白髮，背駝得厲害。過去的二十幾年，一次次的政治運動，我們這些反革命的子女個個如驚弓之鳥，自顧不暇，唯恐與反革命劃不清界限，所以都沒有去看過他，也沒有書信往來。現在想起來，真是太不近人情了，完全違背了人性。
夏天，母親浸一些楊梅酒，父親喝上一口，就算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大姐的孩子搞活動，買了些麵包和飲料，父親看到吃剩的麵包和飲料瓶，非常生氣，說：「出去玩還要帶這麼好的東西，我們一輩子也沒這麼浪費過，像什麼樣子！」
父親不享受公費醫療，住了兩次醫院，醫藥費不堪負擔，只能在家臥床吃藥，全身疼痛，還生了褥瘡，腰部爛了一個大洞。最後幾天，他胸悶痰塞，只想吃辣椒把痰吐出來。臨終前，父親用顫抖的手給母親留下四個字：「先來先走。」
1986年11月26日正午，父親與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