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期間，成舍我創辦《民生報》，「小報大辦」，僅一年發行量就突破3萬份。到1934年被封，前後7年。1935年9月20日，他又在上海創辦新型小報《立報》，以「立己」「立人」「立國」為宗旨，提出"以日銷百萬為目的」、「報紙大眾化」等口號。「發刊要旨」表明「以最新姿態，使報紙功能，普及全國大眾」。他在《我們的宣言》中說：
「我們認為不僅立己立人不能分開，即立國也實已包括在立己的範圍以內。我們要想樹立一個良好的國家，我們就必先使每一個國民，都知道本身對於國家的關係。」「我們要使報館變成一個不具形式的大眾樂園，和大眾學校。我們始終認定，大眾利益，應超過於任何個人利益之上。」
同時提出四個原則：
一、憑良心說話。
二、用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三、除國家幣制，及社會經濟，有根本變動外，我們當永遠保持『一元錢看三個月』廉價報紙的最低價格，決不另加絲毫以增重讀者的負擔。
四、除環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們認定，報紙對於讀眾，乃一種無形的食糧，和無形的交通工具，應當終年為讀眾服務，無論任何節日，概不許有一天的休刊。」
積十多年的辦報經驗，尤其是《民生報》的嘗試，成舍我決心將《立報》「小報大辦」，辦成一張有巨大發行量的大眾化報紙。「只要少吸一支煙，你准看得起；略識幾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鐘可知天下事，一元錢可看三個月」等宣傳很能吸引普通讀者。由於他敢於和上海惡勢力對抗，很快聲譽鵲起，一紙風行，發行量超過10萬份。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鈞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當天《立報》就在頭版右下方加黑框發表了《今晨七人被捕》的消息。在此後「七君子」關押的240多天中，《立報》從方方面面進行追蹤報導。1937年6月8日，還全文發表《沈鈞儒等答辯狀》長文，從二版轉三版再轉五版，還在二版配發評論《怎樣溝通政治和法律》。小小的《立報》匯集了張友鸞、張恨水、薩空了、謝六逸、惲逸群、嚴諤聲等政治傾向各異的報界才俊，副刊、評論、特寫、通訊都虎虎有生氣，真正做到了「消息靈通，時代先驅」。到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宣告停刊時，發行量最高達20萬份，居全國報紙之冠。《立報》雖然只存在了兩年零兩個月，但它創造了成舍我報業生涯中新一輪的輝煌，直到晚年，台灣解除報禁後，他再次辦報還以《立報》為名。
1945年5月1日，他以「中國新聞公司」名義集資在重慶創辦《世界日報》，他後來回憶「我這一生辦報，最辛苦，最累人的時候，就是《世界日報》在重慶復刊的時候」。不過為時很短，4個月後，他回北平前夕把報紙交給了曾共患難的陳雲閣。
北平「世界」報系復刊（《世界畫報》沒有復刊），他提倡改進國民心理，轉變社會風氣，「發動全國輿論，正視事實，自由思想，自由判斷」，力圖在激烈的黨派紛爭之外走出「第三條道路」。他和他的「世界」最後三年基本上走的是這條路。
《世界日報》復刊後，除社評外還有專論、特論、時論，主要由各學科學者撰寫，三年中發表了近千篇，參與撰寫的有上百人，共同點就是學者論政，產生了一定影響。為實踐「讀者有其報」和「人民的報紙」的諾言，還另外開闢帶有讀者論壇性質的「人民公論」，訂有嚴格規約，必須文責自負，寫稿的多為學者名流，如1945年12月曾發表朝陽大學教授陳瑾昆的《少「自作孽」》，借古論今，抨擊當政。
《明珠》副刊明確提出「四個反對」，反對茶餘飯後的消遣，反對不顧及大眾的個人牢騷，反對軟性化色情化的東西，反對無聊的考證。1945年12月31日，它曾以整版篇幅刊登《訪問魯迅夫人》一文。1946年10月19日，又以整版篇幅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有《匕首般的文章》、《祭紀魯迅逝世十周年別忘掉其遺族的苦難》等文。雖然它也整版刊登過為蔣介石祝壽的文章。
1949年2月，內戰即將落幕，勝負已分，作為「無黨無派的超然報紙」，成舍我的「世界」已無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運。然而，成舍我這個名字和三個「世界」、《民生報》、《立報》一起成為報業史不能迴避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