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和稱謂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稱謂往往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孔子弟子眾多，性格、出身、入門時間乃至成就都有很大不同，在《論語》中對他們的稱謂也非常複雜。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稱謂方式。
第一種，稱字。《論語》中稱字的弟子是最多的，如子貢、子路、子游、子張、子夏、子羔、子禽等。另外還有一種帶排行的字，如仲弓、季路、伯牛、伯魚等。那麼問題來了，「子」或排行的「伯」「仲」「季」等是不是字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為什么姓加字的時候，經常把「子」省略？例如顏回字子淵，但往往稱顏淵而不是顏子淵；公西赤字子華，加姓時稱公西華而不是公西子華；漆雕啟字子開，加姓是漆雕開，不是漆雕子開；宰予字子我，加姓是宰我，不是宰子我；言偃字子游，加姓是言游，不是言子游；等等。僅有個別的不省略「子」，如閔損，加姓多稱閔子騫，而不稱閔騫。而且「子」與排行也是可以相互替換的，如仲由字子路，但又可以稱季路。《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提到鄭國的公孫黑肱，對他有兩個稱呼，一個是伯張，一個是子張，「伯」與「子」可以互換。由此可見，無論「子」還是作為排行的「伯」「仲」「季」等，都不是字的一部分，字只有一個字。如顏回的字是淵，仲由的字是路。在字前面加「子」或排行，可能體現某種程度的尊重，而仔細體味二者的區別，大概加「子」的尊重意味更濃厚一些。由此可以解釋，《荀子》中的「子弓」很可能就是孔子弟子仲弓（冉雍），因為「子」和「仲」是可以互換的，而荀子為了進一步體現尊重，故稱其為「子弓」。
第二種，稱姓加字。《論語》中凡是帶姓稱呼的，姓後面的一般都是字而不是名，如顏淵，名回；冉有，名求；顏路，名無繇；司馬牛，名耕；公西華，名赤；曾皙，名點；漆雕開，名啟；原思，名憲；陽貨，名虎；等等。由此推知，公冶長，前人註解多認為其名長，字子長，名、字相同實為罕見，實則「長」應該是字，范寧稱其名為「芝」，或是。
第三種，稱某子。這種情況在《論語》中是少數，主要有曾子、有子、閔子（《先進》篇之《閔子侍側》章）、冉子（《子路》篇之《冉子退朝》章）四人，但只有曾子是唯一始終不變的稱呼，其餘都有其他稱呼。如有子還稱有若（《顏淵》篇之《哀公問於有若》章），閔子還稱閔子騫（《先進》篇之《四科十哲》章），冉子還稱冉有（如《先進》篇之《閔子侍側》章）、冉求（《先進》篇之《季子然問》章）。
第四種，直呼其名。《論語》中直呼弟子之名的情況更少，因為這是一種比較粗魯和冒失的行為。直稱其名又有兩種情況，其一是直稱姓名，如宰予晝寢，冉求曰「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這兩句話中之所以直接稱宰予和冉求之名，大概可以看作是對他們的批評。宰予白天睡覺，孔子批評他「朽木不可雕也」（《論語·公冶長》）；冉求說力不足時，孔子批評他「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論語·雍也》）。記錄者於是也直稱其名以表示批評之意。其二是單稱名，《論語》中似只有「憲問恥」一個例證。原憲在孔子弟子中是很正面的形象，《論語》敘述者為何會稱其名？單稱名的情況，要麼是師長稱呼弟子，要麼是弟子自稱，因此我們懷疑這一章可能是原憲自己記錄的，故自稱其名，後來在錄入《論語》時未作改動。
考察上述稱呼，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規律，即某一個弟子一般只採用一種稱呼，而不採用其他稱呼，但從表面上又看不出什麼理由。這種規律甚至可以輻射到其他先秦古書。
有一批弟子，只用「子某」的稱呼，一般不帶姓，也不稱某子。例如，子路不會稱仲子、仲子路或仲路。子貢不會稱端木子貢、端木貢或端木子。子游不會叫言游或言子游，言子的叫法雖有，但多是後世追述。子張很少有人叫顓孫子、顓孫張、顓孫子張。子夏雖偶爾會稱卜子夏、卜子，但很少會叫卜夏。
另有一批弟子，只稱姓加字，一般不稱子某，也不稱某子。如顏淵，《論語》中沒有顏子、子淵的稱呼；曾皙，《論語》中沒有曾子、子皙的稱呼；冉有，偶稱冉子，但沒有子有的稱呼。
還有幾個弟子，以稱某子為主，而不用其他稱呼。如曾子，《論語》中不稱子輿、曾子輿或曾輿。有子，《論語》中偶稱有若，而不稱子若。
這些稱呼非常固定，尤其是在幾個弟子並稱的時候，稱呼的差異更為明顯。如《先進》篇之《四科十哲》章十個弟子並列敘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德行四人，顏淵、閔子騫、冉伯牛對應上述第二種，但三人其實也有細微不同，仲弓則是第一種。政事只有二人，但稱呼也完全不同，冉有是第二種，季路是第一種。再如《四子侍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路單獨屬於第一種稱呼，其他三人都屬於第二種稱呼。
《論語》採用這些不同稱呼的原因何在？僅從這些弟子的年齡、個人經歷、品行以及從學先後等方面，似乎看不出來什麼端倪。子游、子夏、子張與曾子是相互關係不錯的同一批弟子，但稱呼不同。曾點和子路都是較為年長的弟子，但稱呼也不同。顏回最受孔子重視，是孔門最出色的弟子，稱呼卻無特異之處，反而與司馬牛、曾皙、公冶長等採用同一種稱呼。
研究這一問題，可能需要從《論語》編撰者的角度來考慮。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是，孔子弟子的不同稱呼體現了他們與《論語》撰述者不同的親疏遠近關係。由親到疏，關係可能是這樣的：「姓加『子』」（如曾子、有子等）尊於「『子』加字」（如子路、子游、子夏等），尊於「姓加字」（如顏淵、曾皙等）。正如前人所指出的，《論語》編撰者大概是曾子、有子的後學，故對曾子、有子最為尊敬，所以他們稱呼上有「子」。而子游、子夏、子張等是孔子晚年弟子，年歲相當，皆有傳人，《論語》編撰者跟他們應該也比較熟悉，有一定的淵源關係，親密關係次之，故稱子某。子路在孔門以政事、勇猛著稱，且忠勇而死，應該頗受孔門後人尊重，故加「子」稱之。顏淵早死；曾皙、顏路等是孔子早年弟子；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公冶長等在孔門影響較小，《論語》編撰者對他們不熟悉，關係較為疏遠，故舉姓加字稱之，這在當時大概是最低限度的尊敬了，即使路人相見可能也是如此，《論語》中對於形象不怎麼好的陽貨也採用這種稱呼。由於《論語》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其他後出典籍對孔子弟子的稱呼便沿襲了《論語》的模式，從而造成了孔門弟子稱呼的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