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圖書館兩年前發生的所謂性騷擾事件，近日傳來一些後續消息。一審法院認定當事女生、原告楊景媛指控被告男生肖明瑫的性騷擾事實不成立，駁回其全部訴訟請求。在宣判前，楊景媛似乎在計劃刑事自訴，而肖明瑫媽媽也在尋求進一步的訴訟。
法院的一審判決，扭轉了整個事件的輿論走向。直接後果，就是楊景媛被「開盒」，她在判決前發布的公開挑釁信息——炫耀拿到雙證、保研在港讀博、威脅釘死肖明瑫令等——被憤怒網友用來對付她自己，輿論反噬的標誌就是肖明瑫成為受害者。
如果一個人認同一審判決結果，當然沒有問題，可如果公開表達這種認同就會面臨尷尬——因為公開譴責在前期輿論中被認為「誣告」肖明瑫的楊景媛，會發現自己將與一些五毛傾向的人站到同個立場。很多人為避免這種尷尬，選擇了沉默。
但一審判決帶來的輿論進展，捲入了更多東西。對激進女權的批判當然包括其中，此外還卷進了香港浸會大學的聲譽，已經有人向該校舉報楊景媛，浸大發布了「不評論個案」的聲明，乃至於浸大在特殊時期的表現也被拿出來當作詬病的證據。
而在兩年前給肖明瑫處分的武漢大學，隨著一審宣判書被輿論熱議圍攻。為肖明瑫打抱不平的人譴責武大，要求武大撤銷當年的處分決定，並向肖明瑫道歉，同時依照這個判決、依校規處分楊景媛。武大與浸大一樣，因為自身的唐突舉動深陷輿論漩渦。
假如服膺一審判決結果，並且以此為重新確定是非的標準，兩年前在#武大性騷擾事件#標籤下受到多少同情的楊景媛，今年此時她就遭受同樣多的憎惡。而當年被輿論認定實施性騷擾的肖明瑫有多麼無助，那他在現在就收穫了多少同情。
但要看到的是，對於那些抱持女權立場的人來說，司法機關的判決或裁決，並不會成為這些人分對錯、定是非的標準。尤其對其中懷有戰鬥意識的女權分子而言，司法決定會被她們很快扭曲為整體壓迫的敘事材料，然後踩著判決書繼續高亢的傳播。
當然從司法程序上來說，一審判決不是終點，還有二審、甚至還有再審申請流程，但它足以對所有涉事方產生觸動，特別是武漢大學當有一個明確的表態，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對一審判決的看法，對肖明瑫處分決定有無最新的考量。
縱觀整個事件，武漢大學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最壞作用。主要表現在，在楊景媛認為肖明瑫性騷擾她的時候，學校層面的處理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屈從於輿論。肖明瑫媽媽去年公開透露，武大因百年校慶匆忙給兒子下了處分，至今武大下處分的動機仍缺乏交代。
假如武漢大學有一個成熟的處置，而不是息事寧人地隨便挑一個為圖書館衝突埋單的學生，這件事不會蔓延到性別對立如此嚴重的地步。或許性別意識屬於進步主義範疇，但若校方不能對複雜個案做出基於事實的處置，就會將暴力傷害傳布很遠很深。
性別對立其實並不可怕，因為有許多比對立更重要、也更有權威的公權，可以作為評判對立的尺度。問題在於，當司法能夠以介入之前，包括大學這樣的機構已經過早地屈服於意識形態。甚至司法也無法平定紛爭，仍由性別議題在輿論中暴力化。
在一審判決前的兩年時間裡，肖明瑫因為背負武大處分，在輿論層面坐實了他作為性騷擾分子的公開形象。在形成且傳播這一不堪形象的輿論當中，偏向楊景媛的人明顯呈現出偏執狂風格。偏執狂的言辭被調用，用來張揚這場校園反性騷擾的勝利。
一審判決帶來事件性質的反轉，楊景媛從反性騷擾的先鋒變成所謂「誣告」的人，輿論中同樣充滿了偏執狂風格的攻擊話語。要說楊、肖二人的支持者與反對者有什麼相同點，那就是他們被同一套仇恨話語所支配，男男女女都以偏執狂的眼光看待對方。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希望那些被禁錮在這套性別仇恨話語中的男女自行解脫，現實一點說，是沒有多少希望的。與此同時，那些本應超脫的大學和大眾媒體，也持續性地被這種狂熱感染，以不明智的個案決定助長性別議題上的偏執狂風格。
武大固然是整個輿論風暴的源頭，但機構媒體在一審判決後近乎缺席的表現，除了佐證機構媒體設置議題無能、及飛速衰敗的現實，也證明它們的從業人員、把關者在性別議題上的機會主義與投降主義。沉舟側畔千帆過，那沉船象徵的就是媒體的腐朽之身。
輿論仍在發酵，楊景媛的處境不一定比當年的肖明瑫更樂觀——在兩個輿論階段共享同一種偏執風格、同一套鬥爭手段的現實中，楊景媛得意洋洋宣布加諸肖明瑫的報復措施，已經以同樣的方式與烈度降臨到她身上——付出代價的新窗口開啟了。
楊景媛在享受了700多天的順遂後，狂暴輿論席捲她，哪怕她不承認，甚至武大浸大不對她採取措施，她也將和肖明瑫一樣承受巨大的精神代價。操弄性別對立的人可以抱團取暖，或靠布爾什維克化的組織抵抗風險，但要說能從煽動性思維中一直取勝，難。
武漢大學仍有機會審視、乃至修正在肖明瑫被處分一事上的立場。這不代表它贊同狂批楊景媛的偏執狂之風向，也不是迫使浸大聯動，而是因為要不要對學生負責，能否配得上八字校訓中的「求是」二字。鼓吹女權觀念，首先應當與真假而不是方式有關，武大無法在這一原則上永遠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