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上海灘，大名鼎鼎的京劇名角周信芳與上海上流社會的千金小姐裘麗琳，從私訂終身，到生死相隨，成就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愛情傳奇。裘麗琳用她的智慧與強幹，扶持著周信芳走上京劇大師的地位；後來她把家裡的5個孩子一個個「趕」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見，卻讓他們成功地避開了那場災難。
作為周信芳最小的女兒，13歲時周采茨就開始了一個人闖蕩世界的生活，諸多苦楚與辛酸，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基因讓她從不輕易屈服。後來成為香港資深電視製作人的周采茨現在定居上海，熱心於慈善事業。「我們和父母都被傷害過，但我們不做受害者，這也許就是家訓吧！」周采茨說。
最後的告別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總想起媽媽當時最愛念叨的一句話：「遲早有個大的擱頭。」這是上海話，也就是遲早有個過不了的坎的意思。媽媽總覺得會一個大風波來，把我們全淹掉。我後來想，媽媽真的很怪，她怎麼就有那麼敏感的直覺呢？
1959年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媽媽通知我：一周後我將踏上到香港的火車。那一周，媽媽開始考驗我的禮儀規矩，比如怎麼使用刀叉，怎麼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樣，爸爸也是在我出發前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媽媽把我領到他的書房，說：「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聽了，也沒什麼特別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頭叮囑一句：「乖一點，要好好讀書。」
我想媽媽那時已經從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時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非常優裕：家裡兩輛車子，一輛是專門給我大哥開的，另一輛由專門的司機開，我上學時有一段時間還用這個車送我，被同學貼了大字報之後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條件，在上海也是數得著的，媽媽總是擔心有一天被鬥上門來，後來的事情也證明，她的擔心沒有錯。
離開家那一天，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樣，遲早要出去讀書的。媽媽派了家裡一個秘書陪我坐火車從上海到了廣州，再轉車到深圳。從深圳出關到香港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把媽媽給我頭頂上掛著的一大堆珠寶全部扣了下來，轉寄回上海，而只允許帶3元港幣進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對已經呼嘯而至的一場政治大風暴毫無預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媽媽。之前我並沒有提前通知他們，我坐著三輪車到了家門口，按了門鈴。開門的驚訝地大叫一聲：「四小姐，你回來了！」當時媽媽正在樓上睡覺，聽到這話嚇了一大跳，趕緊下來看我。媽媽把我安頓在他們的房間，在他們的床腳邊弄了張帆布床，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溫暖的回憶。而時隔7年再見到父親，他還是那個樣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語。
可是這一次回家，感覺媽媽有點「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樓，不讓我出門。可是有一天，我媽媽先拆看了我來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給我，我生氣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媽媽說，她是怕沒有經驗的我，在外面受騙上當，被別人利用當了特務。有一種直覺告訴我，這裡的氣氛已經變得令人不安。
三個星期後，上海京劇院的黨委書記找上門來，勸我馬上離開上海。她可能覺得我是從香港回來的，運動來了，多一個人比較麻煩。於是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在大暴雨來臨之前慌忙飛走。
這一次告別，他們依然沒有遠送，只是在房門口和我道了別。爸爸還是沉默不語。我心中已充滿了不祥的感覺。幾天前，媽媽把家裡好多東西都燒掉了。那時已是6月份了，天氣很熱，但媽媽還是點起火爐，我們倆整整燒了一晚上。媽媽又跟我說，她怕火葬，要我們給她買木頭棺材。她又怕家裡的錢將來全沒收了，所以要我們存好這一筆錢，到時給她買好一點的木頭——沒想到，這一次，真的是最後的告別。
短暫的安寧
爸爸經常說，媽媽就像個老貓一樣，把小貓一個個地含著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裡第一個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國讀大學；之後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華。到上世紀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經熱鬧又幸福的一個大家庭其實永遠成了過去。
對爸爸來說，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時光。新中國成立後，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1955年起，又擔任上海京劇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前他雖有事業，但唱戲的是沒地位的。他有事業有地位有權力後，也有揚眉吐氣之感。
其實，爸爸很早就與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地下組織多有往來，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並不僅是一個京劇演員，他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編和導都非常出色，對很多社會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視為文藝界進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黨組織派熊佛西跟爸爸聯繫，他們兩人一起去做梅蘭芳等人的工作，要他們留在大陸，爸爸本人則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還有一個非常樸素的理由：作為一名京劇演員，觀眾在這邊，他就要留在這裡。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這幾乎也是整個文藝界的最高榮譽。
爸爸是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的新政權。1953年冬，他任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1956年，率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團赴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樂乎，但他整個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悅的。
對年幼的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寫入黨申請報告那段時間。這對他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他很真誠地要向組織交代他的過去，為了鄭重起見，還請了專門助理來寫。我們家樓下的客廳，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廳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兩個人一起寫了很久。我媽媽唯一關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沒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著文件，不給媽媽看，想起來也蠻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時不怎麼愛說話。在屋後汽車間上面，有個很大的房間，是爸爸的書房，如果家裡來客人，他就帶到書房，在裡面舞文弄墨，談論戲藝，我印象中還見過巴金和田漢。爸爸只讀過兩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識都是靠讀劇本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我記得小時候我還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別難的字他都認得，這也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盡辦法做得比別人難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長。其實我爸爸後來的聲音有一些沙啞，但是他卻把這個缺點，變成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點。
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裡，爸爸能紅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實根本就紅不了的。爸爸有時顯得比較木訥，他本人並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從不收紅包——那個年代，這樣的演員極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時候看上他的貴婦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剛鑽戒指丟到台上，但是爸爸想盡一切辦法躲得遠遠的。這種東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會很難堪，爸爸就把它們全捐掉。這也是我媽媽很敬重爸爸為人的原因。
周末，我會去看爸爸演戲。新中國成立後，爸爸唱過的很多傳統的京戲，比如《斬經堂》、《徽欽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時流行的是有很強政治意義的《十五貫》，全國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還有一部是《義責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責那個負心漢狀元王魁，這部戲可能比較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後來常演的戲之一。
一般人都喜歡看花旦青衣，但我從小就喜歡看老生，喜歡大嗓子的戲。對麒派這些演員，上海人從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們，爸爸的戲也很普及，那時候拉黃包車的人都會唱。對麒派的熱愛一直持續到50年代都沒有停過，那時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還是場場爆滿。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觀眾，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觀眾，大家坐在一起看戲。大約我10歲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風亭》，雖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為入戲太深，我在台下嗚嗚大哭起來，哭得台上的師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後還是我自覺地走了出去。
各自飄零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13歲起，我就是「孤兒」了，從此沒有爸爸、媽媽的庇護，一個人闖蕩，面對外面世界的風風雨雨。也感謝媽媽，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後時刻保護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從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後又一路陰差陽錯地逃到了羅馬。羅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計問題怎麼辦呢？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黃頁。打開一看，上面有4家中國餐廳，第一個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國餐廳。餐廳恰好需要個會說英文的服務員，就這樣，我在餐廳當上了服務生。
大約過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點了，趁客人來之前，我和另外一個義大利服務生在餐廳吃工作飯。這時身後有人用英文問：「Winnie在嗎？」我扭過頭看了一眼問話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會來，白天不在這兒。」他說：「噢，那我晚上來吧。」
我心裡突然一動，說：「等一下！」我問他：「你叫Michael嗎？」他奇怪地說：「是啊！」我又問：「你是Michael Chow？嗎」他說：「對啊。」我說：「你知道我是誰嗎？」他滿臉疑惑地說：「不知道。」我說：「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驚：「啊，No，No！」他當然認不出我來了，他離家的時候只有13歲，我才6歲，他怎麼會知道我14年後的樣子呢？我能一眼認出小哥哥來，是因為之前他在香港拍過一個打桌球的飲料廣告。如果我沒有看過那個廣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長大後的樣子，我們走在街上，也許擦肩而過也認不出來。
我和小哥哥就這樣戲劇性地相遇了。當時小哥哥正在羅馬度假，之後連續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裡，不停地講。那時候小哥哥也好久沒有同爸爸、媽媽聯繫了。他剛離家的時候，會在給爸爸、媽媽的信中約好時間，打國際長途回來。那時，在國內很難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著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錢又不多，所以信息越來越少。關於父母的情況，關於大陸的情況，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們倆人不停地講，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最後的「團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記得我和我二哥兩個人下午去看電影。回來時，他當時的女朋友走上來，拿了晚上的報紙，上面的頭條說：「中國動亂，采芹的父親周信芳自殺！」我們都呆住了，但是直覺讓我不相信爸爸會自殺，我跟二哥說，爸爸不是那種人。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核實這個消息，我們在英國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電話，但沒什麼結果。我們幾個孩子按中國方式，在胳膊上戴了個繡著「孝」字的黑紗。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總算有了消息，但是媽媽呢？誰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試著用另外一個名字，往我們家的地址－－長樂路188號寫了封信，還寄了點錢。沒想到不久從另外一個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個親戚寫的，信上說媽媽4年前已經過世了，爸爸還可以。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寄錢，一直寄到1975年。
我們後來才知道，讓爸爸捲入災難的，還是他的戲。1959年，周揚建議爸爸演一本以海瑞為主角的京劇，「要鼓勵大家敢於說真話」。一向響應號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劇院編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後，在北京的馬連良也演了《海瑞罷官》。誰也不會料到，幾年後，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文章批《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而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倖免，有人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公開點了爸爸的名字，說《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瘋狂進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離、抄家、遭批鬥，還被押上高架軌線修理車，胸前掛著牌子遊街示眾，後來乾脆被投入監獄。
媽媽也必然受到了牽連。我想一開始他們兩個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們兩個人的智慧，他們很快就想出應對之策。爸爸就是裝聾作啞，鬥他什麼，他都是聽不見，眼睛又看不見；媽媽則是不管被問什麼，她是一問百不知，所以就被別人打。
我和媽媽最後的告別前，媽媽還叮囑我一件事：「以後但凡收到我給你寫的信，無論我寫了什麼，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親幾個月後就有一封信，信上說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的所有東西都取出來、寄回去。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那時被鬥得很厲害，那些人說她把金銀珠寶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媽媽事先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而這保險箱我只在香港稅務局和律師的監督下開過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沒動過。
我後來聽說是媽媽被別人用車拉到一個學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腎臟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書房裡整整3天，疼得透不過氣來。她後來被送到華山醫院，但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不能進病房，只能躺在急診觀察室外的走廊上。就這樣在走廊里丟了兩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歲。
我們後來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獲釋」回家的，那時爸爸已經74歲了。從監獄回來，一進家門，有人就告訴他媽媽去世的消息。他聽到之後並沒有哭，也沒什麼過多的感情流露。雖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還會有一個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實是軟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會」宣布開除周信芳黨籍，又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後來又將結論改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後來，有親戚可以到家裡來，給爸爸讀讀報紙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媽媽的陪伴，我們又都不在身邊，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我知道爸爸的內心一定是非常孤獨的。
爸爸是在上海華山醫院病逝的。我後來看有人寫文章說，當父親的遺體被推出病房，當人們知道這是周信芳的時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別忘了那時候父親身上還貼著「反革命」的標籤啊，足以說明人心還沒有泯滅。
爸爸去世的時候，我還在英國，我記得那天我在辦公室，二哥打電話給我：「你別哭，爸去了……」這麼多年來，時間和空間似乎把傷痛漸漸沖淡了，但是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才意識到，那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電報，告知8月16日將為爸爸舉行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放儀式。我清楚地記得，接到電報那天是個星期五，而平反大會的時間是下周一，給我的時間只有不到3天，而那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聯繫還不是很暢通。但我沒有半點的猶豫，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爸爸的追悼會啊，我一定要趕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國旅行社的香港副總經理，我說我一定要趕回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但我只有一個英國護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說：「你不要急，我現在就打電話到深圳去。」打完電話後，他說：「深圳那邊給你特批了一張紙，我叫人給你送到羅湖橋頭，但是你的護照不能帶進去，到了海關之後，會有人收走你的護照，換一張臨時通行證，3個星期後再用臨時通行證換回護照，你有膽子這樣做嗎？」我告訴他們：我不怕。
我就這樣進了深圳，再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換飛機，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親戚和上海京劇院的領導都來到機場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們沒想到48小時之內，我會想方設法趕回來。
追悼會當然很隆重，滿屋子全是花圈，擺在最中間的，是鄧小平送的花圈，而為爸爸致悼詞的是他曾經的好友巴金。看著爸爸掛在牆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裡跟他說：爸爸，我終於趕回來，送你最後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萬國名人墓園，和媽媽同葬一墓。他們終於永遠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飄零了幾十載之後，這一次，我們都到齊了，我們終於和父母「相聚」了。35年後的今天，聽爸爸的戲，我也終於不再掉眼淚了。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在天堂會再相遇的。
（周采茨口述·李菁主筆）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39期
關鍵詞:
周信芳
與父母的生離死別
2025-08-0706:30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作者:
周采茨
李菁
當年的上海灘，大名鼎鼎的京劇名角周信芳與上海上流社會的千金小姐裘麗琳，從私訂終身，到生死相隨，成就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愛情傳奇。裘麗琳用她的智慧與強幹，扶持著周信芳走上京劇大師的地位；後來她把家裡的5個孩子一個個「趕」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見，卻讓他們成功地避開了那場災難。
作為周信芳最小的女兒，13歲時周采茨就開始了一個人闖蕩世界的生活，諸多苦楚與辛酸，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基因讓她從不輕易屈服。後來成為香港資深電視製作人的周采茨現在定居上海，熱心於慈善事業。「我們和父母都被傷害過，但我們不做受害者，這也許就是家訓吧！」周采茨說。
最後的告別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總想起媽媽當時最愛念叨的一句話：「遲早有個大的擱頭。」這是上海話，也就是遲早有個過不了的坎的意思。媽媽總覺得會一個大風波來，把我們全淹掉。我後來想，媽媽真的很怪，她怎麼就有那麼敏感的直覺呢？
1959年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媽媽通知我：一周後我將踏上到香港的火車。那一周，媽媽開始考驗我的禮儀規矩，比如怎麼使用刀叉，怎麼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樣，爸爸也是在我出發前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媽媽把我領到他的書房，說：「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聽了，也沒什麼特別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頭叮囑一句：「乖一點，要好好讀書。」
我想媽媽那時已經從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時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非常優裕：家裡兩輛車子，一輛是專門給我大哥開的，另一輛由專門的司機開，我上學時有一段時間還用這個車送我，被同學貼了大字報之後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條件，在上海也是數得著的，媽媽總是擔心有一天被鬥上門來，後來的事情也證明，她的擔心沒有錯。
離開家那一天，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樣，遲早要出去讀書的。媽媽派了家裡一個秘書陪我坐火車從上海到了廣州，再轉車到深圳。從深圳出關到香港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把媽媽給我頭頂上掛著的一大堆珠寶全部扣了下來，轉寄回上海，而只允許帶3元港幣進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對已經呼嘯而至的一場政治大風暴毫無預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媽媽。之前我並沒有提前通知他們，我坐著三輪車到了家門口，按了門鈴。開門的驚訝地大叫一聲：「四小姐，你回來了！」當時媽媽正在樓上睡覺，聽到這話嚇了一大跳，趕緊下來看我。媽媽把我安頓在他們的房間，在他們的床腳邊弄了張帆布床，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溫暖的回憶。而時隔7年再見到父親，他還是那個樣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語。
可是這一次回家，感覺媽媽有點「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樓，不讓我出門。可是有一天，我媽媽先拆看了我來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給我，我生氣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媽媽說，她是怕沒有經驗的我，在外面受騙上當，被別人利用當了特務。有一種直覺告訴我，這裡的氣氛已經變得令人不安。
三個星期後，上海京劇院的黨委書記找上門來，勸我馬上離開上海。她可能覺得我是從香港回來的，運動來了，多一個人比較麻煩。於是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在大暴雨來臨之前慌忙飛走。
這一次告別，他們依然沒有遠送，只是在房門口和我道了別。爸爸還是沉默不語。我心中已充滿了不祥的感覺。幾天前，媽媽把家裡好多東西都燒掉了。那時已是6月份了，天氣很熱，但媽媽還是點起火爐，我們倆整整燒了一晚上。媽媽又跟我說，她怕火葬，要我們給她買木頭棺材。她又怕家裡的錢將來全沒收了，所以要我們存好這一筆錢，到時給她買好一點的木頭——沒想到，這一次，真的是最後的告別。
短暫的安寧
爸爸經常說，媽媽就像個老貓一樣，把小貓一個個地含著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裡第一個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國讀大學；之後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華。到上世紀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經熱鬧又幸福的一個大家庭其實永遠成了過去。
對爸爸來說，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時光。新中國成立後，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1955年起，又擔任上海京劇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前他雖有事業，但唱戲的是沒地位的。他有事業有地位有權力後，也有揚眉吐氣之感。
其實，爸爸很早就與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地下組織多有往來，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並不僅是一個京劇演員，他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編和導都非常出色，對很多社會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視為文藝界進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黨組織派熊佛西跟爸爸聯繫，他們兩人一起去做梅蘭芳等人的工作，要他們留在大陸，爸爸本人則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還有一個非常樸素的理由：作為一名京劇演員，觀眾在這邊，他就要留在這裡。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這幾乎也是整個文藝界的最高榮譽。
爸爸是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的新政權。1953年冬，他任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1956年，率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團赴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樂乎，但他整個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悅的。
對年幼的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寫入黨申請報告那段時間。這對他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他很真誠地要向組織交代他的過去，為了鄭重起見，還請了專門助理來寫。我們家樓下的客廳，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廳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兩個人一起寫了很久。我媽媽唯一關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沒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著文件，不給媽媽看，想起來也蠻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時不怎麼愛說話。在屋後汽車間上面，有個很大的房間，是爸爸的書房，如果家裡來客人，他就帶到書房，在裡面舞文弄墨，談論戲藝，我印象中還見過巴金和田漢。爸爸只讀過兩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識都是靠讀劇本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我記得小時候我還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別難的字他都認得，這也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盡辦法做得比別人難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長。其實我爸爸後來的聲音有一些沙啞，但是他卻把這個缺點，變成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點。
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裡，爸爸能紅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實根本就紅不了的。爸爸有時顯得比較木訥，他本人並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從不收紅包——那個年代，這樣的演員極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時候看上他的貴婦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剛鑽戒指丟到台上，但是爸爸想盡一切辦法躲得遠遠的。這種東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會很難堪，爸爸就把它們全捐掉。這也是我媽媽很敬重爸爸為人的原因。
周末，我會去看爸爸演戲。新中國成立後，爸爸唱過的很多傳統的京戲，比如《斬經堂》、《徽欽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時流行的是有很強政治意義的《十五貫》，全國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還有一部是《義責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責那個負心漢狀元王魁，這部戲可能比較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後來常演的戲之一。
一般人都喜歡看花旦青衣，但我從小就喜歡看老生，喜歡大嗓子的戲。對麒派這些演員，上海人從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們，爸爸的戲也很普及，那時候拉黃包車的人都會唱。對麒派的熱愛一直持續到50年代都沒有停過，那時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還是場場爆滿。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觀眾，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觀眾，大家坐在一起看戲。大約我10歲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風亭》，雖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為入戲太深，我在台下嗚嗚大哭起來，哭得台上的師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後還是我自覺地走了出去。
各自飄零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13歲起，我就是「孤兒」了，從此沒有爸爸、媽媽的庇護，一個人闖蕩，面對外面世界的風風雨雨。也感謝媽媽，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後時刻保護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從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後又一路陰差陽錯地逃到了羅馬。羅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計問題怎麼辦呢？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黃頁。打開一看，上面有4家中國餐廳，第一個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國餐廳。餐廳恰好需要個會說英文的服務員，就這樣，我在餐廳當上了服務生。
大約過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點了，趁客人來之前，我和另外一個義大利服務生在餐廳吃工作飯。這時身後有人用英文問：「Winnie在嗎？」我扭過頭看了一眼問話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會來，白天不在這兒。」他說：「噢，那我晚上來吧。」
我心裡突然一動，說：「等一下！」我問他：「你叫Michael嗎？」他奇怪地說：「是啊！」我又問：「你是Michael Chow？嗎」他說：「對啊。」我說：「你知道我是誰嗎？」他滿臉疑惑地說：「不知道。」我說：「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驚：「啊，No，No！」他當然認不出我來了，他離家的時候只有13歲，我才6歲，他怎麼會知道我14年後的樣子呢？我能一眼認出小哥哥來，是因為之前他在香港拍過一個打桌球的飲料廣告。如果我沒有看過那個廣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長大後的樣子，我們走在街上，也許擦肩而過也認不出來。
我和小哥哥就這樣戲劇性地相遇了。當時小哥哥正在羅馬度假，之後連續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裡，不停地講。那時候小哥哥也好久沒有同爸爸、媽媽聯繫了。他剛離家的時候，會在給爸爸、媽媽的信中約好時間，打國際長途回來。那時，在國內很難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著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錢又不多，所以信息越來越少。關於父母的情況，關於大陸的情況，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們倆人不停地講，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最後的「團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記得我和我二哥兩個人下午去看電影。回來時，他當時的女朋友走上來，拿了晚上的報紙，上面的頭條說：「中國動亂，采芹的父親周信芳自殺！」我們都呆住了，但是直覺讓我不相信爸爸會自殺，我跟二哥說，爸爸不是那種人。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核實這個消息，我們在英國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電話，但沒什麼結果。我們幾個孩子按中國方式，在胳膊上戴了個繡著「孝」字的黑紗。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總算有了消息，但是媽媽呢？誰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試著用另外一個名字，往我們家的地址－－長樂路188號寫了封信，還寄了點錢。沒想到不久從另外一個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個親戚寫的，信上說媽媽4年前已經過世了，爸爸還可以。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寄錢，一直寄到1975年。
我們後來才知道，讓爸爸捲入災難的，還是他的戲。1959年，周揚建議爸爸演一本以海瑞為主角的京劇，「要鼓勵大家敢於說真話」。一向響應號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劇院編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後，在北京的馬連良也演了《海瑞罷官》。誰也不會料到，幾年後，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文章批《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而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倖免，有人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公開點了爸爸的名字，說《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瘋狂進攻」。不久，爸爸很快被隔離、抄家、遭批鬥，還被押上高架軌線修理車，胸前掛著牌子遊街示眾，後來乾脆被投入監獄。
媽媽也必然受到了牽連。我想一開始他們兩個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們兩個人的智慧，他們很快就想出應對之策。爸爸就是裝聾作啞，鬥他什麼，他都是聽不見，眼睛又看不見；媽媽則是不管被問什麼，她是一問百不知，所以就被別人打。
我和媽媽最後的告別前，媽媽還叮囑我一件事：「以後但凡收到我給你寫的信，無論我寫了什麼，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親幾個月後就有一封信，信上說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的所有東西都取出來、寄回去。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那時被鬥得很厲害，那些人說她把金銀珠寶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媽媽事先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而這保險箱我只在香港稅務局和律師的監督下開過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沒動過。
我後來聽說是媽媽被別人用車拉到一個學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腎臟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書房裡整整3天，疼得透不過氣來。她後來被送到華山醫院，但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不能進病房，只能躺在急診觀察室外的走廊上。就這樣在走廊里丟了兩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歲。
我們後來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獲釋」回家的，那時爸爸已經74歲了。從監獄回來，一進家門，有人就告訴他媽媽去世的消息。他聽到之後並沒有哭，也沒什麼過多的感情流露。雖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還會有一個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實是軟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會」宣布開除周信芳黨籍，又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後來又將結論改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後來，有親戚可以到家裡來，給爸爸讀讀報紙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媽媽的陪伴，我們又都不在身邊，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我知道爸爸的內心一定是非常孤獨的。
爸爸是在上海華山醫院病逝的。我後來看有人寫文章說，當父親的遺體被推出病房，當人們知道這是周信芳的時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別忘了那時候父親身上還貼著「反革命」的標籤啊，足以說明人心還沒有泯滅。
爸爸去世的時候，我還在英國，我記得那天我在辦公室，二哥打電話給我：「你別哭，爸去了……」這麼多年來，時間和空間似乎把傷痛漸漸沖淡了，但是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才意識到，那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電報，告知8月16日將為爸爸舉行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放儀式。我清楚地記得，接到電報那天是個星期五，而平反大會的時間是下周一，給我的時間只有不到3天，而那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聯繫還不是很暢通。但我沒有半點的猶豫，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是爸爸的追悼會啊，我一定要趕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國旅行社的香港副總經理，我說我一定要趕回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但我只有一個英國護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說：「你不要急，我現在就打電話到深圳去。」打完電話後，他說：「深圳那邊給你特批了一張紙，我叫人給你送到羅湖橋頭，但是你的護照不能帶進去，到了海關之後，會有人收走你的護照，換一張臨時通行證，3個星期後再用臨時通行證換回護照，你有膽子這樣做嗎？」我告訴他們：我不怕。
我就這樣進了深圳，再從深圳坐火車到廣州，換飛機，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親戚和上海京劇院的領導都來到機場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們沒想到48小時之內，我會想方設法趕回來。
追悼會當然很隆重，滿屋子全是花圈，擺在最中間的，是鄧小平送的花圈，而為爸爸致悼詞的是他曾經的好友巴金。看著爸爸掛在牆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裡跟他說：爸爸，我終於趕回來，送你最後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萬國名人墓園，和媽媽同葬一墓。他們終於永遠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飄零了幾十載之後，這一次，我們都到齊了，我們終於和父母「相聚」了。35年後的今天，聽爸爸的戲，我也終於不再掉眼淚了。我知道，總有一天，我們在天堂會再相遇的。
（周采茨口述·李菁主筆）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