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歐洲在5月初為此舉行了多項隆重的紀念活動，亞洲地區的紀念活動則在8月才陸續啟動。日本廣島和長崎分別在8月6日和9日悼念80年前在原子彈轟炸下殞命的亡靈。中國則將在9月3日在北京舉行大型紀念閱兵活動，並邀請多國領導人出席。如果說歐洲大陸的紀念活動更是痛定思痛中的和解與當前俄烏戰爭喚醒的集體安全危機意識的話，亞洲的二戰結束紀念活動卻多年伴隨著諸多的雜音。日本國內長期存在的否認或淡化戰爭罪行的言說，伴隨著中國和一些其它亞洲國家對日軍侵略或殖民戰爭中的種種野蠻暴行的血淚控訴。這些不同言說也不斷受各種政治原因影響而被放大變形，在一定程度上，令戰爭留下的仇恨難以化解，令對戰爭之所以發生、對戰爭暴行形成機制的梳理與研究難以促成共同的戰爭記憶和避免戰爭的共同努力。而新的地區緊張關係正不斷升級，新的安全形勢構成日本朝野不得不重新思考應對的挑戰。本次《印太縱覽》專題節目邀請法國里昂高等師範學院歷史學者兼東亞研究所副所長Arnaud Nanta教授同我們談談相關話題。
圍繞南京大屠殺的爭議：政治與史學研究的博弈
Arnaud Nanta教授也是日本歷史學者笠原 十九司《南京大屠殺》一書法文版的翻譯者。這是這本著作首次被翻譯成西方文字。
南京大屠殺是二戰歷史中一個極為慘痛的重要事件。笠原 十九司這部書著早在1997年，也就是《南京大屠殺》60周年之際就已經發表。在此書出版近30年後出版法文版意義何在?Arnaud Nanta 教授在採訪中簡要介紹戰後80年來關於這場屠殺的研究的發展指出，關於二戰中亞洲戰場的研究主要來自中日兩國。日本學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而且日漸深入。來自中國的相關研究80年代初才真正起步。在此期間，台灣中華民國的史料也陸續解封，進一步豐富了相關研究的視角與深度。Arnaud Nanta教授指出，笠原 十九司著作的《南京大屠殺》因為廣泛挖掘了這些豐富的不同來源的資料，而在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中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堪稱這項研究的頂峰之作。
法廣：既然有如此多的歷史資料，有如此多的相關研究，如何解釋日本國內圍繞南京大屠殺的爭議始終無法塵埃落定，時至今日仍然困擾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Arnaud Nanta : 「我認為，這些爭議的本質並不是學術爭議，而是政治爭議。日本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許不同作者之間會有不同觀點，但都承認確有南京大屠殺。爭議之所以持續，一方面來自一些否定歷史的極右翼團體，另一方面來自從1955年起就幾乎一直把握政權的自民黨。自民黨只在1993-1995年間和2010年-2011年間兩次短期失去政權。比如，80年代中期，當時進駐南京的日軍將領松井石根的「戰時日記「 發表曾引發爭議，因為日記中部分內容被修改了，為的就是掩飾南京大屠殺過程中的大量資訊。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人不是不知道確實有南京大屠殺，他們不是因為不了解真相而否認，而是有意識地、故意地要掩蓋罪行，讓罪行繼續。」
2025年8月6日，倫敦皮卡迪利廣場展示藝術家Es Devlin 和 Machiko Weston 為紀念日本廣島和長崎原子彈轟炸80周年製作的數字藝術作品：我曾看到世界末日。 AP - Kin Cheung
軍隊不同編制間的明爭暗鬥是暴行肆虐的重要因素
法廣：笠原 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殺》這本書著中特別梳理了各種不同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推動，最終導致大屠殺發生的機制。在戰爭結束數十年之後，梳理大屠殺得以發生的機制有何意義?當今世界可以從中汲取哪些教訓，獲得哪些啟示?
Arnaud Nanta ：「的確，這本書揭示了歷史長河中一些亘古不變的問題。我在2023年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2024年這本書的法文版發表。而自2022年2月起，俄烏戰爭爆發。2023年底，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重新陷入戰爭。在這兩場戰爭中，我們都能看到很多的戰爭暴行指向的是平民百姓。在這個兩個戰場上，我們都看到本該是紀律嚴明的軍隊卻絲毫不遵守軍事準則，不遵守國際法規，比如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被占領土地上對平民百姓的殺戮。因此，這本近三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仍然有其現實意義。但我不認為世人從中汲取了很多教訓。」
「這本書有兩個核心問題。暴行發生的機制當然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核心主題則是關於死亡人數統計的各種資料。談到戰爭暴行發生的機制時，我覺得不應忽視兩個要素。一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對中國的觀感非常負面。雖然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有很多文化交流，但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快速實現現代化，中日兩國間拉開了距離，日本開始對中國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歧視的眼光。二是當時的中國已經是西方的半殖民地。這種對中國的不屑讓日本感到，施加軍事壓力就可以讓中國做出更多讓步。於是就有了1931年的9-18事變，日本次年在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 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也是如此，就是想要藉此讓中國繼續做出讓步。」
「但在這個框架之外，還有日本軍隊中不同編制之間激烈的競爭。當時日軍還沒有獨立的空軍編制，空軍隸屬海軍。海軍與陸軍當時為爭取更多的國家預算明爭暗鬥。在陸軍內部的不同編制之間也有不同觀點的比拼。有些人認為應當鞏固滿洲國，也有些人認為應當繼續向中國其它地區推進。在海軍內部，有人主張應當發展航空母艦，加強海上實力去攻打美國，也有些人認為應當有足夠的轟炸機，攻打中國……這些內部爭鬥是導致中日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1937年，正是那些主張拼盡全力在中國有更大收穫的軍人占了上風。」
「1937年8月至11月的淞滬之戰，蔣介石向上海派出了精銳部隊。戰鬥持續了兩個半月，中方損失25萬將士，日方也損傷無數。這更堅定了日軍要拿下都城南京的決心，(要知道南京自1927年起就是首都)。我們可以引用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s Mosse)提出的野蠻化的概念。南京之戰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入城日軍的這種野蠻化，他們想要為死去的戰友報仇，中國軍隊當然也是這樣。這是日軍在上海之戰之後，繼續向南京挺進的原因，也是抵達南京後，暴力恣意橫行的原因。」
「當然，暴力橫行還有很多其它因素。其中之一就是這些剛剛打完淞滬之戰的隊伍正處於亢奮狀態，卻沒有得到適當的監督管理。擔任司令的松井石根完全沒有發揮督導作用，軍事警察隊伍又明顯入手不足。正常情況下，軍隊無權進入已經沒有戰鬥的平民街區。當時南京城內就已經沒有戰鬥，因為日軍已經奪下城池。軍事警察應當對士兵加以監督。但當時，日軍進入南京城時，20萬人的軍隊只有17名軍警。再加上入城日軍沒有任何補給，沒有後勤支援，因此要吃飽就要去搶劫，去殺人。1937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的軍隊不同編制間的爭鬥，加上缺乏戰爭準備造成的軍警不足、補給缺乏等多種因素結合，都使得南京之戰的野蠻化更加嚴重。」
「而且，由於戰爭決定十分倉促，因此缺乏準備，參加淞滬之戰的日軍並不是職業軍隊，而是預備役，也就是那些服兵役的年輕人。這些士兵面對的是一場他們不知道緣由的衝突，面對的是誓死保衛國家的中國軍隊。這種突如其來的戰爭體驗也是導致野蠻化的一個原因。笠原 十九司在書中通過許多日軍士兵的證詞顯示，這些士兵在從上海到南京的過程中，逐漸習慣了殺人：當你不再把敵人當作人看待的時候，野蠻就開始了。」
法廣：專注研究納粹主義以及戰爭暴行的法國歷史學者Christian Ingrao在《南京大屠殺》法文版的序言中認為，笠原十九司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梳理暗示，這種文職官員與軍人之間、軍隊參謀部與政府之間的較量形成了一種共鳴箱效應，使得兩種不同的軍事選擇對立造成的後果成倍擴大。
日本在東亞發動的這場戰爭事實上造成兩大創傷。一是日軍侵略和殖民戰爭的暴力給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人民帶來的創傷，另一個創傷則是對日本本國人民：美軍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導致當地數十萬日本平民死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擊的國家。從笠原 十九司在書中的歷史梳理來看，直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近三十名日本軍政要員送上審判台前，日本國民對境外戰爭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而兩枚原子彈轟炸帶來的痛讓日本國民當時深感自己才是歷史的受害者。
亞洲極右翼勢力否定歷史也因地緣政治緊張關係而存在
Arnaud Nanta 教授認為，雖然盟軍對東京等大城市的輪番轟炸以及隨後的原子彈轟炸在一定程度上讓日本國民認為自己是戰爭的受害者，原子彈轟炸帶來的痛有可能的確產生了一種弗洛伊德所說的「屏幕記憶」，但是人們也不應當忽略戰爭的發動者與受害者並不是同一批人。日本百姓其實在戰後對軍隊萌生極大的不信任，認為是軍隊發動了侵華戰爭，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導致了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
Nanta教授在採訪中也針對近年來歐美國家極右翼勢力影響擴大指出，雖然同樣是有極右翼之名，但歐美國家的極右翼政治勢力成長的內在原因與日本的極右翼團體不同：
Arnaud Nanta : 日本的保守派勢力很強，極右翼是保守派中的一員。但我不認為日本極右翼勢力的影響與20年前相比有所壯大。雖然極右翼勢力在世界各地都有抬頭，但是在表面的同一性背後，內在的動能截然不同。美國的極右翼勢力更是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以及世界其它國家不想再買美國國債的結果。歐洲極右翼勢力主要是從對歐洲聯盟的排斥中汲取能量，是有些歐洲人排斥歐洲。而在亞洲則更是由於緊張的地緣政治關係。歐洲在1989年告別了冷戰，但亞洲仍然定格在越南、中國、朝鮮這些共產黨政權與親美國的菲律賓、日本、韓國以及台灣之間的對立。極右翼勢力不只是否定過去、否定歷史，而且其動因也是地緣政治緊張關係。歐洲至少在俄羅斯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沒有這樣的緊張關係。
法廣：二戰結束80周年後，隨著中國軍事勢力的快速成長，印太地區重現緊張關係。無論是在台灣海峽，還是在南中國海，亦或在仍然被一道三八線分割成南北對峙的朝鮮半島。曾多年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埋頭發展經濟的日本開始尋求與亞洲鄰國開展軍事合作，希望不僅在地區經濟繁榮，也在地區安全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Arnaud Nanta 教授指出，因為二戰留下的記憶，日本人普遍反對強化軍事機器，他們將二戰的災難歸咎於軍隊。但與此同時，中國軍事力量的壯大也越來越令日本感到不安。他們因此陷入一種矛盾心態。而且，增加軍費在日本是個十分微妙的問題，要知道，日本的國防開支已經很高，因為駐日美軍的費用由日本承擔。這是很大一筆開支，它沒有用於日本軍隊，而是用於美軍。因此日本不可能花更多的錢用於國防。除非是讓美軍撤離，讓日本取得軍事獨立。但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日本右翼以及一部分極右翼勢力都非常非常親美。就如歐洲的極右翼團體親俄羅斯一樣。日本極右翼中很少有人主張讓美軍撤離。保守派和極右翼他們寧願付錢讓美軍留下來。但日本不能既付錢給美軍，又對日本軍隊有更多投資。必須在二者間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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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印太縱覽》專題節目邀請法國里昂高等師範學院歷史學教授、東亞研究所副所長Arnaud Nanta先生向大家介紹日本歷史學者笠原 十九司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梳理。Arnaud Nanta教授本人也針對日本社會圍繞南京大屠殺歷史敘事的一系列爭議與研究發表過多篇文章。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日本國民當時對日軍在境外的戰爭所知甚少，對1946年至1948年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爭罪行的審判的理解也就相對有限。但是，戰後的數十年間，日本國內雖然不斷有否認戰爭的侵略本質、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力量，也更有史學界的據理力爭。80年代，來自政府的修改教科書、淡化屠殺歷史的決定在日本國內引起廣泛質疑。30年的法庭爭辯，最終以政府主張被裁定違法而告終。在這些曠日持久的爭辯中，日本社會也對歷史真相有了更廣泛深刻的認知。這應該也是民主社會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