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幹校有一個特別清晰的印象，就是下幹校之前，我違心地承認自己是「5·16」。那時不知從哪裡傳來一個消息，說下幹校之後，讓貧下中農來批鬥「5·16」。我已是被懷疑對象，暗示、談話、攻心，都領教過了，也挺住了。但是說讓貧下中農來批鬥「5·16反革命」，對於我這樣一個出身在農村的青年，有一種有辱祖宗的感覺。那時，我表妹正在北京幫助我看孩子，她就是貧下中農出身，我想，我成了反革命，她會丟下孩子不管的，而如果我承認是「5·16」，交待了，馬上就可以解放，就沒有問題了，何況，戴一頂帽子下到農村去受審查，農民會看不起我的。我就是這麼幼稚的思想。以為承認了就沒有問題了。我是流著眼淚交待的。我痛恨自己的軟弱，又感到特別的委屈。我被認為是「沒有罪行的5·16」。
承認了「5·16」以後，我以為可以輕裝前進了。下到幹校以後，第一件事是繼續搞清查運動，還要深人。第二件事是蓋房子。我們學部分到上萬畝地。生產大軍得住下來。
我跟鄒荻帆和另一個人晚上睡窩棚，是菜園班的窩棚。白天，楊絳先生就看菜地和窩棚里放的工具。住窩棚，根本不能談政治。有時跟鄒荻帆說說笑話，他比較開通，還談談自己的經歷。過了兩三個月，幹校要成立文工團。我愛唱歌，是男中音，就進了文工團，集中住在老百姓的房子裡，跟外文所的人分開了。我專門練小合唱、獨唱歌曲。我們這個文工團，是用來粉飾現實的。我在文工團寫過一個獨幕劇，被懷疑寫「中間人物」。我總戴著一頂「5·16」的帽子，覺得低人一等，所以，唱「不敬青棵酒呀，不打酥油茶呀」，我並不是發自內心地「唱上一支心中的歌」的。我的精神壓力很大。過年時搞聯歡，我就專選《白毛女》中楊白勞的《千里風雪》，唱得心情沉重，也唱得特帶感情，眼淚都出來了，可是自己還是戴著面具的。出工時讓我領唱，我也照樣領：「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段時間，我跟一位外所的女同志挺談得來。她跟我不是一個「派」，卻並不在乎我是「5·16」。我們對樣板戲有看法，也意識到「文革」有些荒謬了。
我被派到鄭州去學樣板戲。京劇移植豫劇。一招一式都不能去掉，純粹是僵化的教條。回來後，又到公社去教唱過一個多月的樣板戲。嗓子都喊啞了，不知教了那些脫產出來學戲的農民多少遍，他們仍不能唱。這些年輕農民沒接受過京劇，公社只有有線廣播，是唱豫劇的。所以他們怎麼也學不會，走調不說，還老往豫劇上靠。沒有對京劇的興趣，也沒發現誰有天生的好嗓子。反正教的那些《沙家浜》、《紅燈記》，最後都還給我了。
開始老鄉一看我們是中央下來的，畢恭畢敬。後來覺得這幫人彆扭，有的人後面老跟著一個人（被看管的）。最後他們也明白我們是一些凡夫俗子，於是偷莊稼，占小便宜，什麼都敢干。
夏天西瓜多，我們菜園班的人老跟楊絳開玩笑說：楊老太，請吃西瓜吧！她說，說真心話，我真想請你們吃瓜，就是怕到時候說我拉攏群眾！那時，別的連有一個「5·16」自殺了，就埋在菜園地旁邊。她說，哎喲，這個墳上什麼都沒蓋，多冷啊！這簡直就像幻想小說了。楊絳很了不起。幹校那些對我們驚心動魄的事情，她在《幹校六記》裡隻字不提！殊不知，她的女婿在「文革」中也因「5·16」自殺了，可她從來沒表現出憂傷，還跟大家說說笑笑的。其實，她記住許多的東西。幹校那麼烏煙瘴氣，雞飛狗跳，她一句都沒有涉及，總是那麼淡淡的一種情懷。他們夫婦分別在文學所和外文所，兩所與郵局形成三角形。郵局是三角形的尖角。所以每天他倆都能相見。有時錢先生遞給楊絳一封信，有時楊絳遞給錢先生一封信。每天如此，相濡以沫。
以前我勞動很熱情的。「四清」時，得肺病剛剛痊癒，我也要求去了，還得了工作團的標兵稱號。幹校的勞動，則只能說是勞動，談不上熱情。在菜班時，大家挖了一口淺井，還需要一個戽水的機器。我一人去城裡買機器。這個戽水的機器直徑二尺，要把它的鐵軲轆運回來，可是不容易。守在城邊路口，眼巴巴地招手搭便車。黃塵撲面。我看著這個鐵軲轆和鐵鏈上掛著的水勺，覺得自己就像那些小水勺的一個，被掛在了鐵鏈上，不知要轉到哪年哪月。真是每天都感到悲憤。常有噩耗傳來：這裡上吊死一個，那裡自殺了一個。一共死了十幾個，但那感覺好像是隨時都在死人。臨下幹校前，外文所支部書記上吊自殺。他有小兒麻痹症，腿不好。他承認是「5·16」，大家都不相信。說他參與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專案組，打成「5·16」。甚至他自殺後，有人還批了他一通，說是「5·16」分子的「頑抗」。
學部的階級鬥爭就是搞「5·16」。學部遷到明港深入搞運動。為了加強。還派了一位軍級幹部到軍宣隊，記得在明港學習周總理批示的一個文件，說要吸取延安審干時擴大化的錯誤的教訓。我流著眼淚說，學了文件覺得心緒萬千：這擴大化的傾向，在黨的歷史上是這麼大的教訓，怎麼克服不了？把不是的說成是的，是罪過。階級敵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少數。如果有那麼多人參加「5·16」，都來反對黨，豈不說明我們的黨太沒有威信了，是把黨的力量估計太小了！
所以我恨清查的人心狠，也恨自己軟弱，恨自己怕死。過去，我經常看到恩格斯說的一句話，意思是：在戰場上那些曾經膽戰心驚的戰士，最後在走向刑場時，卻是視死如歸了。那時我就決心，以後再不說假話了，因為說了假話，內心更難受。每次開會要認罪一番，要講違心的話。我想再也不重複這種荒唐了，「文革」之後，很多人自我批判很厲害。我反思自己也是很深刻的。
在明港後期，我也讀了一些小說，白皮書。如蘇聯的《落角》、《多雪的冬天》等。還讀了《紅樓夢》。1958年，我買了一本《千家詩》，戈寶權把書借去，把五言七言千家詩抄了一遍，連註解全都抄下來，約十萬多字呢。戈寶權床的一半全是書，真是愛書癖。
幹校的這一段經歷，我個人的例子算不上驚心動魄，但卻是一個小的典型。對我來講，更多的是對一個知識分子心靈折磨的感受。美國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說過：我反對你的意見，但我願意用生命來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他能夠用生命來保證對方說話的權利，我就不能用生命來保證自己說話的權利嗎？做到這一點也許很容易，也許很難。
選自《無罪流放》，賀黎、楊健采寫，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