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時，每年母親都會帶我去照一張相，所去的照相館永遠是王府井的麗影相館，時間永遠是在夏末。照相的那天母親總會穿得很好看，也給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我們走在街上，或者坐在照相館裡等，我曾聽人讚嘆：「嘖嘖，這媽媽好看，女兒也好看。」
照過相後，若母親還有興致，她就會帶我去下館子。我們常去的一家餐館，名為「康樂」，開在王府井北的一條胡同里。這餐館門臉不大，胡同外也無招牌，只在大門上方的黑匾上寫著「康樂」兩個金字。進門有一方白影壁牆，之後的紫藤和丁香紫了一院兒，也香了一院兒。
餐室門口置了一對大水缸，水缸里養著黃鱔，它們滑頭滑腦地呈現出遊蛇的模樣。我生長在北方城市，此前從未見過鱔魚。看著它們，有點恐懼，更有幾分好奇。最終好奇戰勝了恐懼，我試圖去抓，自然被大人罵。因為惦記著看鱔魚，我甚至不記得都吃了些什麼，只記得餐室高高的屋頂，放著三四張餐桌，食客不多，安安靜靜，古里古氣。
文革開始後，革命的風聲很緊。在單位食堂買飯，母親多買一根香腸都會遭到批判，自然也就不會再去下館子。那段時間裡，我還真不知康樂這樣的餐館還開不開門。1970年代中期，我和母親從五七幹校回來後又去康樂餐廳，才知它已經搬到安定門了。後來，我路過康樂餐館，它的門臉大了，外觀也大眾化了。從窗口望進去，裡面很多食客，服務員忙著開票送菜，桌上杯盤狼藉，看得我都沒興致推門進去吃了。
好像是一個秋天，母親帶我去東安市場裡的吉祥戲院看崑曲。我自然是看不懂，只是看戲中人的眼神，招式和鳳冠霞帔。散戲時，母親帶我到後台去和一個戲中人說話。我才知道那個女主角兒是我家的親戚，母親要我稱她嬸兒，她穿著戲裝，臉上紅紅白白，黑黑的大眼睛明亮逼人。她卸妝換衣，卸妝後的嬸子看起來柔和了很多，但她的眼神，做派和母親還是很不一樣。不知道怎的，我覺得她挺「舊」，好像是舊社會的人，儘管我也說不出舊社會的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嬸子披上淺灰色的呢大衣，系上淡黃綢巾，帶著我們走出吉祥戲院，穿過東安市場。市場裡的舊書店還沒上門板，店門口攤了好些舊書，曲里拐彎，見著認識的人，她就打招呼。經過一家印度人開的鋪子，奇怪的味道飄進我的鼻子。我看著聞著，嗯，這東安市場代表著「舊」，吉祥戲院的戲是舊的，那裡演戲的人都是舊人。
跟著嬸子，我們到餐廳吃飯。為啥去那個餐廳，又吃了什麼？我完全不記得了，只記得餐廳的模樣更像我想像中的館子，人多熱鬧，場子大。我還記得嬸子用餐時依然是戲劇演員的韻，一招一式，有范兒而不亂。嬸子60多歲時，突然離婚改嫁去了台灣。據說她後一任丈夫早年在北京時就非常仰慕她，早年？有多早？至少將近半個世紀了吧。
1973年，我家搬到西郊藍靛廠。那裡居民稀少，只有一趟公共交通，且班次少，收車早。因交通不便，進城就成了一件大事。那時進城，母親只穿制服，不過她還是堅持要我穿得好一些，因此我也總留有一兩件「上街」時才穿的好衣服。每次穿上好衣服，走出家門時，母親總是喜歡跟在我身後，這裡看看，那裡看看，掂下一個線頭，或扯一下褶皺，真的有點煩。
其實那時所謂進城就是去西單，但一去需要大半天。我們常去吃的館子是四川飯店。它位於絨線胡同內，正餐和小吃分別開門。正餐開在四合院裡，正餐的菜式主要是魚香肉絲，干煸牛肉絲，宮保雞丁等傳統大眾川菜。可是這裡無論是什麼「絲」總是切得十分的細，細得紋理分明。大油快火，隔著老遠就「川」味撲鼻。干煸牛肉絲很容易煸過頭，吃口過柴，但四川飯店的這道菜總是鮮嫩入味。這些菜必得配大米飯，米飯又必得由晶瑩剔透飽滿的上好大米燜成，那才吃得香吃得過癮，吃的酣暢淋漓！
四川飯店的小吃開在隔壁，店面沒有正餐的講究，只是一間大棚，棚里只賣擔擔麵和湯圓。當時的擔擔麵二兩一碗，一碗不是五角就是一元。掌廚的是個胖胖的四川女人，調製擔擔麵極為拿手，畢竟大多是北方食客，她調的麻辣絕不過度，卻是香味撲鼻。
「四川來的芽菜啊，北京怎麼吃得到？」母親邊吃，邊說。此時，她必會回憶四川的青菜頭、葉兒粑、小籠牛肉等。吃完後，我們總會叫一碗湯圓。北京人管湯圓叫元宵，我印象中，早年的北京元宵都是搖出來的，干硬得打在腦袋上能起包，四川的湯圓都是包出來的，比北京元宵糯軟，餡子細而綿。
1987年，我開始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駐京機構工作。當時算高薪階層，下館子的次數也多了，但那多是因公下館子，自己還是捨不得花錢去外邊吃飯。由己推人，當時下館子還是一項花費，一般家庭只在招待特別重要的客人時才捨得去。1991年，我再次出國。三年後探親回國，發現不過幾年，下館子已成為主要的應酬聯誼方式。回國吃的次數多，吃的花樣多，說的話也多，館子的環境，所吃的菜餚反倒都被淡化了。
大概1995年左右，外子與沈昌文先生相識。沈先生自1986年至1996年，一直擔任三聯出版社總經理和《讀書》雜誌主編。他熱情好客，在文化出版界人脈廣闊，還特別會吃。那年夏天，沈昌文先生說要請我們吃飯。當時還沒有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他從雙肩背里拿出一個小玩意兒，裡面有北京各類風味的餐廳。他問：「你們回國想吃什麼，我就在這裡查，然後咱們就去那裡。」最後他挑了米市大街上的一家上海餐館。飯後，沈先生聽說我患有嚴重的鼻炎，特別打電話叫大女兒沈一為我診治，沈一是同仁醫院的醫生。
隨後幾年，每次回北京，我們都會拜訪沈先生。多數時候，我們約在東四三聯書店的咖啡店，然後再一起去下館子。沈先生推薦的館子皆為一流，唯有一次例外。那次是在金魚胡同里的一家法式餐廳，菜上得慢，而且不很地道。但在那次洋餐中，我們結識了即將出任廣西師大出版社總編的劉瑞琳女士、花生書屋總編王瑞智先生。我與他們合作就始於那次下館子，後來成為朋友。與沈先生一起下館子，吃飯只是個名頭。
有年夏天在北京，我和外子去探望劉遼先生。劉先生與我父親是空軍幼年學校的同學，現在與外子同行，因此我稱他「叔叔」時，他總笑說：「輩分亂了，輩份亂了。」
劉遼和我父親都沒逃過1957年那一劫。劉先生在學術上頗有建樹，但因六四，他一直未能成為博士導師。他住的大學宿舍很小很擠，長期不給他調整，所在的大學認為他是異見人士，不准參加校慶。
我們去的那天，劉先生堅持要請吃飯。我知道他住的很憋屈，就說千萬別客氣。推辭了半天，終究還是恭敬不如從命。天氣很熱，我們吃過飯走出館子，卻不見劉先生。我折回去尋他，他正在給一個要飯的老人買包子。那老人顯然常在這一帶要飯，常常被飯館驅趕。劉先生買了包子，買了水，把那老人帶入門廳。他對門衛說：「你就讓他坐在這裡吃完吧。」此時，劉師母也折了回來，她說：「這老頭子就是這樣，每次看到要飯的老人都去管，他管的過來嗎？」
幾年後，劉師母患癌症去世，後來劉先生又患了阿茲海默症。患病中，他主要靠學生和同事趙錚照顧。後來病嚴重了，劉先生進了養老院。去世前，他幻聽幻覺已經相當嚴重。趙君去看他，他說：「對面牆下坐著一排人，要來害我。」劉先生小我父親三歲，卻走在了我父親的前面。
2014年，我回北京。大學同學劉偉熱情慷慨，給了他家房門的鑰匙。我不熟悉那個社區，傍晚出門找食，路過的第一家就是炸醬麵館。餓而饞，我立刻推門進去。流水牌上寫著炸醬麵、爆肚、炒肝、豆汁等，每個菜幾十塊錢。付錢拿面，我才注意到面碼放在那邊的大號碗裡，一字排開，隨意取用。我舀了一勺黃醬，再加上肉末黃瓜絲。嘗了嘗，略咸。
挑面吃著，就見門口進來一對父子。父親看上去80多歲，兒子的年齡和我差不多，舊衣舊帽卻蠻幹淨。兒子扶著父親坐下，就去窗口叫菜。他叫的是炒肝。這東西雖是北京名吃，但我總覺得勾的芡太多，不喜歡。我聽著那人對窗口服務員說：「你家的炒肝，肝兒給的太少，我去某某家吃，比你家給的多多了。」服務員回了句什麼，我也沒注意，心裡想著這對父子真是老北京人啊，到哪兒都喜歡吃炒肝，還有比較呢。我覺得這兒價錢便宜，但對他們就未必了，花了錢出來吃，覺得不值吧？
面越吃越咸，黃醬也不香，剩下些面碎，我抹抹嘴就離開了。回家的路上，才看到這條街上有好幾家餐館，其中一家春餅店，招牌寫著「春餅管夠」。裡面食客很多，我有點後悔剛才的飢不擇食。心裡想著：「還要在這兒住幾天，改天一定來這兒吃。」但直到離去，我竟沒機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