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北大右派學生顧文選之死＊阿波羅新聞網

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文革中一次以國家機器通過公檢法系統直接處置政治犯的運動。這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拉開了「一打三反」運動的序幕。

這個文件中說，「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兇、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按照這樣的精神，在當時有公檢法之名，卻毫無法律制度之實的社會環境下，造成了無數冤案。特別是一批年輕的思想者、反叛者遭到殘酷鎮壓，當時北京市有一批政治犯被處以極刑，其中為首者是北大右派學生顧文選。

辦公樓「控訴會」

在北京大學的七百多名右派中，顧文選是比較知名的右派學生，他的出名，是由於1957年5月25日那場著名的辦公樓「控訴會」。

在5·19之後的鳴放中，西語系三年級於5月24日組織了一場小規模座談會。據當年參加座談會的法語專業54級學生夏曙蕾回憶：座談會規模不大，在哲學樓一個教室舉行。當時北大黨委副書記謝道淵到場，但只聽沒有表態。因為這個會是西語系54級的會，56級的顧文選沒有參會。

在這次會上，西語系英語專業54級學生周鐸發言，講述了自己在公安系統工作時肅反運動中受迫害的經歷。據新華社5月27日內參報導，還有一個調乾女學生談出了她原在家鄉時遭受所在縣的一個幹部強迫要與她結婚，並採取了各種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個名叫時榮章的學生（共產黨員）也在系會裡暴露了黨支部原先如何確定肅反重點、發展黨員的計劃以及伏老[1]來校參觀時的部署。（分社按：據市委高校黨委反映：許多學生現在專意向所謂「黨的秘密」進攻，這個黨員被他們攻破了，叛黨了。他將黨內布置的肅反部署，如何監視人和審查信件，以及在歡迎伏老時黨內如何布置監視有問題的人統統講出）。

周鐸的遭遇以及時榮章的發言，令在場的聽眾情緒激動，當場就有人高呼：「我們要控訴！」在場的馮至先生說：這簡直是傷天害理的事。主持會的西語系助教黃繼忠和西語系學生會遂決定召開更大規模的會議，定名為「三害控訴會」，於5月25日在辦公樓禮堂召開。據採訪過黃繼忠的丁抒記載：「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2]

在5月25日控訴會上，顧文選參會並成為重點發言者，他講述了自己在肅反中的遭遇，據顧文選自述，他1949年參加革命，一直在杭州警局工作。肅反中被以「污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的罪名批鬥和毆打，他還手保護自己，結果被指控為打人，關進監獄，被非法關押四個月。終因無法定罪被釋放。他因此而丟了工作，幸而文化素質較高，在向科學進軍的寬鬆環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語系。顧文選的講述繪聲繪色，很有感染力。頭一天在西語系54級會上發言的周鐸也講了自己的經歷，他也曾在公安機關工作，並且也與顧文選一樣在肅反中受害，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備受虐待。周鐸在講述自己遭遇時十分動情，聲淚俱下。

那場控訴會聽眾很多，年輕的學子們很多沒有經歷過肅反，北大的肅反也規模較小，手段遠沒有警局的嚴酷，因此，對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聽眾反應非常強烈。很多人震驚於艷陽天下的新社會，竟會有如此無法無天的事情！不少人因同情和悲憤而落淚。中文系54級的學生右派沈澤宜說：「兩位同學控訴完畢會還沒散，我轉過身去，發現離我幾排座位的中間部分坐著林昭，她的眼睛已經是紅紅的了。」[3]

沈澤宜回憶：兩位同學控訴完畢，西語系系主任馮至先生手中拿著兩位同學的控訴稿，「淚涔涔下，抬頭對我們說：『同學們，我向你們保證，我是全國人大代表，我一定把這兩份控訴書親手交到毛主席手中！』他的話音被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所淹沒。」[4]

顧文選的講話記錄，後來以《我的遭遇》為標題，發表在學生社團百花學社的刊物《廣場》上。有14頁。

辦公樓控訴會在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也驚動了校領導。很多老學長都還記得那天是周六，當晚東操場放映電影，在電影放映前，江隆基副校長手拿擴音喇叭，向同學們講話，他嚴厲指責了控訴會，他提醒學生「不要做超越整風範圍的事情。」而第二天，江校長的講話招來了一片反對聲。

後來江隆基因反右不力黯然離開北大，又在蘭州大學死於文革初的殘酷迫害，北大的學子們回顧當年，很多人感到冤枉了江校長。江校長作為高級幹部，應該是了解引蛇出洞政策的，或許他是看到學生們的控訴已經走到了危險的境地，擔心將來秋後算帳時會有更多學子入彀，這才忍不住出來制止。筆者認同這種可能。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守土有責的黨的幹部，他應該也無法接受在自己所領導的北大，出現這樣過激的「控訴」。

蒙難與遇難

後來的反右中，在控訴會上製造了全校影響的顧文選，毋庸置疑地成了極右分子。1957年，他以「反革命煽動」罪被捕入獄，判刑8年。

顧文選刑滿後，仍然不能離開勞改農場，他沒有結婚，父親早逝，只有無依無靠的寡母。因此他無家可歸，只能在農場就業。他判刑後，與他見過面的只有同在勞改農場的北大右派難友張元勛和黃繼忠。

張元勛回憶，1966年夏收之季，顧文選與我俯躬揮鐮于田間，駢行並進。操勞之間，他向我說：這樣下去不行，得想個辦法！次日中午，乘午休之一小時，他悄然走進我的狹室，其時室內蒸悶，人皆尋樹蔭田塍處午臥，唯我一人惜時苦讀，他把一冊精裝原文版《雙城記》遞給我說：「留作紀念。」未再語，轉身而去。次日適逢勞改隊之休息日，其日「晚點」，唯顧文選未歸。約兩個月之後，有押來「勞動候審」者與我等共起居，久則漸廝熟，言於看守所見一重刑犯，傳本自農場逃跑越境，引渡押回。我問其姓名，則答不知，只知代號321。問其形貌，則答：南方人，二十多歲。[5]張元勛很久後得知，此人就是外逃蘇聯被引渡回國的顧文選。

同在農場勞改的黃繼忠，與顧文選有師生之誼。一天，顧文選來看望黃繼忠，只簡單說：我可能以後不能經常來看你了。[6]黃繼忠沒有想到，這是顧文選與他的最後訣別。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都收到了一份北京市軍管會發布的《通知》，《通知》說：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

在這張通知上，顧文選是五十五名罪犯之首犯，關於他的罪行是：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這樣的通知，實際上是一種專政力量的震懾，毫不知情的革命群眾，只能擁護，豈能有任何異議。

1970年3月5日，顧文選以叛國投敵罪，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最後一個未改正的右派

1978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為右派分子落實政策的55號文件。北京大學根據文件精神，迅速成立了第二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右派的複查和改正工作。右派改正工作本著先易後難，先簡單後複雜的原則，逐步推進。至1979年9月22日，第二落實政策辦公室匯報工作情況時，全校所劃715名右派中，695人已做結論，20人待定。在已做結論的695人中，有689人要改正，6人不改正，這6人是譚天榮、龍英華、劉奇弟、顧文選、賀永增、陳遠[7]。

顧文選列在不改正的名單中。

在後來的幾年中，總書記胡耀邦及相關領導機構盡力排除右派改正工作中「左」的干擾，督促這項工作在阻力中推進。北大作為當年反右重鎮，右派數量多，情況很複雜，較其他單位改正工作難度更大。總體來說，北大黨委對這項工作的態度是負責的。

至1986年2月，《北京大學紀事》中關於右派改正的記載如下：

校黨委綜合1957年反右鬥爭及落實中央55號文件精神，進行複查的情況。其中說，全校共劃右派716人，教職員120人，學生596人。經過複查，原劃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並作出了複查結論。維持原劃的1人。[8]

維持原劃一人是誰，一直是個謎。北京大學數學系曾被打成右派的閆桂勛在《北京大學右派分子改正考》[9]一文中關注到這個問題，他說：這一人是誰呢？為什麼沒有改正呢？他在1957年的言行有多嚴重以至於不給他改正呢？遺憾的是《北大紀事》沒有明說。閆桂勛認為：當年北大定的最大的幾個右派如：譚天榮、陳奉孝、張元勛、王國鄉、林昭等都改正了，不可能還有因57年的問題嚴重而維持原劃的。他為右派改正的問題拜訪過《北京大學紀事》的主編王學珍書記，他聽「王學珍老說，只有1人逃往國外，不予複查」，因此他推測，「維持原劃的1人」應為「因去國外不予複查1人」，也就是說，所謂「維持原劃的1人」並不存在。

筆者在做調研搜集材料時在網上購得原北大人事處處長馬樹孚（1937—2016·5·2）於1987年1月至4月記錄的工作筆記，其中的記載揭開了這一謎底。馬樹孚在參加1987年3月31日落實政策會議時記錄：右派改正，全校715人，已改正的714人，（未改正者）顧文選，原西語系學生，因反革命罪，判8年，後又叛逃，66年偷越國境，被槍決。同一問題又見幾天後的1987年4月3日第二次會議記錄：顧文選，79年曾說維持原結論不變。右派改正應抓緊。馬樹孚當時已任人事處處長，參與落實政策工作，其工作筆記應有相當強的可信度。

從1979年9月到1987年，原來決定的不改正6人已經有5人獲得改正，僅有顧文選仍維持原劃，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的叛國罪。

1979年第二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匯報中關於顧文選是這樣記載的：「顧文選，西語系調干生，原在公安部門工作，57年鳴放對肅反有攻擊性言論，他在西語系組織一個控訴會，控訴肅反運動，在禮堂開幾百人參加，氣氛搞得很緊張，超過大鳴大放，造成了很大影響，後來在1966年左右逃到蘇聯，過了幾個月，被蘇聯驅逐出來，警局審訊，在蘇聯出賣了我情報，罵我們，沒什麼油水就把他推回來，後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叛國投敵產生了嚴重後果。證明了他57年對黨是有仇恨的，根本立場是反黨的，這個人不能改。」

叛國罪是右派改正中的一個敏感問題，沈元的所謂叛國並沒有出境，只是進了使館，沒有出賣情報的可能，但也經歷了留尾巴和去尾巴的兩次改正。上述情況匯報中還提到逃港的物理系54級右派沈迪克，說對他的改正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偷渡叛國，要慎重。曾因謀劃逃港而被判刑的生物系53級右派學生張強華回憶：他和一同判刑的逃港右派袁植芬是生物系中最晚被改正的右派學生，張強華也經歷了兩次改正，這應該也和「叛逃」罪名有關。外逃蘇聯成功的歷史系學生右派雷光漢，改正經歷更是一波三折，筆者將另文記述。

顧文選的「出賣情報」應該是子虛烏有的，一個在勞改中監禁多年的犯人何來情報可出賣？但這種莫須有的罪名也沒有可能去證偽。顧文選在鳴放中的「控訴」本已在當時就轟動全校，把他後來的「叛國」與當年的「控訴」聯繫起來，就順理成章地得出了「對黨有仇恨，根本立場是反黨的」結論。

從馬樹孚的工作筆記中看，北大校方並沒有遺忘放棄顧文選，根據《北京大學紀事》1987年10月13日的記載，右派改正立案715人全部結案，[10]這表明顧文選的錯劃案也於此時了結。雖然，結案並不等於改正，但是，根據馬樹孚工作筆記中所表明的校方態度，顧文選獲得改正應該是有可能的。

筆者的師姐王友琴發表過文章記錄顧文選之死，[11]她告訴筆者，顧文選的妹妹顧文菊曾聯繫她，告訴她警局後來為顧文選平反，並給予補償一萬元。這是一個令人稍感安慰的信息，對於一個青春在監獄勞改中度過，文革中死於專政槍口之下，無室無家無後的不幸者，還有什麼能補償他所喪失的一切呢！

注釋

[1])伏老：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他於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訪問中國，並在5月5日來北大參觀。

[2]見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紀實》。

[3]見沈澤宜《北大，五一九——學生右派們是「怎樣煉成的」》，天行健出版社，2010，第123頁。

[4]同上書，第123頁。

[5]見張元勛《北大，一九五七》，明報出版社，2010，第317￣318頁。

[6]見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紀實》

[7]原稿在陳遠之後注有：已自殺，西語系女教師，歷史反革命，對肅反不滿，同軍統有關，策反我地下黨員，有歷史罪行。另：經筆者核實，「陳遠」系「程遠」之誤。

[8]見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0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