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顧雁在合肥，時年89歲。（艾曉明拍攝）
古漢語裡，九十歲被稱為「鮐背之年」，喻義高壽有福。而出生於1935年的顧雁，一生坎坷——作為上海世家子弟，18歲時去北京大學物理系求學，1957年讀研究生時在蘭州大學被打成右派，下放天水勞動時因發起創辦地下刊物《星火》，與林昭同案而被重判17年，1974年減刑出獄時，已近40歲。
於最殘酷的年代倖存，走出監獄的顧雁，又度過了漫長的50年人生。到今天，經歷過癌症手術與妻子早逝，無兒無女的他，如一隻孤雁，於暮色中回望一生時，林昭，依然是他此生最深切的懷念。然而，數十年來，他將這份懷念埋藏心中，很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與林昭的關係。直到今年8月，中國民間檔案館獨家刊發了他的回憶長文——《我與林昭：「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上篇及下篇），這是顧雁首次對公眾全面講述自己與林昭的關係，以及林昭與星火案的關聯。這篇3萬字的長文，也是尚未出版的《顧雁回憶錄》中的一部分。
1981年「星火案」平反之後，顧雁即全心投入物理學研究——一方面，這是他青年時的夢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完成那個在林昭死去之後，對自己的誓言：要對人類有所貢獻，以擺脫「偷生者」的恥辱，讓自己的生命「復活」。這可能也是1949年後中國那些政治反抗倖存者共有的命運——他們一生都無法放下「倖存者」這個精神重負。對顧雁來說，重負之外，也有沉痛的深情：1981年，46歲的他終於要結婚了，他向母親索要那枚原本留給林昭的翡翠，並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專程去了蘇州林昭的墓前祭奠。
顧雁和林昭在1960年1月於上海初次相見，當時顧雁25歲，林昭28歲。他們的感情在夏天升溫，但到秋天就不得不訣別——1960年10月「星火案」發後，他們在上海和蘇州分別被抓，從此再無相見的機會。1968年4月，林昭被殺害，生命永遠定格在36歲。
一直到今天，林昭依然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禁忌。她蘇州靈岩山的墓前，布滿攝影頭，近些年，監控更為嚴厲，時有人因為去祭奠她而遭抓捕。她的名字，已成了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個象徵。藝術家嚴正學為她創作了雕塑，頭像堅定、俊美，脖頸則被重重鐵鏈纏繞。
或許是因為林昭作為一個抗爭者的形象，在人們心頭的烙印太重，加之最終導致她被判20年重刑的案由起因是「星火案」，這讓很多人以為她參與創辦了《星火》這份地下刊物。但事實上，作為1960年代初當局炮製的一個「反革命大案」，星火只是重判林昭的一個由頭。林昭與星火的關係若即若離，她真正有行動意味的政治反抗，實際上發生在星火同道被抓，但只有她一個人被保外就醫並回到蘇州之後。
「我不止一次地對來訪的朋友說過，是我害了林昭。而我們之間選擇的不同在於，我的抗爭行動，到進監獄後就結束了。但她卻從邁出監獄開始，一直到拼死抗爭，獻出生命。」顧雁曾在《我與林昭》長文中如是寫道。
星火案發後，直接被牽連進去的有40多人。林昭對《星火》涉及不深，但為何被重判20年？為何她在第一次被抓後，於1962年3月保外就醫、本可能自保平安的情況下，反而一改過去隨性的態度，更為積極地活動，導致在8個月後再次入獄，乃至最後被殺害？這些問題，在顧雁的這篇回憶長文中，都能找到一些答案。
作為《星火》的創刊人以及整個案件的親歷者，顧雁的回憶與敘述，不僅釐清了一些關鍵事實，也讓那個時代政治反抗者的形象，以及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更加清晰和立體——政治反抗運動需要更多元的敘述，這也是本文想表達的主旨之一。
1957年，顧雁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他後來前往蘭州大學攻讀研究生，並在此期間被打為右派。
1. 於《星火》，林昭犯的不過是「寫詩罪」
「林昭與星火的關係，其實始終若即若離，最多算是思想上的同道。」顧雁回憶。
1959年的秋天，甘肅天水的東泉（今馬跑泉）鎮拖拉機站內，顧雁和張春元第一次將林昭的長詩《海鷗》刻印了數份，並在朋友中流傳。在信息封閉的年代，這首詩能從上海傳到大西北的甘肅天水，是因為另一位蘭大右派學生孫和，其妹孫復是林昭的同班同學。此時，大饑荒已爆發，張春元、顧雁等人在醞釀要做點什麼，這首詩中的反抗精神讓他們如獲至寶。但據顧雁回憶，曾經當過軍人的張春元，對詩中「不自由毋寧死」的情感，雖然贊成，但覺得有點「浮誇」，他認為當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實際的行動。
一個流傳的說法是林昭的《海鷗》長詩刊發在星火的第一期，事實並非如此。對「西北的朋友們」在她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刻印這首詩，林昭甚至頗不以為然，1961年10月，在看守所寫下的《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一文中，林昭曾提及此事，言下之義，她並不贊成這樣的方式。
顧雁回憶，林昭確實沒有參與星火的醞釀、籌劃，但因為這首詩，讓大家彼此產生了精神上的共鳴與連接。也讓他們認識到，在中國，還有像他們一樣關心著國家命運的人存在。兩三個月後，張春元就以出差的名義（他因為有修理技術，被安排在拖拉機站工作，有一定的自由）去了上海，並找到了林昭。這次張春元帶回了林昭的另一首長詩《普羅米修斯的最後一夜》。
和《海鷗》一樣，林昭的這首長詩中，也有囚徒的意象：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為了光明的火種，不惜與宙斯對抗，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如此熱情剛烈的詩歌，卻被林昭用秀麗的筆跡，寫在精緻的信紙上，可以摺疊放入口袋，這讓顧雁記憶深刻。
拿到詩後不久，張春元、顧雁、苗慶久、胡曉愚四人在天水背道（今麥積區）開會，明確了分工。12月，《星火》第一期誕生，刻印的地方在天水武山縣————向承鑒和苗慶久在這裡勞動。《普羅米修斯的最後一夜》也在《星火》第一期中，這可以說是林昭與星火最直接的關聯。如幫助顧雁整理回憶錄的艾曉明所說，「林昭在星火案中，所犯的其實就是寫詩罪。」
不過極權之下，寫詩本身就有它的意義。就如顧雁說，林昭的這兩首詩，讓他和張春元認識到，「在中國的土地上，確實有一些青年朋友，願意為改變不合理的現實而犧牲。」而這個認知，對《星火》的誕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但因前述原因，林昭是「星火」創辦者的說法至今流傳，也出現在各種文獻中。據顧雁介紹，《走近林昭》（2007年，明報出版社）一書中附錄的《林昭年表》中也採用了這個說法。
事實上，不光是後來的研究者，就是林昭的同道朋友，對她這一段歷史，也並不了了。例如，曾以未婚夫身份去監獄探視林昭的張元勛，在回憶文章中寫到林昭的被捕時，也語焉不詳：「林昭回到上海後生活在母親、妹妹身邊，療、養皆好，日漸康復。她體力稍好，便常到圖書館、公園，逐漸結識了幾位青年友人，往還漸繁，不免語涉國事……他們寫成文字，上書北京，交郵寄出未久，上海警局靜安分局便派人去蘇州將林昭逮捕（此時林昭在蘇州家中養病）。」
2. 當時的林昭並不主張「無謂的犧牲」
按照顧雁的回憶，林昭確實看到了《星火》雜誌。那是1960年1月他們初次在上海復興公園見面，他給她帶去了一份不久前剛在天水刻印出來的《星火》，但林昭當時並不以為意，甚至沒有當面打開看，只是放到了一邊。此後他們再見面，以及後來往來書信數十封，也沒有提及此事（見《顧雁：緘默的星火靈魂》）。
林昭對「星火」的態度為何如此？40多年後，顧雁看到林昭於保外就醫之前，在看守所寫下的《個人思想歷程》一文，也才更明白了她的態度。關於「大西北的朋友」刻印她的詩，她說：「在京時我曾手抄以傳閱和贈送過，那個，另一回事，那還勉強可以算在合法的範圍里，至多你來批判我這詩便是了。一到印刷，雖是油印，亦總有點譁眾取寵、驚世駭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態，其實又沒啥了不起，『鞋子不著落個樣，月亮里點燈空掛名』，我不為也！」
對此，顧雁的感覺是：「由於我的刻印，她的詩從地下寫作變成了公開寫作，她認為這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反，作者和讀者都受其害。」他也憶及，當年他們準備將張春元的《論人民公社》刻印出來，傳遞到高層幹部手裡，在林昭看來，似乎也是老生常談，並沒有什麼價值。而且「她認為我們誤解她了，以為她是怕，但她並不是怕——不參與，是因為不值得，不值得便不干」。事實上，在《個人思想歷程》中，她也是這麼寫的：「可我這種主張曾受到誤解，使得我相當生氣——已經走到了這麼一步，難不成我還惜此一身麼？」
顧雁認為，林昭當時這樣寫，一方面有可能是為了減罪而避重就輕的考慮——畢竟這是一份在看守所內寫的檢查，但更多的，也是她當時真實的心理。
艾曉明則認為，林昭當時的這種態度，其實並不奇怪。反右之後，林昭的心境其實頗為悲觀——反右前，她曾在北大參加學生刊物《紅樓》與《廣場》的各種活動，反右之後，她的這些同仁，都遭遇到巨大的打擊，例如和她關係密切（兩人甚至曾計劃結婚）的學弟甘粹，就被發配到新疆勞動教養20年。1957年冬天她在北大與張元勛告別時，所說的話就非常沉痛，「情況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都要時刻做好被捕的心理準備。」而她，實際上是並不主張無謂的犧牲的。
上海初見，顧雁感受到了林昭對《星火》的態度，後來還和張春元一起交流過此事。但這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彼此欣賞——他和她的政治觀點，似乎也不用談論太多，彼此都是明白的。從1960年四、五月開始，他們的交往密切起來，但因為林昭帶回家藏在抽屜里的那份《星火》被母親看見，母親怕她再受影響，要求她回蘇州老家去。據顧雁回憶，接下來的幾個月，他們之間的信件往來十分密切。有時，一封信還沒有回覆，林昭的另一封信已經到了。「林昭的個性也是如此。不讓她做的事情，她是偏要做的。」顧雁說。
如今看來，1960年夏天的那幾個月，可能是林昭一生中最平和與舒緩的一段日子——她和顧雁交往，書信熱烈，也像男女朋友一樣約會，有時在蘇州，有時在上海，兩人約在公園見面，林昭有時還會帶上一些點心來。
1960年9月，譚蟬雪在廣東偷渡被發現，張春元前去營救，引起懷疑被抓，「星火案」發，一個多月後，顧雁在上海被捕，隨後，林昭在蘇州被捕。
被逮捕前，顧雁已察覺到身邊出現密哨，他燒掉了其他的文字和信，但捨不得林昭的信，所以留了下來，和油印機等東西藏在老家的閣樓里，最終，這些東西都被公安搜走。顧雁認為，林昭的這三、四十封信，至今應該都在他的案卷里——不過他認為，這些信件，雖落入公安手中，但不足以增加林昭的罪責，卻能反面證明，她確實和《星火》同仁的策劃與行動並沒有關係。
3. 「對林昭來說，道德上的清白比什麼都重要」，「她不願意一個人被放出來」
1962年3月5日，經母親的活動，林昭被保外就醫。顧雁後來看到彭令范的回憶《我的姐姐林昭》一文中描述，林昭當時拒絕跟來接她的母親和妹妹回家，並且十分激烈。「姐姐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我和母親根本拉她不動。最後由母親請一位朋友家裡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裡。」
「1962年3月5日（開始）保外就醫時的林昭，和之前與我們的政治活動保持距離的林昭完全不一樣了，和《思想歷程》裡的林昭相比，簡直可以說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保外後她不僅沒有安穩下來，而且行動更激進了。」顧雁在《我與林昭》中寫道。
他也曾一直思索林昭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大的變化，結合他1975年刑滿後回到上海探親，以及1980年平反以後逐步了解到的情況，他的分析是：林昭在得知保外時，沒料想到，所有共犯中，其他人都還被關押在裡面，單獨把她釋放了。她將此舉看作對她人格的巨大侮辱，因而堅決拒絕出獄。
「林昭就是這樣，道德上的清白比什麼都重要，這在她人生中是第一位的，不能有一點污點。所以她出來後第一步到我家，就是要表明這個態度：把我放出來，顧雁沒有放出來，不是因為我寫檢討，跟他們劃清了界限。我是想在裡邊的，我不願意一個人被放出來。」顧雁回憶。
保外就醫出來後的林昭，第一時間就去了顧雁家裡看望他的家人。在那以後，她多次去顧家，顧雁的父親生病，她帶去點心，有時還幫著捶背、照顧老人。她給全家人都留下了深刻又美好的印象。對這一部分，顧雁的母親（父親在顧雁服刑期間去世）和妹妹顧麋，都提供了佐證。
顧雁回憶倪競雄（林昭的閨蜜）也曾跟他講過，說林昭釋放後去找她，看上去有很大的變化。「林昭從她母親那裡，肯定知道張春元在1961年越獄後，也是從甘肅到蘇州，一路找過來。他到上海我家裡去找我，又到蘇州去找她。林昭出來以後，她也是同樣如此，她要找到我們其他人的下落。結果得知，只把她放出去了，我還關在裡邊，其他人也都關在裡邊——這是她不能接受的。」顧雁回憶。
顧雁記得，那時他還關在上海的看守所，一次，妹妹顧麋來探監時，告訴了他林昭去家裡的事。這深深觸動了他的心，會見完之後，他第一次流了很久的淚。
不久之後，為了保護林昭，母親還是讓她去蘇州。但到蘇州後，林昭很快和當地的黃政、朱紅等有反抗思想的青年過從密切起來。這一次，他們開始討論一些星火同仁想做而沒有做的事情。抓捕很快來臨，1962年12月，林昭二次入獄，被指控在蘇州當地進行「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的活動。
1965年，「星火案」宣判，在上海，顧雁、梁炎武（顧雁的同學，僅僅替譚蟬雪和張春元傳遞過信息）和林昭同案，但林昭的刑期最重，主要是因為她在保外就醫這段時間的經歷。顧雁回憶，他們三人的判決書只有一個，但針對林昭，還另有一份單獨的起訴書。這份判決書中，林昭被稱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事實上，根據顧雁的回憶，審理此案的上海靜安區法院，不僅把《星火》與1962年林昭保外期間的活動，雜糅在一起，還把林昭已二次入獄8個月後，由當局的線人張茹一聯絡參與在蘇州的事情，「一鍋燴」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大案」，給林昭作出了20年的重判。
4. 張春元四去上海：官方曾以林昭為誘餌，試圖找出「大哥」
顧雁回憶，當時他和梁炎武一直是被羈押狀態，只有林昭在1960年3月5日至11月是保外就醫。而判決到1965年才做出，就是靜安分局要擴大戰果，繼續布網。當局認為破案計劃未完成，即使張春元歸案了，但當初為《海鷗》長詩寫跋的那個「魯凡」究竟是誰，是不是林昭口中的「大哥」，他們要繼續找。所以才有被安插在林昭監室的線人張茹一，又來顧家找顧麋，還有一個自稱是「彭德懷的部下」的人，去顧家租房等等。官方疑神疑鬼，以為另有一個幕後黑手「大哥」存在，而事實上，「大哥」不過是林昭對張春元的稱呼而已。
張春元是《星火》的靈魂人物。在顧雁眼裡，他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也是「實幹家」。今天回望，其實就是在《星火》內部，同一時期的這些政治反抗者，也有不同的層面。他們那時都還很年輕，每個人的理想和抱負並不相同，曾經上過朝鮮戰場的張春元，沒有顧雁、向承鑒等人的「書生氣」，也更加「膽大」，1961年他被捕後，就曾借病越獄，不幸的是半個多月後被抓回。
從顧雁的回憶長文可以看到，張春元在《星火》前後曾至少去過四次上海。
第一次是1959年八、九月間，張春元在看到《海鷗》長詩後，知道林昭是同道，所以借出差的機會去了上海見林昭，兩人相談甚歡。但林昭對張春元所說的油印文章等事情，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
第二次則是在1960年春天，大約三、四月間，張春元來到上海，約了顧雁、林昭一起在飯店吃飯，還泛舟湖上。那次張春元告知大家他和譚蟬雪已經訂婚的消息，林昭喝了不少的酒。
第三次，是《星火》已經面世，但尚未暴露，譚蟬雪打算從廣東偷渡出境，張春元路過上海，並告訴顧雁，他為了不拖累譚蟬雪，在上海給自己做了結紮手術。顧雁由此看到張春元願意為理想犧牲的決心。
第四次，張春元再到上海時，已是他成功越獄之後。他來到上海，去了顧雁家裡，見到了顧雁的父母，以及妹妹顧麋。在林昭被關押的看守所外，他曾徘徊良久，還寄去了一張明信片，以隱晦的語句，告訴她自己來過。
過後不久，張春元就被再次被抓入獄。在獄中，他的抗爭也沒有結束。一直到1970年「一打三反」的嚴酷形勢下，與另一位星火同案杜映華同時期被殺害。
5. 政治反抗的多元敘述
1968年，顧雁在獄中得知了林昭已經遇害的消息，他給父親寫信，難以明言，只能含蓄地說，「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
從顧雁的回憶可以看出，林昭這樣一個決絕而徹底的政治反抗者，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如此，而是也有自己的心路歷程。
林昭也曾很熱情地投入共產主義革命。作為一個曾經認同黨的身份的人，她對黨犯下的種種錯誤，曾經可以說是「愛之深，痛之切」，而並不是真正的反對立場。顧雁回憶中提到的，林昭曾寫詩「為史達林之死哭泣」，他就覺得不可思議。他深受自己家庭的影響，從未有「紅」的一面，當年在北大求學時，他就被認為是屬於「染不紅的那一類人」。對他來說，終身的追求主要還是在學術上。「不是我去找政治，而是政治來找我。」可以說，他和林昭在成長經歷、個人志趣、理想方面，其實都有很大不同。
顧雁回憶錄的整理者艾曉明則認為，政治反抗原本就應該被多元敘述。每個參與政治反抗的人，其思想、動機，以及投入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張春元、顧雁、向承鑒、譚蟬雪等人，他們當時參與「星火」的認同程度、長遠考慮也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敘述不一定完全吻合，這其實正是政治反抗中個人生命故事的真相。
對顧雁來說，和林昭短短數月的交往，卻讓他懷念了她一生。而這仿佛就要埋沒於歷史和歲月煙塵中的故事，行至生命的暮年，他終於開始講述。除了《星火》，除了他們對極權的反抗，他們之間的情感往事，也是這段歷史記憶中珍貴的一部分。
作為詩人的林昭，感情世界細膩而豐富。在當時封閉的環境中，她對兩性的交往持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她曾經和不同的男性友人，有過情感互動。而她與顧雁相識的那段時間，甘粹已下放新疆，其他人也成往事，巨大的暴風雨尚未襲來，他們的感情里有很多動人的時刻。在顧雁的回憶里，能看到一個愛耍小性子的林昭，溫情可愛的林昭，還有她的任性與倔強——當他知道大禍降至、找她去說分手時，她還不以為然，塞給他評論《長恨歌》的文章。當他在獄中，得知她去了自己家裡時，十分難過——他知道了她心中有他，這也讓他認為，她曾經說過的《情書一束》，收信人應該是他。
今日林昭的名字已經成為一種公共的記憶。而經由顧雁的回憶，人們能看到，林昭這樣一個極權下的不屈抗爭者，也有過平凡的一面。她的一顰一笑，那長存於顧雁記憶中的私人情愫，讓人們看到，在悲憤徹底的反抗之外，林昭曾是一個如此美好的女性，而極權體制對這美好生命的毀滅與摧殘，才如此讓人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