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搬運的是經濟學人旗下的雙月刊1843 Magazine四五月份刊的文章此文是調查報告，情節出乎意料的精彩，讓我們趕緊看下去。
The Friendly Mr. Wu
The weakest link in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may not be foreign technology but its own people. Mara Hvistendahl traces the story of the single mother who sold out to China
By Mara Hvistendahl
Feb25t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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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吳先生
作者 Mara Hvistendahl
坎迪斯·克萊伯恩（Candace Claiborne）於2009年11月到達北京為美國國務院工作時，她的僱主已經處於危險臨界點。美國大使館剛剛從該市外交區中心的一棟建築搬到距離市中心更遠的十英畝城牆圍起來的建築群，這是一座耗資4.34億美元的堡壘，既充滿力量又充滿恐懼。大樓設有防碎玻璃，多個檢查站和護城河。為了防止中國特工竊聽辦公室，該建築物的整個部分都是從美國運來的，借鑑了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的幾層樓在1980年代遭到入侵之後，必須夷為平地的情況。即使採取了所有措施，事實證明，還是有兩名美國建築工人將有關建築物的詳細信息傳遞給了中國的情報部門。這一消息令華盛頓特區的決策者不安，他們正焦躁地看著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快速崛起。克萊伯恩未來三年將居住的工作環境包括頻繁的安全簡報和有關中國情報部門狡猾的警告。"我總是告訴男人，'照照鏡子。沒有一個漂亮的女人，一個有魅力的女人，會來接近50歲的男人。'"一位國務院官員說。
儘管使館的安全人員擔心的很多，但克萊恩伯恩顯然不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克萊伯恩（Claiborne）是一位53歲的母親，有四個成年子女，他的風度和舉止像以前習慣紀律工作的人一樣。小時候，她曾夢想成為一名芭蕾舞演員，並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竭盡全力，以至於她被著名的華盛頓芭蕾舞學校錄取。她來自一個致力於服務的家庭-一個兄弟進入空軍，另一個兄弟進入聯邦調查局-但是克萊伯恩決定實現自己的夢想，並打包緊身連衣褲前往紐約。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勝利，但是舞蹈界是冷酷無情的，她沒有實現可持續的成功。不幸的婚姻之後，克萊伯恩（Claiborne）跟隨她的兄弟姐妹進入類似職業。她成為國務院培訓的數百名不起眼但至關重要的行政人員之一，以保留外交官的日曆，準備會議議程和做筆記。克萊伯恩在使館處理機密信息的部分工作，並通過了最高機密的安全檢查。
她曾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後又去了上海。通常，國務院會限制員工在一個國家最多進行兩次駐期，並且要加長需要特別豁免。該部門的情報人員擔心，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的時間太長，他或她可能會對潛在的安全威脅採取隨便的態度。但是說服人們去中國很困難，克萊伯恩（Claiborne）除了停車罰單沒什麼記錄，所以她很容易通過了安全審查。她確實有一個明顯的脆弱點，但是國務院顯然忽略了這一弱點。
克萊伯恩（Claiborne）為回北京做準備時，她正在擔心賈馬爾（Jamal）此處是化名，此人在法庭文件中僅被稱為"同謀A"。他們的通訊節選清楚地表明，克萊伯恩和賈馬爾關係親密。他有時和她住在一起，常常依靠她的金援。他們的信息和電話暗示著一種關係，一邊是任性和不成熟，另一邊則是縱容和焦慮。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和馬修·巴西（Matthew Brazil）在去年出版的《中共間諜活動》中寫道，同謀者A是克萊本的兒子。（Claiborne沒有回應送往她監獄的面談請求。她的律師拒絕就此案接受採訪，也沒有回覆代表Claiborne提出評論的邀請。Jamal沒有回應有關面談的請求或對此事件的評論。）
賈馬爾（Jamal）當時畢業於馬里蘭州的索爾茲伯里大學（Salisbury University），居住在華盛頓特區，從事一系列基層工作。他是一名熟練的畫家，想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但後來法庭文件顯示，他還有大學時期的欠債，沒有錢支付進一步的學習費用。克萊伯恩（Claiborne）的財務狀況也很緊張。但是她看到了一個解決方案。
第一次駐北京時，賈馬爾（Jamal）陪同克萊伯恩（Claiborne）一起，就讀於一所國際高中。他喜歡在中國生活，他和克萊伯恩（Claiborne）結識了許多當地中國人。國務院雇員必須報告與外國人的所有經常性聯繫，而且很少有人設法與當地人建立持久的友誼。目前尚不清楚克萊伯恩是如何第一次遇到一個中年男子的，他有著嬰兒肥臉頰和微微的啤酒肚，在這裡被稱為吳先生（法院記錄不顯示他的真名）。吳先生在上海擁有一家進出口公司和水療中心。沒有跡象表明他和克萊伯恩之間有浪漫的戀情，但是他們熟悉到克萊恩伯恩在北京進行第三次駐期之前就問他賈馬爾是否有能力繼續在中國學習，克萊伯恩（Claiborne）寫到："他需要一個住所，他需要機票……有什麼建議嗎？"
我們不知道克萊伯恩的具體想要要求什麼。她可能只是在要求介紹工作場所或學校，而不是金錢。無論如何，吳先生回答說他會幫忙。在克萊伯恩（Claiborne）在北京站穩腳跟時，吳先生探索了仍在美國的賈馬爾（Jamal）來中國學習或工作的各種選擇。幾個月後，甚至當賈馬爾（Jamal）需要珠子時，吳先生將它們送了過去。吳先生的幫助很大，隨著時間的流逝，克萊伯恩變得越來越依賴他。最終，他的真正目的將被美國調查人員揭穿：吳先生是中國政府的間諜。
最近媒體報導了中國高端軟體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這有可能使中國政府成為外國電信網絡的後門。但克萊伯恩案表明，對美國安全的威脅可以採取卑微的形式。當她的案子於2017年提交法官審理時，它成為頭條新聞，但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她最終因欺詐美國政府而被定罪，與一些涉及中國間諜活動的引人注目的案件相比，這是一個比較輕的罪行。但是美國情報專家對克萊伯恩的案子感到震驚。 FBI的監督特工瑞恩·蓋諾（Ryan Gaynor）說："這說明中國的情報部門將投入大量時間和大量資源來招募甚至是辦公室的行政人員。"
克萊伯恩（Claiborne）與與她碰頭的中方人員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她的故事提供了對中國情報部門的耐心和狡猾的異常詳盡的見解，挑戰了有關中國間諜活動的廣泛認識。該案的核心是一個關鍵問題：被派往國外從事公共服務的普通，勤奮的女性是如何最終被敵方特工招攬？
克萊伯恩（Claiborne）在馬里蘭州一個充滿愛的非裔美國人家庭中長大，是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當她最終放棄了兒時成為一名芭蕾舞演員的夢想時，她轉向了另一個方向：她嫁給了一位虔誠的穆斯林，皈依了伊斯蘭教，並育有四個孩子。朋友對她這個時期了解甚少。有人說，克萊伯恩（Claiborne）和當時的丈夫在紐約州的一個非裔美國人宗教組織伊斯蘭國家（Nation of Islam）成員社區定居。
婚姻在幾年後結束時，她的退出匆忙而又不莊重。她把自己的物品塞進垃圾袋，然後搬到巴爾的摩。她的兄弟凱文（Kevin）在給法院的一封信中寫道："她給我們的父母打了個電話，問她是否可以回家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他說，從一個穿著短裙和足尖芭蕾舞鞋的世界，她"開始重建沒有明顯的工作技能，沒有工作經驗，沒有專業教育的生活"。
當她獲得銀行監管機構美國貨幣審計署的低級工作時，她得以喘口氣。她最終搬到華盛頓特區，並在霍華德大學附近的中產階級地區買了一套複式公寓。作為社區的支柱，她替家庭成員照看小孩，組織了前往博物館的郊遊活動，並做義工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物。只有在太極拳或瑜伽課上她才投入時間在自己身上。
住宅簡樸但有條不紊。"沒什麼舒適的家具，但是有一張長的學習桌和一台供孩子們使用的計算機，"一位當過她兒子的導師的公務員在給法院的一封信中寫道。她的兄弟說，確保孩子們受良好的教育成為克萊伯恩的新夢想，她以當時當芭蕾舞演員表現出的同樣的奉獻精神追求這一夢想，在網際網路上搜尋廉價或免費的在線課程。但是，送孩子上大學需要真錢。她的第一槍打響是在1999年，她在國務院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國務院對駐外公務員的入職程序具有競爭性。行政工作的聲望不高，但可靠。員工每兩到三年更換職位-住房和旅行津貼使經常搬家值得。為了提高薪水並節省子女的學費，克萊伯恩（Claiborne）自願參加了艱苦的外派：在條件艱苦的國家工作，會多付15-35％的薪水。通常，員工在請求不太艱苦的位置之前會先做一兩個。克萊伯恩（Claiborne）則會繼續做五個這樣的駐期，包括巴格達。
其中第一個是在北京，因為中國政府不友善，污染物使空氣像豌豆湯一樣稠密，因此成為有艱苦的外派地點。克萊伯恩（Claiborne）於2000年搬到那裡，並於2003年在上海任職。在這些旅行中的某個時候，她遇到了會說英語的吳先生，到2007年，他們開始了定期電子郵件聯繫。
中國有著複雜的人際網絡關係，幫忙就像是貨幣，居住在那裡的西方人經常會遇到主動提供幫助的商人。"在中國作為外國人，我經常被給予大量的機會，卻不知道是什麼促使了慷慨，"在中國教克萊伯恩瑜伽並與她建立了友誼的肖恩·達倫說。"通常，這是無害的友誼表達。但有時很明顯他們過後想要一些回報。"他回憶說，克萊伯恩有一種"可看見的"善良。
法庭文件中沒有證據顯示吳先生在友誼初期，曾要求克萊伯恩提供任何東西。但是，如果她曾經以為對方只是一個仁慈的商人，那麼到2011年，她顯然已經知道這個故事還有隱情。根據法庭文件，當年四月，克萊伯恩從一家名為Delta Shipping Co Ltd的香港公司收到一筆2,480美元的轉帳，並附有一張說明這筆錢是給賈馬爾的錢。她沒有匯報這筆錢。第二個月，中國官員飛往美國，會見了副總統喬·拜登和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參加了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這是兩國之間的一系列高級別會議。峰會結束後，吳先生要求克萊伯恩（Claiborne）提供國務院對對話的內部評估。他特別想知道，如果中國不遵守商定的人民幣升值時間表，美國會怎麼做。
克萊伯恩（Claiborne）向他發送了一封帶有一般性信息的回覆，其中一些信息顯然來自公開的資訊。"我寄來的東西有用嗎？"她後來通過電子郵件問吳先生。
"這很有用，但它也在網際網路上，"他乾脆地回答。"他們正在尋找的是他們在網際網路上找不到的東西。"
國務院反情報部前副主任，《國務院反情報：泄漏，間諜和謊言》的作者羅伯特·戴維·布斯說，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他說："她應該要明白了(The light had to go on.)，我不在乎她當時有多幼稚以及她想做什麼。她終於不得不停止欺騙她自己了。"
這件事顯然使她感到震驚。當吳先生接下來寫信給克萊伯恩（Claiborne）詢問她是否還有其他需要時，她便把他送走了。她寫道："說實話，我真的不想花時間在這類東西上。""很抱歉，我沒有時間或精力。"
但是，吳先生有很多時間致力於這段關係。他被情報專家稱為"聯絡員"，並為中國國家安全部（MSS）工作提供可靠的掩護。 MSS總部設在北京，在全國各地設有分支機構，像是FBI和CIA的結合，同時負責國際情報和國內安全。在過去的幾年中，MSS表現出了自己的才能，通過富有想像力的活動招募間諜並進行了激烈的網絡攻擊。(正在看著這裡的，well，你好呀==，誤)
在冷戰期間，西方間諜對克格勃對手的聰明才智和冷酷無情感到煩惱，但往往低估了中國的情報能力。如果存在威脅，據說來自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數量，主要是華裔，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力量從事情報工作，這就是所謂的"千粒沙"(Thousand grains of sand)或"真空吸塵器"(Vacuum cleaner)間諜方法。這揭示了與中國的策略一樣多的西方對此的假設和偏見的信息。實際上，中國情報部門長期以來一直使用創造性的以及經典的方法來策反特工或竊取機密信息。
一個關鍵的事件發生在2003年，當時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名日本編碼員與在卡拉OK吧工作的一名當地女性有染。 MSS上海分部利用這種關係促使該男子給出有關其同事的個人信息以及將外交郵袋帶到東京的時間表。這場遭遇在一個絕望的時刻達到了頂點。該編碼員獨自在領事館上吊自殺。
2004年，MSS上海分校以一種新穎的詭計招募了美國畢業生Glenn Duffie Shriver：徵集有關美中關係的論文。官員告訴居住在上海的史瑞弗（Shriver），他寫了獲獎論文。然後，他們推薦他加入美國國務院，向他支付了70,000美元，以表彰他的忠誠。施萊弗後來外交官考試不及格，而當他向CIA申請時，美國的工作人員終於盯上他了。但是，由於中國間諜服務部門願意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他們願意對一個間諜進行投入，而這個間諜甚至可能最終都無法完成有用的工作，這一事件震驚了海外情報界。 Booth說：" MSS與我曾經處理過的任何情報機構一樣耐心和出色。"
對克萊伯恩（Claiborne）也是如此。曾在MSS上海分部工作的吳先生在被克萊恩（Claiborne）拒絕提供內部信息的要求時，只是輕輕再推了一下。也許他已計算好她對賈馬爾（Jamal）的擔憂會很快再次使她打電話。克萊伯恩（Claiborne）說她沒時間幫忙兩個月後，便與吳先生一起午餐。兩天後，她發出了後續的資金請求。
她寫信給他："我為要錢感到難過。"她補充說，"你一直在幫助我。"她將嘗試在辦公室了解有關人民幣匯率的更多細節。
他說："我將幫助您的孩子以及您在中國賺錢，"後來在法庭上宣讀了吳先生當時的這句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