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最想聽的好消息，莫過於「漲工資」。
今年以來，國家文件頻繁提及「漲工資」、「增加收入」，各省市也紛紛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網上給出了各省的數據：
那麼，提高最低工資能讓打工人的日子更寬裕嗎？這個問題可能比想像的要複雜。
01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標準，能否給打工人「漲工資」，是入門級的經濟學應用。各門各派的基本結論都差不多：直接作用有限。
如果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低於市場真實水平，並不會推動實際工資上漲。這很容易理解，無需多做解釋。
當法定最低工資標準高於市場真實水平時，「漲工資」就有盼頭了。「法定」意味著強制，只要嚴格執行，企業就必須遵守。然而，這樣的「強制漲工資」並非沒有代價。代價就是「降本增效」。
「有形之手」能強制企業漲工資，卻不能強制增加企業利潤。工資標準的「人頭費」增加了，企業就會減「人頭」，減少招聘、增加裁員，此乃「降本」。「增效」則是用足「人頭」，增加在崗員工的工作量。
也就是說，結果是在職者的名義收入提高了，但是收入的「性價比」下降了。求職者則要付出就業崗位機會成本上漲，失業期延長、求職門檻提高，等等。如果「降本增效」還不能讓企業盈利，那麼企業就會「跑路」、關門。
「有形之手」也不能強制企業經營。2004年推行最低工資制時，就因標準過高，很多企業難以承受，選擇了退出市場。
顯然，用提高法定最低收入的方式強制漲工資，即便能夠做到，結果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因此，這次各省市提高最低工資是很謹慎的。中西部地區的增加幅度相對較大，是因為多年沒調整的「補課」因素。東部地區的調整幅度更小，則是因為此前都是「小步快跑」，上調的空間有限。
儘管各省的調準幅度存在地區差異，但是最終的結果都是偏低，低於市場真實水平。
而且，「紙面作業」給出的最低工資標準和市場實際工資水平相差甚遠，連市場參考價值都沒有。比如，2024年各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限在8.5萬元以上，下限為3萬元左右，相差2.8倍。
而最新的最低工資標準的下限青海省為每月1880元，最高的是上海市為2690元，相差1.43倍。上海和青海的收入差距就這麼點嗎？上海企業開價每月2690元，能招到正式員工嗎？
當然，也不能說這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定是「無用功」。有經濟學理論認為，即便法定最低工資的標準低於市場實際水平，提高標準還是會產生「燈塔效應」的心理作用。提升大眾的漲薪預期，總歸會對消費有一定的促進。這一理論的有效性，有待現實的檢驗。至少目前看來，預期有限，效果並不明顯。
其實，對消費意願影響最大、最直接的，並不是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的「紙面標準」，而是可支配收入。落袋為安的收入才是消費的底氣。如何提高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工資收入的「可支配」部分偏低，才是中國打工人薪資體系的癥結所在。
02
名義上，中國打工人的收入並不算低。國際勞工組織（ILO）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勞動者報酬GDP占比為52%，處於全球平均水平。僅比日本低2%，與歐盟的57.2%、美國的56.2%也沒有斷崖式的差距。
但是，可支配收入是另一回事了。2024年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1萬美元，占人均GDP的59.6%。而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13萬元，僅占人均GDP的43.2%。差距高達16.4%。
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高於勞動報酬在GDP的占比，是因為還有占比頗高的投資性收入。2023年數據顯示，62%的美國家庭持有股票，美國家庭財富中約41.6%的金融資產與股市掛鈎。
而中國家庭財產的結構是房產為主，占比約70%，其次是存款。房產更多地對應了債務支出，而不是收入。存款的利息……不提也罷。
美國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工資，還有投資收益。而中國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工資。此消彼長，就差了一截。
中國打工人沒有投資收益的「偏財」也就罷了，名義收入的勞動報酬和實際的可支配收入還差了一大截。前者占GDP的比重為52%，後者僅為43.2，相差近10%。這消失的「10%」去了哪兒？去了社保。
社保繳納金額年年漲，雷打不動。社保繳納基數不是按照最低工資標準計算的，也不是按照實際收入增長計算的，而是按照當地上一年人均工資計算的。以深圳為例，2024年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為每月4492元，2025年調整為每月4775元，漲了283元。
這個算法很有意思。由於社保繳費基數雷打不動每年上漲，所以全口徑的勞動報酬也是每年都漲，保證了勞動報酬在GDP中的占比數據。但是，勞動報酬的名義收入上漲，大頭甚至全部進了社保繳費，可支配收入原地踏步，甚至下降。
這也造成了企業和員工「兩頭怨」，企業的人力成本年年漲，企業賺不賺錢都要漲。員工看自家的工資單，如看髮際線，看自己老闆的心情能好到哪兒去？
企業人力成本剛性上漲，錢是出了。但是員工拿不到，能不怨嗎？那麼企業社保繳費的剛性支出去了哪兒？
每年退休金上漲，就是從這塊社保增來的。2025年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的漲幅為2%，現在的養老金是全國統籌、即收即支的。這個2%的漲幅，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在職員工的社保金給退休人員加工資。
也就是說，企業增加的人力成本，並沒有用於激勵在職員工，而是拿去「激勵」退休老人。這是激勵打工人的勞動積極性，還是激勵打工人早日退休呢？
與養老金每年2%以上的穩定增長相比，最低工資標準年均不到1%的不穩定增長，多少顯得有些荒謬而苦澀。再看勞動報酬和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占比10%的落差，心情很難美好。
03
綜上所述，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或許有一定的「風向標」作用，但是對打工人實際薪酬增長的直接影響微乎其微。中國勞動者的收入「體感」不佳，問題出在了收入結構，和最低工資標準真的沒啥關係。
名義收入的勞動報酬因社保繳費基數的剛性增加每年都在漲，同樣水漲船高的還有企業的人力成本。然而，這種名義收入的剛性上漲，並沒有增加可支配收入。
與此同時，中國打工人除了「死工資」外，缺少投資性收入，也影響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這也不難理解，人工成本是企業主要成本支出之一，每年的「剛性增加」，擠占了利潤增長，無疑會影響投資收益。這就造成了市場初次分配的「死循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即便對打破這一困境有所幫助，作用也不會很大。
要讓打工人的日子過得寬裕，還是得另想辦法。對社保的繳納標準、養老金缺口的來源，都要作出符合實際的結構性調整。為企業解套，為打工人鬆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