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預知的未來往往引人遐想，但是樂觀的人和悲觀的人想像未來的方式非常不同。在樂觀的人看來，前途是光明的，好事會很快到來，而在悲觀的人眼裡，不僅將來的結果是黯淡的，過程也不會順心。因此，一些人總喜歡推崇樂觀，貶低悲觀，奉勸他人轉變思路再積極樂觀一點。然而，樂觀和悲觀並不是主觀意識層面想開點就能立刻輕易扭轉的。
神經模式的差異
最近，一項認知神經科學研究通過對大腦影像數據的分析表明，樂觀的人和悲觀的人在思考未來情景時，大腦的神經表徵具有明顯差異。具體而言，在更樂觀的人的大腦特定區域，神經模式具有相似性，而偏悲觀的人在這方面卻各有不同。
研究人員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獲取參與者的大腦數據，他們所關注的大腦區域主要是內側前額葉皮層。視覺中國|圖
這些大腦數據是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獲取的，在多個試驗中，研究人員分別安排參與者思考一些關於未來的情景，同時對他們的大腦影像進行掃描，隨後結合這些人的樂觀程度，對他們的大腦數據進行分析。相關研究2025年7月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所關注的大腦區域主要是內側前額葉皮層。
「我們在內側前額葉皮層觀察到的共同的神經模式，反映了樂觀的人們想像未來的一種共通的方式。」開展這項研究的神戶大學副教授柳澤邦昭（Kuniaki Yanagisawa）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內側前額葉皮層參與自我參照及基於價值的思考，所以，這些神經層面的相似性很可能代表著人們在構想積極未來事件時，共享著特定的認知情感風格。」
在試驗中，參與者實際上被引導構想了一系列未來的場景，比如一些偏積極的事件，包括將要進行一個環球旅行的壯舉，或者在比賽中大獲全勝等，一些偏消極的事件，如將要被公司裁員甚至診斷出癌症晚期等，以及一些偏中性的事件。而且這些未來事件的假定主語不僅包括參與者本人，還包括他們的伴侶。由此，參與者以自我為參照，通過想像的方式，默默地輸出自己的價值判斷，並將相關的大腦活動真相留在了測量儀器中。
關於樂觀與悲觀的認定，經典的測量方式主要關注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如果一個人在不確定的時候，通常都期待著得到最好的結果，覺得自己身上將要發生的好事肯定多過不好的，對自己的未來總是持樂觀的態度，那麼這個人的樂觀程度就比較高。相反，如果一個人總覺得自己身上幾乎不會有好事發生，總會出點什麼問題，事情不可能如己所願，那麼相應的樂觀程度就比較低。
樂觀者並非好壞不分
而且這種樂觀程度的差異，並不只是影響人們生活的心境。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樂觀程度也會影響人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更樂觀的人相對來說會更健康，也會有更好的社交關係網，不僅朋友多，對關係的滿意度高，也能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而最新研究的發現意味著，樂觀者的社交關係優勢背後，共享的認知結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研究人員分析，樂觀者在社交圈中比悲觀的人更受同伴喜歡，更具吸引力，這不僅是受到樂觀人格特徵的影響，也可能因為這些人之間本身就有共同的認知結構。因為有神經影像研究表明，在一個社交網絡中，那些占據中心位置的人，他們的神經反應跟這個社交圈中的同伴是很像的，特別是在一些涉及觀點和主觀理解方面。樂觀的人們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相似的認知結構彼此組成了更大的社交網絡，而不那麼樂觀的人之間，因為彼此的認知結構差異更大，各具特點，致使自身社交連接受限。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而言，人們會想當然地認為樂觀者相比悲觀者的這種優勢，主要在於樂觀的人能夠笑對一切，甚至苦中作樂，不論是對於即將到來的積極事件，還是消極事件，他們都能等量齊觀，寵辱不驚，樂觀相待，但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研究發現，樂觀者的認知特點並非如此。
樂觀者在社交圈中比悲觀的人更受同伴喜歡，更具吸引力。視覺中國|圖
與刻意模糊積極事件和消極事件心理邊界截然相反的是，數據表明，樂觀的人恰恰是在大腦中把積極的事件和消極的事件分得很開，相比悲觀的人，他們在想像未來的時候，會放大積極事件和消極事件之間的心理差距，明顯將積極事件作為優先項考慮。
研究人員認為，這與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所謂樂觀，並不是對負面事件重新解釋，強行積極樂觀，而是將這些負面消極的未來事件以更抽象、心理距離更遠的方式加以處理，對於積極正面的未來事件，則把它們想像得更生動、更具體，以此強化積極事件的情感影響，緩解消極事件對情感的衝擊。不過，無論是更樂觀，還是更悲觀，這種神經特徵雖不能輕易反轉，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重要的是，這些神經模式是由經驗、學習和社會環境所塑造的。樂觀並非註定不變——它會隨著我們的思維框架和生活經歷的改變而增強或減弱。」柳澤邦昭解釋，儘管如此，最新研究也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努力變得更樂觀，或者一定要在內側前額葉皮層形成相似的神經活動模式。
他介紹，雖然樂觀在許多情況下對心理幸福感有益，但也並不是普遍如此，在一些情況下，務實的謹慎，甚至適度的悲觀，反而能幫助人們更好地應對挑戰。「我們的研究發現所真正強調的，恰恰是人們想像未來方式的多樣性。理解這種多樣性，而非推崇單一標準，才能幫助我們真正領會人類適應生活，並尋找生命意義的不同之道。」
都是適應環境的產物
這種與樂觀和悲觀有關的生存之道，甚至並非人類所獨有。2025年6月，明斯特大學神經與行為生物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在《生物學評論》發表研究指出，樂觀與悲觀，不只與人類有關，或許也是人們理解行為生態學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對整個自然界的物種而言，它們同樣要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去預判結果的好壞，由此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樂觀的動物會傾向於預判得到更有利的結果，而悲觀的動物則會把結果想得更糟糕。
以老鼠為例，當一隻老鼠聽到附近的灌木叢中有聲響時，這種不明來源的環境因素就需要老鼠對自己的境況做出解讀和回應。悲觀的預判可能會認為這是天敵的聲響，相應的行為應該是逃跑和躲藏，而樂觀的預判可能會認為這只是風吹樹葉的自然聲音，相應的行為自然是不必理會，繼續待著覓食。研究人員分析，在這樣的情況下，老鼠實際上面對著不對稱的成本和收益。
如果周圍沒有危險卻跑了，這相當於無端耗費了不必要的能量，但是如果有天敵卻不跑，面對的就是致命的威脅。在這些環境下，悲觀耗費能量，樂觀損耗生命，不對稱的成本和收益會促使生命體傾向於朝著悲觀的方向尋求適應，不敢抱有任何僥倖的想法。但反過來，如果是沒有天敵的環境，更樂觀的應對方式顯然更能適應。可見，樂觀的大腦是相似的，在自然界，一樣與生命體所處的環境相適應。
「有多項針對人類樂觀與悲觀特質的研究表明，樂觀者與悲觀者應對環境影響的方式存在差異。」參與這項生物學研究的維多利亞·西韋特（Viktoria Siewert）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動物群體中可能同樣如此，「因此，我們的研究發現，或許對生物多樣性與物種保護等更廣泛的領域也具有啟示意義。」
在她看來，環境變化無處不在，而在當今世界，人為因素導致的環境快速變化尤為劇烈。動物必須有效適應這種多樣化的環境條件才能生存。正如他們的研究所發現的，作為行為生態學的一個較新的概念，如果個體的樂觀和悲觀傾向與其適應能力的差異有關，那麼這將深刻地影響個體應對環境變化的能力。
在這方面，已有基於斑馬魚的實證研究發現，樂觀和悲觀的認知偏向會影響多項健康相關的生理特徵。2025年3月，葡萄牙的研究人員通過觀察斑馬魚表明，悲觀和樂觀的個體在面對壓力時的反應明顯不同，而樂觀者的壓力反應程度較低，同時對疾病有更強的抵抗力，癌症的發病風險更低。相關研究發表在《轉化精神病學》，研究同時還證實，斑馬魚在樂觀和悲觀方面的判斷傾向，是一種穩定的行為特徵，也就是說，並不會輕易改變。
理解樂觀的規律
這引申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自然界中，既然環境不斷變化，那麼樂觀和悲觀相關的行為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重塑的。結合相關的研究，明斯特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這涉及個體應對環境的至少兩種策略，一種是選擇環境，一種是適應環境，而相比前者中個體主動選擇適合自己的生存環境，後者在被動適應的過程中，其實就是在重塑自己的行為模式。相較而言，悲觀者在這個過程中顯然更具有可塑性。只是這樣的分析，未來仍有待更多試驗來驗證。
「我們一般將樂觀或悲觀理解為同時包含『狀態』與『特質』兩個組成部分。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樂觀或悲觀傾向可以被視為是相對穩定的。」主要研究情感和認知的維多利亞·西韋特解釋，在各類動物中，儘管樂觀或悲觀可以從狀態和特質兩個方面來理解，但總體上這種傾向都是相對穩定的。雖然目前因為缺乏相關的研究，動物中樂觀或悲觀這一特徵的遺傳基礎還不太清楚，不過在人類中，相關的遺傳率估計在23%至30%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們實驗室最近一項研究所證明的，樂觀或悲觀特質的穩定性在生命不同階段可能並不相同。例如在大鼠研究中發現，這些特質似乎在成年期得到鞏固。」她還解釋，「儘管存在這種穩定性，然而，樂觀或悲觀仍會受到環境影響。例如，惡劣的居住條件、疼痛，或社會剝奪等負面的經歷，已被證明會增加悲觀，而積極的經歷，如改善的居住或社會接觸，會增加樂觀。」
對人類而言，已有大量科學證據表明，樂觀程度會在童年早期逐漸減弱。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總結認為，這背後主要有三種發展機制。一方面，兒童隨著年齡增長，會積累大量親身經歷和社會反饋，不斷從經驗中吸取教訓會讓人從樂觀變得更現實。另一方面，隨著兒童對社會的理解加深，也會對成功的原理和預期的界定有更清晰的認識，更能意識到努力不等於能力，天馬行空的「希望」與考慮實際的「期望」也不是一回事。加上兒童年齡變大之後，也更善於從負面結果中學習，這種學習偏向同樣會加速兒童變得更現實，導致樂觀減少。
正如最新針對人腦的研究所展示的，進入成年期後，不論男女，這種樂觀和悲觀的程度在大腦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記，由此做出了不同的預判，有了差異化的行為，以及不一樣的社交圈。其中，樂觀者的大腦彼此更為相似，悲觀者的大腦則各有不同。研究者認為，這正契合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樂觀的人是相似的，每個不那麼樂觀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像著未來」。
「從根本上說，這項研究是為了理解我們對世界的內在表徵，即我們的希望和期望，在個體之間是如何保持契合或錯位的。我相信這樣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如何構建社會，使人們能夠共享希望而非彼此孤立。」柳澤邦昭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當我們想像未來的時候，我們不僅是在進行個人思考，也是在與其他人共享心靈圖景。樂觀的人可能會看到相似的未來，而這種共同的願景可以在社會中培養一種連接感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