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丁樊村是山西省萬榮縣王亞公社（現為高村鄉）一個普通村莊，屬於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距離公社所在地高村10里路，距離縣城解店鎮30里，距離運城市100多里，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村莊有四百多戶人家，四千餘口人，有一所小學校。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時，我讀小學三年級，有了較為深切的印象。
我們小學校長姓王，50歲左右，身材魁梧，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學校里出現的第一張大字報，也是「文革」中我看到的第一張大字報，內容就是揭發批判王校長的。有意思的是，大字報的作者竟然是跟王校長朝夕相處一道工作的本校教務主任。
王校長與教務主任均為公辦教師，他們家都在10多里遠的鄰村，所以兩位領導單身住校。他倆的宿舍在同一排校舍，王校長住西頭單間，中間是會議室，穿過會議室，東頭便是教務主任的房間，兩人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
那是一天上午，同學們吃過早飯陸續來到學校，忽然發現會議室外面牆壁上貼出一張粉紅色紙張，上面的字是用毛筆寫的，龍飛鳳舞，粗壯的標題格外醒目：《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出於好奇，同學們和個別教師紛紛圍攏過去，低年級學生還認不了幾個字，有的高年級學生邊看邊大聲念出聲音。大字報的內容並不複雜，主要是批評王校長思想保守，行動遲緩，只顧埋頭抓教學，沒有積極帶領全校師生投入「文化大革命」運動，致使學校一片死氣沉沉，等等，末尾署有教務主任的大名。
圍觀的師生越聚越多，看了大字報，有認同的，有低語的，也有相互爭論的。此時此刻，教務主任蹲在屋檐下的台階上，嘴裡叼著一支香菸，瞅著被大字報吸引的黑壓壓人群，面露得意之色。突然，在教務主任身旁，王校長的宿舍門打開了。他神情凝重，腳步緩緩走出來，一言不發，迎著眾人驚詫的目光，走到大字報面前。聚攏在前面的師生自動給他讓出一塊地方，王校長圪蹴下身子，拿出筆電和鋼筆，攤在膝蓋上，一字一句認真地抄寫大字報……
下午，全校師生列隊集合在大字報前的廣場開會。王校長講話，情緒十分激動，語無倫次地說：今天，我們學校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這個，這個，很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說明我們有的同志很有政治敏感，有眼光，能夠發現問題，指出問題。這張大字報涉及到我的問題，我本人做個表態，虛心接受，認真檢討，今後要加強政治學習，提高思想覺悟，緊跟革命形勢，希望我們廣大革命師生積極投入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中去……
從那天起，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就全打亂了。師生們紛紛抄寫大字報，指名道姓披露各種問題，矛頭不僅對準校領導，而且相互間隨意揭發，極力揭醜，肆意抹黑，惡意誹謗，甚至大搞人身攻擊。鋪天蓋地、五顏六色的大字報，貼滿了學校每個教室牆壁。
後來，我從報紙上讀到偉大領袖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對照，發現教務主任寫的那張大字報，從語氣到用詞，完全是模仿偉大領袖。教務主任為什麼要率先跳出來，不顧情面，寫大字報揭批王校長呢？形勢的發展很快有了答案。
在我們這所小學，一到五年級有三四百學生，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加起來不過十幾人，校長和教導主任就算是學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教務主任內心懼怕遭到革命師生批判鬥爭，便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把自己裝扮成革命造反派，企圖把鬥爭方向轉移到王校長身上，自己好脫身。然而，他的如意算盤最終還是落空了。
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被教務主任的大字報「發動」起來了，教師中間紛紛成立了「紅旗」「燈塔」「井岡山」幾個造反隊，製作紅旗，佩戴紅袖章，率領各自的隊伍，隨時隨地將王校長和教務主任揪出來批鬥一番。批判內容涉及王校長的罪狀，無非是重複教務主任大字報的內容，說他不積極學習毛主席著作，堅決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埋頭抓智育，不抓德育，旨在把學生培養成資產階級的「小綿羊」云云。
在一次批鬥王校長和教務主任大會上，有位教師上台發言，甩出了一記震撼彈。王校長家庭出身地主成分，土改時受到鬥爭。某個周末，這位教師騎自行車返校，途經王校長的村莊，順道相約王校長同行。王校長在家裡招待他喝茶，閒聊，無意間指著與他家相鄰的一座四合院落，說：「你瞧，那一座四合院，解放前也是我們家的，土改時被農會分給了貧僱農。」這位教師「上綱上線」批判道：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了，作為地主子弟的王校長，仍然念念不忘他家的財產，在心裡記著一本變天帳，他是隨時期盼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打回來，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便重新奪回他失去的家產，重新過舊社會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讓我們貧下中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他慷慨激昂的揭批，一下子點燃了全場師生的憤怒情緒，大家連呼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打倒走資派王某某！」站在桌子上挨批的王校長臉色鐵青，雙腿打顫，原本低垂的腦袋越發沉重了。
教務主任呢，偷雞不成蝕把米，同樣沒能逃脫造反派的批鬥。原來，他家也是地主還是富農成分，其罪狀除了跟王校長類似外，有一名教師揭發，他跟校內某女教師存在不正當男女關係。立刻，會場譁然，人們對這種醜聞非常感興趣，津津樂道，廣為傳播，弄得教務主任聲名狼藉。輪番批鬥之後，這兩位「走資派」被褫奪一切職務，統統「靠邊站」，接受革命師生的監督改造，學校的領導權由革命造反派掌控了。
這一來，全校徹底停課鬧革命，師生們每天學習毛選，背誦語錄，抄寫大字報，開批鬥會，參加公社及各大隊舉行的批斗大會，緊張而又熱烈，刺激而又興奮，師生們陶醉其中，盡享革命帶來的莫大樂趣。
有一天，幾個高年級學生在教室的牆壁上製作毛主席語錄牌。他們先在土牆上剷出一個方框，然後抹上泥和白灰，等曬乾了，用毛筆在上面書寫一條毛主席語錄。躲在自己宿舍閉門思過的王校長，從窗戶望見學生們幹這活計很不在行，手忙腳亂，泥灰濺滿全身，就主動出來請求幫忙。徵得學生同意，王校長歡喜地幹起來。他抹牆還挺有一手，叉開雙腿站在桌子上，一手持泥板，一手拿泥刀，操作靈巧，有板有眼，乾淨利落，不一會兒就抹好了一塊語錄牌。學生們誇讚他幹得好，王校長終於得到一個洗涮罪惡悔過自新的機會，很是高興，此後忙得樂此不疲。不料，有一次語錄牌位置過高，王校長站在桌子上夠不著，招呼他的學生又在桌子上面放了一條板凳。王校長蹬上板凳操作，雙腿打顫哆嗦，沒抹幾下，一不留神，從凳子上栽了下來，摔得皮青臉腫不說，一條腿還骨折了。因為他是「走資派」，沒能及時送縣醫院做手術救治，只在村衛生所簡單包紮了一下，被送回家裡。幾個月後我們再見到他時，身材魁梧的王校長走起路來一瘸一跛，人也顯得蒼老了許多。再後來，王校長和教務主任先後被調到別村學校任教，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學校內的大字報熱逐漸蔓延到村里，各生產隊社員，當然以貧下中農為主，一個個撇下農活，舞文弄墨，給大隊、生產隊幹部以及其他人張貼大字報。大字報內容有反映某幹部利用職權多吃多占的，有揭發某幹部存在歷史問題的，有披露某幹部打擊報復貧下中農的，也有曝出某幹部男女作風問題的，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大字報張貼在村中央的供銷社牆壁上，花花綠綠，剛貼滿一層，很快就被新的一層覆蓋了。供銷社門前原本就是社員們的休閒場所和信息集散地，平日人來人往，格外熱鬧，如今增添了新鮮的大字報，圍觀的群眾更是川流不息，喧鬧異常。
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突然有兩張大字報牽連到我的父親，給我們全家帶來極大恐懼，卻又令人哭笑不得。
我家四口人，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父親是醫生，擔任大隊衛生所所長，此時已經被造反派誣為「歷史反革命分子」，趕出了衛生所，回生產隊勞動，打入「地富反壞右」分子行列接受監督改造。母親是家庭主婦，生產隊社員。姐姐高中畢業後在本村學校擔任民辦教師。
第一張大字報是揭發批判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馮某某的，造反派羅織出他的所謂十大罪狀，其中有一大罪名是：「放鬆階級鬥爭這根弦，混淆階級陣線，跟黑五類分子馮某某勾勾搭搭，嚴重阻撓貧下中農收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聽聽！可怕不可怕？
這一罪名的具體罪狀披露，一年前，高村公社撥給我們大隊10隻有線廣播喇叭，農村俗稱廣播匣子。但是，「走資派」馮某某私自扣留下這些喇叭，不僅沒有及時分發給村裡的貧下中農，反而將一隻喇叭送給了「歷史反革命分子」，即我的父親。初讀大字報，說得有鼻子有眼，在當時的確夠得上一樁惡劣罪行。
但真實情況是，公社撥下的10隻喇叭，是要賣給社員的，每隻喇叭收5元錢。5元錢，在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絕大多數社員嫌價格太貴買不起，所以10隻喇叭拿回村里後，沒有賣出幾隻，至今還剩餘幾隻放在大隊庫房呢。我家人口少，父親在衛生所工作掙工資，經濟條件稍微寬裕一點。關鍵是我迷上了有線喇叭。那時，村里只有大隊部、各生產隊部和個別社員家安裝著有線喇叭，我特別好奇，怎麼一個小匣子，裡面竟然能裝下許多小人，會講新聞，會講故事，會唱歌，會唱戲，會說相聲。每天放學回家，就跑到生產隊部收聽，常常忘了回家吃晚飯。聽說大隊部賣喇叭，我就纏著哭著要父母買一隻。父母親沒多少文化，格外寵愛我，認為多聽喇叭，也有利於兒子增長課外知識，於是一狠心，花5元錢從大隊黨支部書記馮某某那裡買回一隻喇叭。父親請村裡的木匠製作了一隻木匣子，刷上綠油漆，裝進去，拿鐵絲接上天線和地線，安裝在自家炕頭供我收聽。那時有線廣播一天早中晚播放三次，每次開播的序曲是《東方紅》，先是「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然後是本地新聞和文藝節目，最後是天氣預報。就這麼簡單一件事，萬萬沒想到，竟然成了村支書跟我父親「勾勾搭搭」的一大罪證。
另一張大字報則是一個小學生寫的，張貼在學校牆壁上。那時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我已被打入「狗崽子」行列，入了學生中的「另冊」，自然失去了寫大字報的權利。而老師像完成課堂作業一樣，要求其他學生每周必須寫出一兩篇大字報來。同學們抓耳撓腮，挖空心思，拼湊出一張張大字報向老師交差。這位同學實在找不出什麼素材，就寫大字報說，我父親每天清晨清掃大街，不是在天亮之後，而偏偏選在天亮之前，趁著革命群眾看不見的時候打掃。而且，打掃的時候，僅僅把自家門前打掃得很乾淨，其他地方則打掃得馬馬虎虎。大字報揭批說，我父親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一種愛面子思想，放不下當過醫生的臭架子，跟黨和貧下中農有對立情緒，不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等等。
我父親掃大街，是大隊造反派掌權後，勒令村里十幾個戴帽子的黑五類分子乾的義務活，就像電影《芙蓉鎮》裡姜文扮演的右派分子秦書田掃大街一樣。造反派給每個黑五類分子劃分一段街道，要求在每天早晨社員們上地勞動前清掃乾淨。我家位於村中央，門臨大街，他們給我父親劃分清掃的這段街道，恰好就包括我家門前。街道緊鄰村里一座蓄水的大池塘。父親當了多年醫生，養成了講衛生的習慣。他發現，每天清晨天亮後，社員們紛紛從池塘挑水回家，用池塘水做飯。如果他在這個時候清掃大街，勢必弄得灰塵撲面，碎屑飛揚，難免會濺落到社員挑水的水桶里，極不衛生。有鑑於此，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提前清掃大街，等到人們起來上池塘挑水，街道上已經塵埃落定了。萬萬沒想到，父親的這一番「好意」，卻落了個「不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罪名。嗚呼！
這兩張大字報，給我們這個小家庭帶來莫大的恐懼，父親、母親和姐姐憂心忡忡，反覆商量，不知該如何應對這從天而降的大禍。我十分痛責自己，不該那麼任性地喜愛聽喇叭，給父親帶來無端之罪。
好在第一張大字報的主要矛頭不是瞄準我父親，而是「走資派」馮某某。在後來的「拼刺刀」辯論會上，馮某某向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再三解釋，還特意拿出我父親購買那隻廣播喇叭的底聯發票作證。但是，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饒，一再鬧騰，最後奪了他的權，趕他下台了。那一年過年大年初一，村里家家大門上都貼上鮮紅的對聯，造反派卻在馮某某家門上張貼了一副用白紙黑字書寫的對聯：
上聯：對貧下中農冷酷無情
下聯：做階級敵人孝子賢孫
橫批：認敵為友
第二張大字報的結果，造反派頭頭將我父親召喚到大隊部，諷刺挖苦，嘲笑批判，嚴厲訓斥了半天。父親乖乖地不敢作聲，更不敢進行任何解釋，只有低頭認罪的份了。
這張大字報剛一貼出，這位同學的母親主動來我家，一再解釋說，她家孩子不懂事，又傻又笨，那有我聰明伶俐。說著提到她家孩子小時候經常鬧病，倘若不是我父親精心治療，他那條小命早就讓狗吃了。如今，這小子吃飽飯撐得沒事幹，恩將仇報，惹事生非，寫什麼大字報，胡說八道。其實他懂什麼，完全是受了別人的教唆。她說回家後，還要狠狠揍兒子一頓哩……我母親聽了，心裡雖不痛快，仍然寬容地說：他嬸子，別，千萬別打孩子，這也怨不得孩子，老師讓寫大字報，孩子也沒辦法，千萬不要過分責怪他。
同學母親親自上門「賠情道歉」，總算給了如「驚弓之鳥」的父母一絲安慰。
「文革」十年，荒唐的事情罄竹難書，胡編亂造隨意書寫大字報，張貼大字報，僅是其中一例。寫大字報的人，不做深入調查，不用事實證據，單單憑籍個人的主觀想像、判斷和好惡，任所欲為，捕風捉影，造謠誣陷，肆意揭發，妄下結論，上綱上線，亂扣帽子。眾多遭受大字報攻擊的人，幾乎沒有任何解釋、辯駁的機會，同時也沒有任何組織機構出面為此主持公道，分清涇渭。結果，輕者造謠污衊，損害他人名譽；重者羅列罪狀，讓當事人遭受批鬥，打罵，關押，致殘，判刑，含冤自殺，迫害致死。荒唐的大字報，不知戕害了多少人的心靈，不知戕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不知給社會造成多少冤假錯案。然而，大字報卻被偉大領袖封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所謂的「四大發明」，在中華大地橫行肆虐了好多年，1975年還被冠冕堂皇寫入共和國《憲法》，直到1982年再次修憲時廢除。
2013年5月9日於凌空書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7年12月12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