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西伯利亞勞改營
退休以後，七十五歲的上海老太太沙尚之仍然每天上班。研究的對象是她母親。
她母親――陳修良，1998年11月6日，以一個平凡無奇的「上海市社科院退休顧問」之身去世，享年九十二歲。很少有人知道，她有一個讓人想起諜戰電視劇的身份：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1949年，她主持了南京的和平解放工作，令這座千年古都免遭戰火荼毒。去世前不到一個月，她在病床上接待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解放前，她在南京曾有過一段大學生活。
這位1927年由共產國際選派留學蘇聯，一輩子投身理想的老太太，人生真正的高峰期卻在晚年。去世前，她用二十年時間留下了一百多萬字的各類文件、材料、口述記錄，涉及大革命、抗日、國共內戰、反右、文革等歷史階段，為後世留下了一份歷史的橫截面。
「這項工作只有我能做。」沙尚之老太太驕傲地對我說。她母親留下的大量書信、手寫筆記，只有她能辨認。母親晚年口齒不清，也只有她能聽得懂。母親留下的四十盤口述錄音帶，她一一整理成了文字。這四十份錄音記錄，她送了我一份。其中最吸引我的一段，是她母親1950年訪問蘇聯，「朝聖」的經歷。
沒有鋼筆的國家
1950年2月，時任南京解放後第一任組織部部長的陳修良報名參加了一個考察團。團里三十幾個人，全是組織部部長。名字就叫「組織工作考察團」。
剛剛建立國家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堆問題。怎麼領導工業，怎麼領導農業？黨委和政府之間是什麼關係？黨委、政府、工會、青年團，這四個組織經常打架，怎麼和諧相處？……很自然地，考察團踏上了赴莫斯科的長途列車，前去「朝聖」。
對二十多年前曾經留蘇的陳修良而言，這次考察不亞於另一次留學。她自己帶著一堆問題，想向蘇聯求教。比如：一百二十萬人口的南京，只有兩萬產業工人。這麼低的比例，怎麼搞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
考察團整整在蘇聯待了四個月，去的地方比她留學時還多：莫斯科、列寧格勒、克里米亞和烏茲別克斯坦。從列寧格勒到克里米亞，就坐了整整五天火車。
「這次考察其實是劉少奇的意思。」陳修良回憶，出國之前在北京培訓，劉少奇接見考察團，提了三個要求：不要提南斯拉夫，因為當時南斯拉夫已經被史達林開除出世界共產黨情報局，成了「修正主義」；不要問「統一戰線」，蘇聯沒有這個說法；不要問蘇聯人的工資，因為他們的工資差別很大。
在北京―莫斯科九天九夜的火車上，陳修良開始發現有些不對勁。蘇聯的女列車員只吃一片黑麵包，一杯茶，兩塊糖，偶爾吃一點香腸。還不如中國的列車員吃得好。陳修良問：「你怎麼吃得這麼少？」「生活蠻困難的。」
女列車員囑咐中國考察團，每到一站，必須安排兩個人值班。「為什麼？」「因為會有小偷上來。」陳修良又感到奇怪了：社會主義怎麼還會有這麼多小偷？
到了蘇聯，答案就來了。偌大的蘇聯，滿街是帝俄時期留下的高樓大廈，富麗堂皇，可是卻連一支自來水鋼筆都沒有，只有老舊的蘸水筆。中國考察團出門，鋼筆經常不翼而飛。陳修良的衣服扣子掉了，去商店買，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生產計劃。」
生產計劃？考察團去了蘇聯的工廠，知道了什麼是生產計劃，什麼是計劃經濟。
一個紡織廠，生產多少布匹，事先有計劃，可以控制，也能完成任務。但只能完成數量，控制不了質量。工人基本上是平均工資，沒有什麼差別；有光榮榜和「社會主義競賽」制度，但沒有什麼效果。評上了勞動模範，給一張證書，報紙宣傳一下，僅此而已。
陳修良的鞋、襪子都是蹩腳貨，到蘇聯卻被人人羨慕。她發現：蘇聯人的鞋都不分男女，款式一模一樣；襪子一穿便破。
光榮屬於史達林
「朝聖」的終點，自然是克里姆林宮。陳修良又覺得彆扭了。
她一直在上海、南京領導地下工作，到1949年都沒見過毛澤東，更沒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很快，她注意到：克里姆林宮的尖頂上，有一排霓虹燈的大字：「光榮屬於史達林！」
「那麼多人在衛國戰爭中犧牲，這不是人民的力量嗎？光榮只歸於史達林是啥意思啊？我感覺這口號很不妥當，幾千萬人民的犧牲他們不光榮嗎？只屬於史達林一個人嗎？我又感到奇怪了。」
陳修良不知道，「光榮屬於史達林」，在當時的蘇聯，是一句已經非常保守的口號。在她訪蘇前兩個月的1949年12月21日，各國的共產黨領袖齊聚莫斯科，為史達林慶賀七十歲生日。在慶祝大會上，史達林坐在第一排，左邊是毛澤東，右邊是莫斯科市委書記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為大會做的結束語是：「榮譽獻給我們親愛的父親、我們智慧的老師、蘇聯人民共產黨和整個世界工人階級的英明領導人，史達林同志！」
「光榮屬於史達林」的效果，考察團很快知道了。
給他們上課的蘇聯學者，上課的方式聞所未聞――讀稿子。讀事先擬定的稿子，沒有一點差錯。而且，每一篇的模式都一樣：史達林領導下的工業，史達林領導下的農業……
馬克思、列寧已經基本不提了，全蘇聯都稱頌著史達林。根據蘇聯官方出版的《聯共（布）簡明黨史》，從托洛茨基到布哈林，這些老革命都是潛伏的特務，甚至企圖謀殺列寧，只有史達林一個人例外。從地下工作到革命鬥爭，都是史達林的功勞。
當年留蘇，陳修良對蘇聯的黨內鬥爭心有餘悸。這一次，她感覺到：蘇聯的政治氛圍之嚴酷程度，有增無減。「（學者們）講話為什麼這樣怕？原因就是怕有性命危險。」
這一年，蘇聯官方檔案記載：全蘇的勞改營和勞改定居點擁有整整二百五十六萬名囚犯。
他們在皮鞭和槍口的強迫下，建設著大批史達林親自倡議的人間奇蹟：貫穿北極凍土的鐵路線、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連通伏爾加河和頓河的大運河……維持囚犯勞動的代價，遠遠高於他們創造的全部利潤。而這些耗費巨額財富和生命的龐大工程，基本上都很短命。沒有人敢於向史達林進言取消這些工程，儘管他的生命已經進入倒數計時。在陳修良訪蘇的一年多以前，兩名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庫茲涅佐夫和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人沃茲涅先斯基被逮捕入獄，正在等待處決。從1939年起，蘇聯沒有召開過一次黨代會，最高國務基本都在史達林醉醺醺的別墅宴會上處理。
「從這個講稿裡面看，蘇聯言論是一點自由沒有的。」陳修良問一個留蘇的中國學生：你怎麼讀《資本論》？對方回答：《資本論》沒啥了不起，考試前老師會暗示你考題在第幾頁，你背下來，就可以了。
那你懂得這個嗎？陳修良問。
「我管它呢，反正我考試及格就可以了。」
蘇聯也有妓女？
對中國共產黨撓頭的重點問題――組織，蘇聯卻解決得異乎尋常的順利。
莫斯科市委、區委、工廠黨委，考察團分三級進行了充分考察。發現蘇聯的黨委除組織部之外，還有一個幹部部。有了這個部門，組織問題迎刃而解。
一切政策、方針由黨委決定，不聽話的幹部，立即由幹部部撤換，撤職或調走。從政府到共青團、工會等大小組織，一切都由黨委領導，就不存在「打架」問題了。黨委做出的計劃，沒有任何討論的餘地。「計劃就是法律」，在莫斯科的工廠里，考察團看到這樣一句標語。
「這樣固然有好處，統一計劃、統一領導。可是民主呢？」陳修良不得而解。
很快她就知道答案了。莫斯科一個區的蘇維埃剛好進行民主選舉，赫魯雪夫和馬林科夫都是候選人。陳修良坐在觀眾席里，看到光頭的赫魯雪夫和「陰森森的」馬林科夫兩個人在一本正經地發表競選演說。旁邊一個蘇聯人告訴她：「這個馬林科夫將來要做部長會議主席，那個赫魯雪夫要做書記了。」陳修良問：還沒有選舉，你怎麼知道的？那人說：是內定的，蘇聯人都知道。
果然，不久馬林科夫、赫魯雪夫都被選為蘇維埃代表，又相繼躋身蘇共最高領導層。
這是馬克思講過的無產階級專政嗎？陳修良感到對不上號。馬克思的著作她認真學過：第一，公社的委員要由人民選舉；第二，人民可以罷免公社委員；第三，工資不可高於技術工人。這三條，蘇聯一律對不上號。尤其是最後一條。蘇聯不但有專門為領導幹部準備的特供商店，甚至連貨幣都消失了。「有一種很高級的店，中央領導要吃的用的就到那裡去拿好了，哪還要什麼錢呢，用不著。」
與此同時，蘇聯普通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百貨商店要麼貨架空空如也，要麼來了一批貨物，立即排起購物的長龍。根本沒有私有經濟可以對此補充。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得極其徹底，連擦皮鞋的、賣冰淇淋的都是國營單位。
「國有目的，就是不讓你發財，不叫你發展資本主義，餓不死、吃不飽，但是實際上仍舊有人可在這種制度下發財。」陳修良站在賣冰淇淋的攤子前默默算了一筆帳：假使每賣一個冰淇淋都少給一點，很快就能從中賺一筆錢。
在蘇聯，貧富差距不但存在，而且極其嚴重。陳修良晚上去莫斯科紅場走了走，看到許多走來走去的漂亮女人。一打聽，她萬萬沒想到：居然都是妓女，其中很多都是出來搞「副業」的女工。蘇聯的確看不見乞丐，但有小偷。不僅偷私人財產，還偷公家財產。連公園裡的花子兒都會被偷。
仍舊是這種東西
訪蘇四個月，陳修良反而更糊塗了。蘇聯是什麼性質的國家呢？
這個國家遠不像她想像中的強大、富足、民主。反而還帶著幾分不友好的色彩。
中國考察團在蘇聯，正好趕上五一勞動節大遊行，都很興奮，想到街上去看，多拍幾張照片。結果他們走到旅館門口，統統被蘇聯警察趕回來，說：你們不許出去，要待在旅館裡面，誰也不能出去。到某個特定的時間，中國考察團才能排著隊出去參觀，手裡還不准拿皮包，必須空手去。手裡只能拿代表證。至於照片，由新聞記者拍，考察團不許拍。警察甚至直接動手搶他們手裡的照相機。人人都像被當頭澆了一桶冰水。
考察團在蘇聯的行動也是不自由的。旅館周圍被蘇方安排了很多保衛人員，不能隨便亂走，要出去或者幹什麼都要匯報，到哪裡去必須要有人陪同，說是保護，也可以說是監視。更有甚者，一些中國留學生聽說中共考察團來了，想來旅館探望，都必須經過蘇共中央批准。「對我們這些貴賓尚且這樣不講道理，態度很不好。比如把我們的照相機搶走，這給我的印象非常不好。」
這些從蘇聯帶回來的思考，陳修良一直持續到生命盡頭。
她已飽經滄桑。丈夫被開除黨籍，含冤早逝；她自己被政治運動摧殘了二十二年，幾次死裡逃生。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只有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才有社會主義。蘇聯十月革命時還是一個半農奴國家，我國也是這個情況，車臣是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最落後的國家，怎麼會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呢？」
「對蘇聯的很多情況我都懷疑，這樣子的東西叫作社會主義？這叫作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實質上沒有當家做主。用人權是沒有的，工廠裡面管理權也是沒有的。」
「二十年代我看到是這個現象。現在去呢，還沒有改變，仍舊是這種東西，貧困仍舊蠻貧困，恐怖仍舊蠻恐怖。」
考察團找到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詳細匯報。王卻非常肯定蘇聯，說：蘇聯的工作非常有次序，從來沒有發生問題，非常有計劃，非常有條理。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國的命運，從此更徹底地與蘇聯捆在一起。四年後，劉少奇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發言：「……蘇聯的道路是按照歷史發展規律而為人類社會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開這條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炎黃春秋》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