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發表關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重磅談話，明確指出：若中共以武力進犯台灣，將可能觸發日本「存立危機事態」，並導致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高市不僅提出「台灣有事」的多種假設場景，更詳細說明日本可能的應對方式，其清晰且具體的程度，為歷任日本首相所未見。此番言論立即觸動中共敏感神經，北京當局隨即發動謾罵、威脅，並實施多項嚴厲制裁，意圖迫使高市收回言論。然而，高市絲毫不為所動，並獲得日本民意廣泛支持，使其更有底氣對抗中共的蠻橫施壓。也因此，中日關係再度陷入谷底，持續惡化。
若深入分析此次危機，可以發現高市的談話本質上屬於對中共武力犯台的「假設情境」分析，與她一貫的挺台立場一致。她將「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與「日本有事，就是美國有事」的美日安保架構巧妙連結。事實上，只要中共不武力犯台，這些假設永遠不會成為現實；反之，美日是否援助台灣的關鍵，也完全取決於中共是否挑起戰爭。因此，中共如今對日本所實施的粗暴制裁，恰恰顯示它確實存在以武力吞併台灣的企圖，並企圖以「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為國際輿論掩護，一旦時機成熟即可出兵。換言之，高市描述的是「假設狀況」，真正能讓此情境不發生的，是中共，而非日本。日本無法主動讓這場危機消失，高市更無須收回其基於事實與安保邏輯的談話。
令人費解的是，一個由中共才能回答的問題，卻要求可能受其武力威脅的國家保持沉默；一旦無法如願，便以軍演、經濟恫嚇或輿論攻擊脅迫他國。要理解中共這種不可理喻的反應，就必須揭開其政權本質與戰略。近年來，印太地區穩定的最大威脅，正來自於打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號、試圖復刻漢唐盛世的共產中國。中共本非民族主義者，但經歷毛澤東時代的權鬥與運動後，中國百廢待興，中共發現：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遠比階級鬥爭更能動員群眾，甚至能獲得盲目支持。因此，中共在對內對外的敘事中不斷強化「中國」「中華民族」等概念，強調「血緣、歷史、文化」，而這些與民主國家形成社會的核心要素幾乎無關。中國與台灣的發展道路也因此完全分岔，形成兩個平行世界；中共對台灣的民族主義呼喚，對多數台灣人毫無吸引力。
在此背景下，中共推行「中國製造2025」，發展軍工擴張實力，以「民族復興」為口號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要抹去百年前列強欺凌的歷史恥辱，中共必須重新塑造新的「假想敵」，於是鎖定美國與日本。然而，這種定位既不符合歷史，也偏離現實。日本雖在二戰時期侵略中國，但戰後已非軍國主義國家，並長期以補償心態提供大量援助，協助中共改革開放的經濟成長。按理中日應拋棄仇恨、共謀共榮，但中共卻不斷以「抗日神劇」煽動仇恨，使兩國陷入惡性對峙。
至於美國，更是二戰時期迫使日本投降的關鍵力量，從未與中共有深仇，反而是中國的「救命恩人」。美國亦在改革開放期間提供大量資本與科技。然而中共如今卻將其視為假想敵，顯得荒謬且危險。
西方國家原希望中共在經濟發展後走向民主，但其結果卻相反：中共在科技輔助下構建了數位極權，對內監控，對外擴張，並與多國惡名昭彰的政權站在一起。這樣的中共，不但無法實現所謂「民族復興」，反而成為全球動盪的最大禍源。
此次高市談話引爆的風暴，正是中共擴張主義與民族主義狂熱的直接反射，更揭示印太危機的根源來自北京，而非東京、台北或華盛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