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為英文。
一位詩人、紀錄片導演與一位律師、「政治家」，有怎樣的碰撞？
在拿起攝影機之前，陳家坪的第一語言是詩歌。從重慶搬到北京後，他一直在尋找一種載體，以表達這時代強加於人的壓力。對他來說，詩歌必須紮根於生活。2014年，他參與成立了北京青年詩會。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圈子，聚集了學生、作家和年輕思想家。他們經常在靠近北京海淀區大學園區的「706青年空間」聚會，朗誦詩歌，並展開思想辯論。
那幾年，陳家坪（原名陳勇）已經開始被電影吸引。受到皮耶·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直接凝視社會生活的啟發，他於2003年拿起攝影機，開始拍攝北京的流動人口聚居區。他後來表示，攝影機感覺就像「另外一支筆」，一種讓他能夠記錄那些很少進入公眾視野的現實的工具。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電影製作訓練，自己在北京也是一個外來者。他跟拍那些住在狹小房間，工作不穩定，在沒有本地戶口的情況下努力供孩子上學的家庭。他的早期作品——《外來人口》（2004）、《快樂的哆嗦》（2012）和《大興失火》（2018），捕捉了北京這座大都市不均衡發展的背後——日常運轉由農民工支撐，卻對他們吝惜最基礎的社會服務。
陳家坪選擇的這條道路，最終將他引向了許志永——一位法律學者、公民權利倡導者，民間機構「公盟」的聯合創始人。許志永2003年開始擔任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於2006年再次當選。當時，他正致力於幫助進城打工者的家庭解決戶口問題和孩子受教育問題。大約在2010年，陳家坪認識了許志永，並開始拍攝許的日常工作：為家長提供建議、起草上訪信，和各方人士或機構碰頭。有一次，許志永還去重訪了他自己過去被關押的監獄——在監獄外，對著鏡頭，他講述了自己的遭遇，也表達了他繼續鬥爭的決心——為爭取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提升普通公民的公民意識，他不會停歇。陳家坪拍攝的這些鏡頭，罕見地呈現了一位行動者的日常：聚集、開會、討論行動的計劃，以及最務實的基層組織工作。鏡頭裡，沒有演講，只有一個個案件的處理，長時間的交談，以及在簡樸家中的安靜會面。
陳家坪
這些拍攝素材，最終成就了紀錄片《政治家》（2019）——它詳細記錄了許志永為對抗中國教育體系中的系統性不平等而所做的努力。影片也跟拍了那些無法讓孩子在北京學校入學或報名參加高考的家長。陳家坪的鏡頭記錄了許志永的決心和承諾——這也是基於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
「在北京，有幾百萬人沒有北京戶口，他們的孩子無法在北京正常地讀書，尤其是參加高考。我覺得這給社會帶來了很多的問題。平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權利，所以我們在想怎麼樣去推動這個平等的受教育權問題，以及社會保障的問題。」
在一個場景中，一位母親描述她的兒子在老家的學校如何掙扎，孤身一人且缺乏家庭支持。她在北京工作，對因孩子無法再身邊上學而憂心忡忡。許志永敦促家長們集體思考，而非僅僅是個人行動：「我們要建立一個幾萬人的團隊，這個團隊只要建成了，這個制度很快就開始受不了，就開始跟家長代表談了。」
在陳家坪的鏡頭下，許志永出現在他2014年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而服刑四年的監獄外。他面帶微笑，溫和而滿懷希望。他說，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一名中國公民應該做的事情，也平和地反思了自己所經歷的監禁以及被孤立的處境。在另外的一些鏡頭裡，許志永在簡陋的公寓裡，聽打工者講述自己的經歷——他們因為戶口限制，以及無休止的工作，不得不與自己的孩子分離多年。
作為北京大學的法學博士、一名區級的前人大代表，許志永曾經自如地遊走於法律思辯和日常對話之間，告訴人們，制度政策如何塑造日常生活，以及公民意識為何至關重要。
許志永（左）與丁家喜
但是，就在陳家坪拍攝這些故事的同時，中國更廣泛的公民活動環境已在發生變化。大約從2013年習近平上任後，中國的公民社會進入了一個控制收緊的時期。「公民社會」、「普世價值」和「憲政」等概念變得越發敏感。多年來一直謹慎從事的公益律師、獨立媒體和基層非政府組織，正開始面臨嚴厲的審查和關閉。與法律改革相關的組織——包括許志永的「公盟」——被迫關閉。2015年7月9日發生的「709大抓捕」，讓這種壓力陡然加劇，當時有接近300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被拘留、訊問或喝茶。
獨立的文化空間也面臨同樣的命運。會議、研討會和電影節被叫停。長期作為紀錄片導演平台的北京獨立電影節被關閉。2016年頒布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將海外資助的組織置於警方監管之下，切斷了許多合作關係。記錄敏感事件的公民記者——包括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被拘留或失蹤。曾經可以公開進行的對話轉移到私密的微信群組中，即便如此也變得危險。
對於像陳家坪這樣的電影人來說，這種收緊是明確無誤的。獨立紀錄片一直以有限的資源運作，但現在空間本身正在收縮。導演兼評論家朱日坤將陳家坪描述為「一個在邊緣的中國獨立紀錄片上更邊緣的紀錄作者」，這句話不僅抓住了這項工作的脆弱性，也體現出他所拍攝的人群，本身就是最容易被傷害和打壓的。
在紀錄片《政治家》於2019年完成後，陳家坪就被警方約談。該片在台灣金馬獎獲得提名後，他再次被拘留並被迫撤片（那一年，由於大陸官方的抵制，中國電影——包括紀錄片——在台灣的電影節上大多缺席提名）。情況在2020年初升級，在許志永於同年2月再次捕後，陳家坪也因同樣的罪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被拘留。他被關押了109天。警方突襲了他的家，沒收了他的設備，並查抄了《政治家》的母帶素材。許志永後來被判處十四年徒刑，這是他第二次被重判。
《政治家》劇照
如今，《政治家》依然無法在中國境內公開放映，但它通過私人網絡、隨身碟和海外連結在悄然流傳。在中國，觀看這部影片本身就是有風險的，但這部電影仍在尋找自己的觀眾。據現居美國的人權律師滕彪所說，「許志永的案件卷宗中有大量材料與這部紀錄片有關」，這表明此類影像記錄在許志永所面臨的訴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對獨立紀錄片的社群來說，這表明了一個基本現實：在中國，記錄社會問題如何被迅速納入政治案件。
陳家坪從詩人到電影人的轉變並非決裂，而是一種延續。無論是寫詩還是拍攝農民工、流離失所的家庭，或是拍攝一位法律倡導者的日常工作，他都在試圖理解人們如何面對那些限制他們的社會建構。同時，隨著中國公共表達空間的收窄，拍攝日常生活也成為一種越來越不確定的行為。
正如法學學者托馬斯·E·凱洛格（Thomas E. Kellogg）教授在2024年接受《衛報》採訪時所說，許志永是「如今在世的中國最重要的行動者」，一個站在中國公民成長和被壓制的漩渦中心的人物。
然而，紀錄片《政治家》仍在流傳。陳家坪以他與時代同步的語言進行的探索——先是通過文字，後是通過鏡頭——仍在持續。在他周圍，其他人也在繼續嘗試記錄普通人的歷史；而具體到許志永案中，這部電影則提供了一份稀有而寶貴的許志永肖像——一位中國的法律學者，正是嚴肅的思考促使他投身於政治行動主義——而他卻因這一抱負而身陷囹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