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捐贈的古書畫，66年後，被發現標價8800萬，即將上拍賣會。
再一查，捐贈的137件中，5件不翼而飛。
南博說，那5件他們已經找專家鑑定了，都是贗品，所以都處理了。
怎麼處理的呢？
其中一幅，也就是準備上拍賣會的那幅，當時是以6800塊賣掉的，可如今，起拍價就是8800萬。
如果不是事發，上拍，一個億輕輕鬆鬆。
6800塊買進，一個億賣出，怒賺一個億，你品品。
不管他們怎麼解釋，南京博物院這事，能獨立思考的都清楚是咋回事。
這事發生在南京博物館，其實並不吃驚。
看看南博的過往，這類事情似乎有著某種傳統。
2015年，南博展出大報恩寺的琉璃拱門，由於因為展廳層高不夠，將文物生生給砍去了一部分。
那可是南博的鎮館之寶，全球唯一一件，堪稱國寶級。
可是為了展出，隨意就能截掉一節，還能說什麼？
文物保護的底線，難道不該是尊重原物嗎？那被捨棄的部分，不只是幾塊琉璃，而是一段歷史的完整。
今天可以削拱門，明天又會對什麼動手？
這件事確實是一個預兆。
去年，南博要搞展覽，從河南三門峽博物館借了一件文物，虢國貴族鹿形玉佩。
結果，等到歸還時，文物被損壞了。
那可是國家一級文物，國寶級文物，就那麼輕易被他們給損壞了。
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對千年文物而言，任何一點細微的損傷，都是不可逆的傷痛，它們的生命，經不起意外的消耗。
這背後是南博的疏忽，還是某種習慣性的輕視？
關於南博的傳奇，還有。
80年代，有權勢者經常向南博借名畫。
不僅借，還要拿回家欣賞；說是欣賞，卻久借不還。
時任南博的館長急了，再三催討。結果呢？把借畫的人惹急了，惹怒了。
討畫的人，反而成了被查的對象。
權勢開始指示人查館長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但一番翻查後，都查無實據。
怎麼辦？最後竟給安了個學術剽竊的罪名。
壓力之下，館長選擇了自縊。
以死明志，是何等的絕望。而這一切，竟始於保護館藏的堅持。
畫要回來了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個守護文化的人，倒在了他要守護的門前。
泉力輕輕一推，理想就碎了。
如今，捐贈的古畫失蹤案，像是這條暗線的延續。龐家捐出的書畫，五件不知去向。其中一幅，竟赫然出現在拍賣圖錄上，標價近億。
捐贈本是大義，是文化的託付。接受捐贈，即是接受信任。而今，信託被踐踏，義舉成了笑話。
想起另一個名字：蕭元。廣州美院圖書館原館長。
他利用職務之便，用自己臨摹的假畫，換走了館藏的143幅真跡，其中包括張大千、齊白石等大家的作品，獲利3000多萬。
最諷刺的是，他用來調包的贗品，後來竟又被別人再次調包。
假中造假，黑吃黑。貪婪的鏈條，環環相扣，荒唐疊加荒唐。
一個文化機構的守護者，竟然監守自盜，那雙本該護畫的手，卻成了竊畫的手。
南博失蹤的古畫，是否也有類似的情節？還有待調查。但文物管理的漏洞，顯然又一次被暴露。
每樁事單獨看，或許都可稱為個案。但串起來，就成了一串刺眼的斑點。它們指向一種氛圍，一種被默許的輕慢：對文物的輕慢，對規則的輕慢，對信任的輕慢。
南博的亂象，蕭元的鬧劇。看似不相干，本質上是一樣的。
都是文物管理的漏洞，都是責任心的缺失。都是把珍貴的文物，當成了牟取私利、滿足私慾的工具。
作家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早已將這種手法說明白了。
首先，博物館不是地攤市場，絕不允許出現文物倒買倒賣，但同時，又歡迎全社會對藏品進行嚴格帥選，去蕪存菁。
這意思很明顯，博物館雖然不能倒買倒賣，但可以處理贗品。
既然能處理贗品，這中間就能衍生出很多外人看不見的貓膩和門道。
比如找幾個所謂的磚家，出一份所謂的鑑定報告，鑑定某個文物是假的，然後再按照贗品報廢淘汰，以極低價賣出。
然後，所謂的贗品最後到了誰的手裡，也只有天知他知了。
即便東窗事發，就比如這次，也只用回復一句：鑑定有爭議。一切都歸於塵囂。
畢竟，誰鑑定古董還沒個走眼的時候？
一切都相當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