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經濟挑戰不計，若能完成一項穿透神秘面紗的調查，曝光這個監控系統的結構、運作方式及其弱點，將具有極大的價值。理論上來說，對於獨裁政權的存活力，特別是對於政權類型與持久能力之間關係的學術研究來說，這樣的調查應有加分效果。用中國經驗進行一項個案研究，應能讓我們看清一個列寧主義政體，如何運用超強鎮壓與監控能力裝備它的強制體制。中國這項個案，還能讓我們對現代化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進行更精密的思考。雖說經濟富裕一般能讓社會變得更民主，但若干獨裁政權，尤其中國，儘管經濟持續迅速成長，獨裁政權卻仍能維持屹立不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經濟的迅速成長增加了政治壟斷的價值，使這些政權更下定決心把持權力。同時，充沛的資金與垂手可得的先進科技，也讓這些政權能夠不斷擴張，提升他們反制反對勢力的能力。
總之，這本書是一項經驗性研究，要對中共監控系統的組織與運作，提出仔細而詳盡的描述。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描述，達到我們最主要的目標：了解中國共產黨何以能挺過中國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所經歷的社會經濟劇變，一直掌權到今天。
鎮壓與獨裁政權的存活
所有獨裁政權，從世襲政權、家族王朝、軍事執政團、極權國家、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都仰仗政治鎮壓以保住權力。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在依賴暴力或暴力威脅以嚇阻與鎮壓反對勢力時，獨裁者面對兩項重大挑戰。首先，獨裁者得將鎮壓力度拿捏得恰到好處。一方面，獨裁政權必須鎮壓人民：鎮壓力度不夠不足以嚇阻意圖推翻它的反對派，從而危及自身生存。另一方面，過度鎮壓帶來嚴厲的名譽成本，招致國際制裁，激化反對勢力，引發對執政精英的暴力反撲。過度鎮壓還使信徒疏離，讓信徒擔憂自身安全而萌生叛意，使獨裁者更感到不安全。過度鎮壓的獨裁政權一般會使經濟成長停滯，或許這是因為鎮壓往往能削弱財產權的保護，壓縮經濟自由所致。過度鎮壓能導致政治動盪，如反對派反撲，甚至內戰，也會壓制經濟成長，長時間的經濟成長停滯會損及政權國庫營收，削弱獨裁者收買支持、資助國家鎮壓機構的能力，讓政權掌權能力流失。要解決這有關鎮壓的第一個難題，就得了解壓制反對勢力的適當力度，以免因過度鎮壓而樹敵。
第二項挑戰緊接第一項而來。鎮壓（無論是過度鎮壓或是經過精密拿捏的鎮壓）須藉政府人員之手，而且通常這類人員還不在少數。仰賴鎮壓的獨裁者一般必須建立、保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強制體制，但所謂「強制的困境」（coercive dilemma）也就此出現：保護統治者不被民變推翻的強制體制，或許也有推翻統治者的力量。在一九五○與二○一二年間被趕下台的獨裁者，有三分之一是遭窩裡反的政變所推翻的。為對抗這種危險，獨裁者採用一些反制措施，例如在保全部隊內部製造派系鬥爭等等。獨裁者可以用支持強制體制中的一個機構而不支持另一機構的做法，例如支持秘密警察對付軍隊以防止部屬權力集中，但這種制衡做法有其代價，可能會造成部屬叛離，遭針對的機構的效力也會因此受損。此外，政治化的保全機構可能會濫用暴力，造成前文談到的第一項挑戰。
這些問題並非不可克服，但想有效應對並不簡單。一般來說這需要各種政策，也因此最精密、最成功的獨裁政權，即能在最安定的政治環境下進行統治、存活得最久的政權，通常都有各式各樣維護政權的工具。獨裁政權可以鼓吹經濟成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利用民生議題上的成績，建立它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統治地位。它可以透過宣傳、教育系統與其他手段，操控民族情緒與輿情，以提升民意支持。獨裁政權可以利用分贓，拉攏選定的社會精英，如商界領袖、宗教組織、知識分子、工會領導人等，然後讓這些精英運用他們的影響力擴大對政權的支持。擅長選舉舞弊的獨裁政權，能為其統治合法性鍍上一層民主表象。這類做法都離不開鎮壓，所以說鎮壓只是保住政權的一項工具，不過卻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具。
解決「強制困境」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提高鎮壓手段效率以降低鎮壓成本。更有效的鎮壓系統能用較少的成本干較大的事：能在不過度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有效維護高壓統治，還能防止強制體制過度坐大，避免對政權構成威脅。在實例上，最有效的鎮壓都是預防性而不是被動性的。特別是組織嚴密、精明幹練的監控系統，針對最有可能領導、參與反政權活動的人群進行監控，在反對勢力氣候未成、未釀成集體行動以前先行逐一擊破，這樣的鎮壓尤其有效。
不能以有效手段監控反對勢力的政權，必須訴諸成本較昂貴的措施：大規模、長期的監禁，酷刑，暗殺等。這類政權還可能不得不限制基本自由，徹底阻斷資訊流通，從而扼殺市場的正常運作。這類明目張胆的暴力鎮壓，往往能煽動反對怒火，而這正是獨裁者所不願見到的。在最壞的情況下，欠缺有效預防性鎮壓能力的獨裁政權可能迎來慘重後果。二○一○至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大規模街頭示威，以及喬治亞（二○○三年）、烏克蘭（二○○四年）與吉爾吉斯共和國（二○○五年）的「顏色革命」，都迫使獨裁政權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