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20日，我從歷經血腥屠殺、余慟未消的北京啟程，經溫哥華輾轉抵達加拿大多倫多。在紀念父親的文章中我曾寫到：我懷著滿心的傷痛、悲憤，根本沒顧上與親人離別的沉痛和傷感，就急匆匆地揮手別了親友，隻身來到了連個熟人都沒有的加拿大。一下飛機，我便病倒了一個禮拜。
二十多天後，當我站在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前出席活動時，我做出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我要趁著當時全球因中共六四屠殺而掀起的譴責與制裁勢頭，先參與幹掉中共暴政，再回頭去學校學習。我最終沒有前往渥太華卡爾頓大學報到。自此，我便全身心投入到海外民主運動中，一口氣干到今天。
三十七年過去，中共暴政未倒，而筆者已老。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生命歷程，也是三十多年來海外民運與流亡群體的一部縮影。它更見證了一個殘酷的國際現實：中共暴政在文明世界的縱容下非但沒有崩潰，反而一路崛起、滲透全球。它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用全球供應鏈綁架了西方，構築起難以解套的利益鎖鏈，導致民主國家國力衰退，在今天面對中共的步步逼人時，陷入難以反擊的被動局面。
從1990年六四一周年開始，我便參與主辦多倫多的紀念活動。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尤其是前三十年，海外的紀念活動長期被一種曖昧、改良的氛圍所籠罩。當時有聯合主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團體，甚至明確提出「不反中共政權，只反六四開槍」。由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明確主修推翻中共極權體制的堅定反共者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因此，絕大多數時候紀念活動的主題、訴求和口號，都無可避免地落在了「平反六四」這四個字上。
今天，筆者提出這個議題，是希望大家進行一次深刻的解剖與反思。因為這個根本性的邏輯如果說不清楚，對中共暴政的性質認識不透，中國的自由民主就永遠無法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