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運動」迄今已經過去37年，對該事件的紀念活動基本是一邊倒地悲情敘事與對屠殺的控訴。從五、六年前開始出現一些批評聲音，今年卻登堂入室，一些人以極少數「六四」參與者現今的見識、行為與脫離現實的主張為由，認為中共當年鎮壓有理，否則這批人成事，肯定會搞亂中國，更別想有今天位居世界第二的「強大中國」了。這個說法當然不排除中共暗中主導輿論這一因素，但其本身就是錯置前提，比如將海外民運少數人以「進入中南海」作為人生目標當作1989年「六四運動」的主旨。針對這種指桃為李的混亂，本人認為，如果分成三個層面看，對六四的認知就會比較清晰。這三個層面就是：六四運動本身在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地位;對中共鎮壓六四的國際批評;少數六四運動參加者的現實行為不代表當年那場運動的全體參加者。
中國六四運動是世界第三波民主化高潮的重要一環
關於六四事件為何發生的國內因素早就形成共識：它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社會意識形態等多重矛盾劇烈交織下的必然產物。
從國際背景來看，中國「六四事件」發生於1989年，當時全球正處於塞繆爾·亨廷頓所定義的「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其開端與前奏1970年代完成，標誌性事件是葡萄牙、希臘及南歐的民主化連鎖反應，以及70年代末至80年代，阿根廷、巴西、秘魯等拉美多國相繼結束軍政府統治，回歸民主選舉。即便是專制傳統相對深厚的亞洲，在六四事件爆發前的數年裡也迎來了強烈的民主化風暴：1986年菲律賓人民推翻了獨裁者馬科斯;1987年韓國六月民主運動引發了盧泰愚發表《六二九宣言》，正式開啟總統直選和全面民主化轉型。以及1987年台灣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隨後開放黨禁、報禁，拉開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序幕。
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運動爆發之時，正值民主化第三波的高潮。1989年6月4日（與六四天安門清場同日），波蘭舉行了戰後首次部分自由選舉，團結工會取得壓倒性勝利，拉開了東歐劇變的序幕。在同一時段，匈牙利開始拆除與奧匈邊境的鐵絲網，引發東德居民的逃亡潮，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標誌著冷戰東西方對峙的結束，東德及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開始全面瓦解，緊隨其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羅馬尼亞政權更迭，以及最終在1991年發生的蘇聯解體。
中國1989年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正是受到了全球這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激盪和啟發。鄧小平將此稱為國際大氣候，中國受到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負面影響。客觀的正面解釋就是改革開放帶進了自由、民主、人權等現代西方觀念，影響了數屆大學生的《走向未來叢書》是當時很受歡迎的啟蒙讀物代表作，正是在這一「西風東漸」的影響下，知識界和大學生開始系統性反思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儘管非常粗糙，但這扇打開的窗戶讓中國人看到了本國社會的落後愚昧，當時的西方政治體制有輝煌的物質文明做為映襯，」中國什麼都不如西方」就是當是中國社會求變的內在推力。以改革開明形象立世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猝逝，成為積壓社會情緒的集中爆發點。
在這一時刻，中國出現六四事件，當然不僅是一場國內事件，更是蘇東劇變這一全球民主化最高潮的關鍵一環。雖然中國的民主化嘗試在該階段未能成功，但其巨大的國際反響加速並深刻地改變了整個冷戰末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其後的30多年內，世界進入了一超多強、美國主導並引導世界進入全球化的人類全新時期。
我敢肯定，如果當時沒有六四運動，如今的青年一代一定會痛詬那一代人麻木不仁，讓中國錯失民主化良機。
川普時代：民主VS專制的二元對立敘事淡出
二戰以來，世界就形成了民主VS專制的二元對立國際敘事，第三波民主化就是這種敘事的積極推動，民主必須戰勝專制是世界共識。具體到中國，中國知識界當時認為，中國在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時就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只是由於各種內亂外憂，在二戰以後的第二波民主化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毛的統治讓中國人民受盡了苦難。因此，中國不能再錯過民主化第三波。在六四這場以北京為中心，以學生與知識界為主體、廣大市民積極參與的全國性社會抗爭中，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懷抱這種赤忱。
六四的海外流亡者雖然免去牢獄之災，但畢竟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腳下的大地」，此後的30多年歲月中，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融入了所在國的各行各業，與常人無異，普通人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以及各具特色的缺點，他們一樣也不少。只有在年復一年的六四紀念活動中，六四流亡者這個身份標籤才會再次出現。「六四」參與者是他們一輩子的驕傲，拒絕遺忘並為六四正名也是他們背負的責任。
在民主VS專制的二元對立敘事年代，六四流亡者確實自帶正義。只是世界變化太快，自2025年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已變，本國利益優先成了國際新地緣政治的敘事。自美蘇冷戰開始以來的民主VS專制的二元對立敘事，拜登任總統時期兩次雷聲大、雨點小世界民主峰會算是為其劃上了終結符。正是在此背景下，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震動世界的中國六四事件，今年遭遇了不少質疑，其中認同者最多的質疑就是六四一代不再具備道德感召力，理由就是少數六四精英現實生活中的行為、見識都證明他們不配成為政治領袖，並進而否定六四運動對中國的意義，甚至還有人從老布希當時的兩面做法出發引出種種聯想，再下掛至今天美歐民主國家出現的各種問題，例如政治衰變、經濟不振，與中國今天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終於能「平視美國」對比，得出了六四如果成功，這批六四精英進入政權，只會比中共更壞，中國經濟將會陷入停滯。
上述這些，當然都是胡亂攀說，不值一駁。首先，這些昔日的精英現在的不堪，完全與當年的運動本身無關，這種將現在少數人的個人品行延伸至當年的運動並否定的立論本身就毫無邏輯。其次，六四並未打破鄧小平確定的中國改革開放路線，只是打破了鄧小平與胡趙兩任總書記之間的政治聯盟，讓陳雲的計劃經濟思路再次顯山露水。九二南巡之後，鄧小平重續改革開放路線，經濟領域中的重大改革，比如最重要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股份制的推行與股票市場的出現、以抓大放小為主線的國企改革為核心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美歐資本大量湧入中國，都是發生在1992年之後。這些改革全過程，我都寫入了《現代化的陷阱》，本身就證明「六四葬送了中國的改革」只是假想不是事實。
中共鎮壓六四，歷經30多年，譴責依然不斷，這種事件在國際社會並不多見。（法新社）
國際潮流已變，六四精神進入歷史
歷史上重大事件的評說，從來就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條件。以現在中國變得強大與美歐民主衰變就慶幸六四沒有成功，並以此論證37年前中共鎮壓六四有理，是荒謬之論。正因為第三波民主化聲勢浩蕩，中共鎮壓六四才遭到全球異口同聲的譴責。如今歷經30多年，譴責聲依然不斷，這種事件在國際社會並不多。
「六四」是否能成為中國的民主火種且薪火相傳？對此我並不樂觀。對六四精神的概括，是指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廣大青年學生與市民所展現出的理想主義、民主追求、愛國情懷以及和平理性的抗爭精神。中國當今青年一代缺乏就是這些精神，社會土壤也不培養這種精神，這是中國的內因。
從國際因素來說，美國已經主動結束向外輸出民主自由價值觀的自賦任務，川普讓世界回到了以國家利益為主訴的新地緣政治的競爭格局，短時期內美國也不會再有推行顏色革命、按照美國樣式改造世界的雄心。
從20世紀以來的三波民主化當中，中國都與民主化擦肩而過。早在六年前，我已經不再撰寫紀念六四的文章，這不僅是因為要說的話已經說盡，更重要的是我認為，真正應該讓中國人感到悲哀的，不是發生了六四事件，而是中國今後不會再有六四運動，因為當局的社會監控之嚴厲，讓中國人不再具備1980年代曾有過的自組織化能力，如今以躺平為樂的青年也缺乏六四一代青年那樣的精氣神。
謹以此文作為我多年寫過的六四長歌最終章。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