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於統一的政治目標長久以來並未有任何鬆動，無論是「和統」、「武統」還是「智統」的政治修辭，都未放棄「統一」作為核心的終極目標。 2020年至今，經過烏克蘭戰爭和美伊戰爭兩次經驗顯示，只憑藉軍事力量未必能讓強國如願大獲全勝，弱小的一方也能以自身獨有的軍事與經濟手段抵銷大國的絕對優勢，甚至造成大國的政治根基動搖。
面對美中博弈長期化與中國周邊地緣局勢複雜化的現實，北京已不是一對一的面對美國，還要考慮日本，甚至歐洲的因素，甚至威權軸心內部的俄國和朝鮮也未必樂見中國強大。 北京歷經「又俠之禍」揭發的軍方內部貪腐，以及軍事科技和核戰略虛假的嚴峻問題，對台政策正在發生深層的重新檢視。
「和統」與「武統」的辯證性發生變化
長期以來，西方習慣以「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的二元對立框架來評估台海局勢，已開始發生方法論的轉變。 2026年6月，在杭州舉辦的第十二屆兩岸青年學者論壇及福建海峽論壇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朱衛東拋出「不統而統」的新論述，強調「統一之事急不得、慢不得，更等不得」，並主張在對台工作上同時防範「統一急躁症」與「消極等待症」。
這一論述的浮現，並非是再唱起「和統」的老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研所也從來不是溫和派的代表，而是北京在權衡地緣政治風險與軍事代價後，所提出的攻心與結構滲透戰略。 在此時間點提出，主要是看到初期的驗證已有相當成果，部分種子的活躍正在讓台灣內部不分陣營的產生負面的影響，台派有包藏禍心者、統派中有著話語代理人。
北京的核心圖謀在於，不訴諸短時間高風險、高代價的軍事攤牌，而是在美國安全體系難以實質防範的灰色地帶與社會結構中擴大縫隙，從中埋下裂解根基的種子，從而建立無法逆轉的政治與社會既成事實，在發聲政治或軍事的統一行動之前，以便讓法理統一出現實質進行的統合現象。
這套戰略的核心，本質上是將「時間」轉化為對抗台灣民主體制與主體認同的非對稱武器。 但是悖論在於，最高領導核心是否有時間持續等待，紫禁城內所有的不安因素是否已被層層清洗，預留「不統而統」所需的政治環境和時間。 對於威權政體而言，至少需要克服接班團隊與政治現實的挑戰，而這還沒納入中國經濟與社會長期低盪的因素。
中國不統而統就將台灣社會內部化、並且結構性吸納台灣的知識系統，內外並進的造成台灣壓力。 （法新社）
「不統而統」的系譜與歷史演變
回顧歷史，不統而統這一概念在中共對台論述中並非首創。 早在2018年中共十九大後，時任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就曾提出此概念，當時主要指涉兩岸民間極為密切的經濟與社會互動，在未有正式政治表態前，實質上已形成高度融合。 然而，時隔數年，當朱衛東重新定義「不統而統」時，台海與地緣環境已發生劇烈變化。
朱衛東所提出的概念，試圖解決中共對台工作長期存在的兩大路線矛盾：一是源自民族主義高漲而產生的「統一急躁症」，這極易促使決策層進行軍事冒險，進而引發美國及其盟友的全面軍事介入。 軍事與安全的領域看似與社科院台研所關係較淡，但是國安部就出現過來自台研所的要員。
例如：前所長姜殿銘曾於2000年後出任國安部十五局局長; 前所長楊明傑具備第八局身份，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的經費也與國安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二是源自官僚懶政的消極等待症，一味被動坐等統一水到渠成，反而給予台灣形塑實質獨立與鞏固主體認同的時間窗口。 對於台辦系統而言，統一之後如何維持既有利益與地位是個難題，至少各省不再需要這麼大的組織體系，軍方也將失去大量的養老位置。
各省原先就有對台政策不一致，重心排序未能與北京齊心的問題，甚至在河南等內陸地區還有著「批地換現金」的過時思維，統一後這些政策消失將不利於地方財政「無中生有」。 更重要的是，長期在台灣泛統政黨的影響下，利益盤根錯節，對台政策的認識論早已扭曲變質，多數局處級官員認為：多做不如不做，維持現況才能保住最大利益。
為了調和矛盾，北京嘗試重塑其戰略時間觀。 正如毛澤東曾提出《台灣問題可以等上一百年》的論述，試圖展現在處理主權領土問題的戰略定力與彈性; 當前的「不統而統」則是將這種「長期性」轉化為「主動的漸進主義」。
但是這並非是放棄統一時間表的節點，而是以「開渠引水」與「水到渠成」的辯證關係，通過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建立與台灣的「情感連接與利益綁定」，將政治性的敘事轉化為事實的統一性，解決當前「更等不得」的現況。
強化治權延伸與結構滲透的雙軌手段
北京推行不統而統的戰術機制是由硬性的治理權延伸與軟性的結構性滲透雙軌交織而成。 這種雙軌戰略不僅企圖在台灣內部扶持代理人，更試圖延伸在台灣周邊的行政與管轄的既成事實。 在硬性維度上，近期北京正將台海防衛逐步虛化。 隨著日本、菲律賓片面啟動專屬經濟海域（EEZ）談判，台灣在東部外海的戰略存在出現缺口，中國海警與海巡部門順勢在台灣東部外海展開專項執法行動，這被中國媒體與學者定義為「近海治理模式」的啟動。
中國海警在金馬限制水域、台灣海峽乃至東部外海實行常態化執法，但是台灣卻陷入無法武力驅離的尷尬現實; 同時又在台灣內部引發聲浪，反對日菲等鄰邦代行驅趕之實，使台灣無力實質反制，北京實際上已在法律層面推進其對台海的實品管轄權。
在軟性維度上，北京則是進行深層的社會與經濟綁定。 其運作邏輯是繞過台灣的中央政府的權力架構，直接與台灣的地方派系、特定工商團體、基層農漁民及青年群體進行精準對接。
正如海峽論壇提出的「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北京企圖重啟在台灣內部的「利益共同體」，並且有顯著的年輕化趨勢，甚至其細緻化程度已至台灣的特定青年群體，並且開展知識網絡，像是碩博士生和補教機構等。
這種泛知識網絡的系譜一旦在社會層面擴展，將使台灣面臨巨大的價值分裂，抑制台灣的主體性發展。 其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反對統一者趨向反對獨立，營造「不統而統」所需的氛圍。
中國在海峽論壇提出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就是企圖重啟在台灣內部的利益共同體。 （金廈中國遊客/法新社）
台灣的民意現實讓中國選擇「不統而統」
北京之所以在2026年將重心向「不統而統」傾斜，部分原因在於決策層逐漸意識到，兩岸關係最難以逾越的障礙，並非台灣的軍事防禦能量或戰略地位，而是「台灣的民心走向」。 長期的武力恫嚇與政治施壓，非但未能逼迫台灣就範，反而促使台灣社會形塑出強韌的民主防衛機制與主體認同。
這一政治現實，在台灣最新的民意調查得到充分印證。 根據《聯合報》民意調查中心（2026）於6月1日發布的「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台灣社會對未來的主張已有共識，多數人主張永遠維持現狀（63%），這是自2010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且首次突破六成，顯示台灣社會對和平與生活方式的集體共識。 反之，傾向統一和獨立的光譜都是歷史新低，但是傾向獨立仍有21%，傾向統一隻有10%。
此外，桃園市國家發展基金會於6月15日發布的「兩岸政治談判」民調亦顯示，雖然有61.6%的民眾贊成在對等情況下進行兩岸對話，但高達58.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接受北京所提的「一個中國原則」作為談判前提; 在政治談判所希望達到的選項中，支持兩岸統一的比例僅有極微弱的2.9%。 這些數據揭示目前和平統一的三大結構性不利條件：
第一，公民民族主義與民主認同的深化，台灣的主流民意已將民主體制視為「本體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核心來源。 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的界定，是建立在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與法治保障之上的公民認同，這與北京基於大一統與威權統治的歷史敘事存在無法調和的衝突。
第二，政治信任度的徹底破產，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變遷，使台灣民眾對北京的任何政治承諾（如和平協議）產生了深層的質疑。 缺乏基本信任的前提，使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談判在國內都面臨極大的輿論阻力。
第三，兩岸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隨著台灣社會在性別平等、人權保障及公民社會成熟度上的提升，台灣民眾愈發不願將自身的生活方式置於威權體制的管轄之下。
正因和平統一的政治土壤極度匱乏，北京才試圖轉向「不統而統」的迂迴戰略，寄望通過「先和再統」或「由和而統」的漸進手段，繞過台灣主流民意的政治防線，以社會和經濟的深度嵌入來消磨台灣的主體意志，陷入沉默的「不統而統」。
軟硬兼施的雙軌戰略威脅
「不統而統」的融合話語，絕不意味著北京放棄武力手段。 相反，它還是原先那一套的「軟硬兼施」雙軌手段。 近期北京在台灣周邊建立的近海治理模式，以及持續的高強度的軍事演習，展現「軟性融合」所需的強制力。
中國至今未曾正式宣布放棄武力統一台灣，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於台海上空。 在這一戰略架構中，軍事威脅的作用在於戰略威懾與認知操作。 隨著近年來台海局勢的緊張，使得中國更進一步操作台灣社會內部的地緣焦慮，以及將川普政府的不確定性化為疑美論。
根據《聯合報》在2025年下半年的民調顯示，隨著疑美論在台灣社會內部發酵，相信「兩岸若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會派兵協防台灣」的比例已由過去的四成九降至四成一，不相信者則攀升至四成九。
這種對外部安全保障的信心動搖，正是北京推動「不統而統」所極力利用的心理窗口。 當台灣民眾普遍感受到軍事衝突的毀滅性代價，同時對外部盟友的援助可靠性產生懷疑時，社會心理便容易在「抗拒統一」與「接受現狀」之間產生動搖。 部分群體在長期的安全焦慮與經濟吸納下，其終局意識可能被重塑，逐漸向「不反對統一」的中間地帶靠攏。
一直以來，北京都試圖擴大「不戰而屈人之兵」效用：通過極限的軍事與施壓，逼迫對手接受看似「和平」的方案。 從東海到南海的鄰近疆域，中國不時以類似的手段與鄰國周旋。
民主防衛與威權的時間競賽
「不統而統」的侵略性隱藏在日常的經貿往來、文化交流與日常生活的隱諱之間。 中國企圖在國際社會尚未警覺前，就將台灣社會內部化、並且結構性吸納台灣的知識系統，內外並進的造成台灣壓力。
面對中國對台政策新一輪典範轉移，台灣同時得在強化國防與反滲透的工作強化法律。 現實來看，目前在立法層面幾乎已被癱瘓，這也是「不統而統」正式浮上檯面的背景。 北京已經親眼見證國防預算是如何被刪除，部分荒誕的立法是如何被推動。
因此，台灣必須體認到，時間並非全然站在台灣這一邊。 北京同樣有時間的壓力，雖然威權制度可以靠人事洗牌來維持政局，但是中國正在面臨低增長與發展失衡的問題。 這些內爆因素將制約「不統而統」的執行能效，但是台灣萬不可將寄於中國內部，應當持續強化制度性的韌性建立，以及自身的經濟發展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