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錢內訌的義勇軍＊阿波羅新聞網

在前些連載中，我寫了馮玉祥、吳佩孚等一些軍閥收錢叛變、扭轉中國歷史軌跡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所要講的故事，也許有的讀者會不大願意接受：「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東北抗日的「義勇軍」，有相當一部分是北方的馬賊、土匪出身。而且，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為了錢，經常鬧出些個問題。

（筆者註：東北土匪叫「馬賊」，因為他們基本都騎馬，當時東北地廣人稀，必須騎馬，才能跑得快，幹活兒效率高，否則沒法干土匪這一行）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國民黨人李璜到了北方，策動馬賊、土匪，組織「東北義勇軍」、開展抗日。

要想說服土匪、馬賊掉轉槍口打日本子，總要有個獎勵機制。要知道，當年的土匪、馬賊，幾乎全部是文盲，不但沒有文化，而且許多人具有「反社會」的扭曲人格，如果硬以「愛國」、「救國」這些老一套的說辭去和土匪、馬賊們對話，恐怕人家未必聽得進去。

李璜很「在行」，他當時使用的手法是：直接用金錢激勵。於是，他放出了「發錢」的風聲，叫各方土匪、馬賊前來領錢，當然，領錢是有代價的，那就是：拿了錢之後，必須給我打日本子。

依據李璜的記錄，「李璜有錢發」的消息在土匪圈子裡傳出來之後，當年北方的馬賊，絡繹不絕、紛紛過來排隊拿錢。

有一次，一批馬賊在李璜處等了三天，拿不到錢，馬賊們很惱火，說：「別人幾萬塊都拿了，我們卻等了三天，你明明是不相信我們！今天不把錢拿出來，（你）就休想走出這個大門！」

馬賊們為了錢，耍起橫來了，因此和李璜鬧翻。

我們來讀讀李璜的回憶文章《九一八事變與東北義勇軍》裡面關於這段歷史的一些相關筆記：

「……日本軍閥就忽略了東北的民性強悍以及自來有所謂『紅鬍子』的這一社會力量。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初基，就由這個所謂『紅鬍子』掀動起來……」

「……『九一八』後，首先以紅鬍子巨頭而組織義勇軍較多的為吉林的王德林……」

「……我先行派人出關聯絡零星的官兵隊伍、馬賊、可靠群眾，我給了他十萬元的中國銀行本票，同時我還得為之準備武器彈藥，為之運往長城口子……」

「……因之我們基本隊伍既少……則只有收買馬賊，加強其襲擊火車辦法。王慎廬請令於我，我雖感到其事不大可靠，但因同志們殺敵心切，我也只好批准試辦……自決定收買馬賊，則同志約來之赳赳武夫不少。王慎廬司令為之定下賞格：每打翻敵人火車一次，獎大洋五千；殺死敵人軍官一個，獎大洋五百；每一隊馬賦，以兩三青年同志隨之進軍。這一辦法，初行之頗為有效……」

「……但不料此一收買馬賊辦法，結果發生內訌情勢……馬賊紛紛前來請命，無錢便不肯走，其勢洶洶但我所存已只有二萬大洋，實不足以應付這一大堆半真半假的江湖豪俠人馬……」

「……他約來的馬賊頭子務必耍見我一面。慎廬、師曾都擋住我不要去見，恐被扣留索錢，難於應付。我想了一下，深感王捷俠約來的馬賊固目的在錢，絕不可靠，而慎廬令學生所約馬賊，雖已表現劫車殺敵成績，仍是終不可靠。因為我的錢是有限的，而馬賊每一次動作，不管成功與否，都是用錢收買的，像這樣長期抗戰，只靠大洋收買，又何能久支……」

「……次日（我記得是二十一年七月廿七日）十時，我與慎廬、師曾三人赴捷俠處。但入小屋中，捷俠不在，只有七個大漢都帶有連槍（即一發七子的長把手槍），其中一人聲洪氣粗的向我表示，他們奉命而來，等了三天，拿不到錢；他們殺敵心切，今天非要錢走路不可！我笑道：『錢是有的，非先將工作說清楚，辦法講明白，不能便說拿錢。』又有一人道：『別人幾萬大洋拿走了，並沒有工作，為什麼我們就耍說清楚，明明是不相信我們！』更有一人大聲道：『今天不拿出錢來，便休想走出這個屋子！』我於是大怒，用拳頭在桌上一捶，桌上小茶杯立刻震翻！我道：『錢是有的，要用威嚇，便一文不給，還是要將工作報告打來，向我司令部來商量。』……」

李璜的這篇《九一八事變與東北義勇軍》，參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總第19卷第3期。

李璜的筆記，記錄了以下幾個事實：

1、東北義勇軍，這支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抗日力量，是以北方的馬賊、土匪為基礎而組建起來的。

2、國民黨組織東北義勇軍抗日，採用的是「金錢利誘」的辦法，在重金獎賞之下，馬賊土匪出身的義勇軍，偷襲日本火車、狙擊日本鬼子，的確在抗日方面，有所作為。

3、得知國民黨「有錢發」，北方的土匪、馬賊蜂擁而至、張口就要錢，這些土匪、馬賊絡繹不絕，甚至鬧出了內訌，使主持義勇軍工作的國民黨人頭疼不已。

當然，我們看歷史切忌極端，義勇軍是不是個個都為錢？倒也未必。但是，有相當一部分義勇軍戰士，是馬賊、土匪出身，這樣的人，用金錢去激勵他們，恐怕在當時是最為直接、最為有效的手法，這本身並不難以理解。

我們再來看看義勇軍的兵源構成。且來讀讀軍事學者孔剛、孔令波在《軍事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裡面的考證文字：

「……（義勇軍）原收編的大刀會、紅槍會、綠林抗日武裝，在日軍大討伐後，大部潰散脫離原義勇軍系統，潛伏各地。1933年春夏以後，又逐漸恢復活動，成為小股的反日山林隊。這部分武裝，數量大，分布廣，人數多，堅持時間比較長。這些武裝絕大多數是愛國抗日的，也有少數個別的既抗日也擾民……」

總的來說，這篇論文認為：

1、一些義勇軍的出身，是土匪；

2、一些義勇軍既抗日、也擾民。

我們再來讀一下民國時期的月刊《新中華》所刊載的一篇筆名為「立川」、實名為張新生的義勇軍戰士的回憶錄，其中有以下的文字：

「……到了（土匪）老梯子那裡以後，（我）除了學習馬術之外，每天幫他造冊子寫布告帖標語，想把宗旨弄清，喚醒民眾明了。大家看了很奇怪，認為這是一件新鮮事！有的人說：『你們怎麼當鬍子（土匪）還帖布告，把真實姓名告訴人呢？這簡直是造反！』但老梯子是很同意這種辦法的，鄉間的人們看布告，聽說是要打日本，一個個都跺腳揸掌說：『干！』……」

「……另外錦州政府答應接濟，但成立了一兩個月，除了慰勞三千元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有。當時屢派代表赴錦州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救國軍標榜的是不搶不奪，可是政府既不接濟，又無一定的餉元，三千人的隊伍，每天人吃馬餵沒著落，而且已到了冬令天氣，隊伍還穿著單衣。戰時子彈如何補充，如無補充，打完了將如何也是重要的問題。因此在這種困難的局面下，一些小幫土匪重操舊業……」

「……在這種環境下的救國軍，向民間搶劫，被敵人拉攏實在是有背景的。敵人也充分利用救國軍的特定背景，採取了拉攏的辦法。當時敵人先派來一個人叫陳鼎（從小受日本的教育），說新民縣有個金司令已得日本的許可收編軍隊，一切餉向軍火，統由日本方面供給，此項軍隊編成之後，既不打日本，也不打中國，專用為維持地方。此種說法一聽就知是拉攏。在同一環境下的高鵬振也不例外，為了生存，收下了陳鼎送來的一萬子彈，兩車棉衣，為騙取東西與日偽軍周旋。但是這種周旋是有限度的，這就是：不能幫助日本人打中國……」

張新生作為當年義勇軍的一員戰士，他寫下了以下的事實：

1、一些義勇軍的確由土匪、馬賊組成；

2、一些義勇軍經常找國民黨軍政當局要錢；

3、要不到錢，一些義勇軍就重新當匪、搶劫老百姓；

4、除了搶劫老百姓之外，一些義勇軍還接受日軍資助、投靠日軍。

更令人掉眼鏡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愛國抗日將領楊靖宇，他手下的兵，也有許多是土匪出身。史料《近代中國土匪實錄》第107頁，就收錄了以下的文字：

「……1936年2月7日，楊靖宇率隊駐紮在鬧枝溝二道破口時，將萬順、萬軍、壓五營、仁義軍、文明軍、老來好、五傻子、平日軍等綠林武裝改編為一千餘人的抗日山林隊，引導這些匪伙走上聯合抗日的道路，也有的搖身一變，成了漢奸……」

楊靖宇所收編的這批叫做萬順、萬軍、壓五營、仁義軍、文明軍、老來好、五傻子、平日軍等各種名稱的所謂「綠林武裝」，實際上就是當年東北的馬賊、土匪。這些人有時候跟隨楊靖宇抗日，有時候又當漢奸，匪氣難除，朝三暮四，立場不堅定。

那麼，在東北義勇軍當中，土匪出身的戰士所占比例，到底有多大呢？1932年8月15日《申報月刊》刊登了一篇名為《東北義軍抗日狀況》的文章，收錄在台灣國史館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第391-397頁。這份調查報告，內含如下的文字：

「……東北抗日武裝民眾人數……此類武裝民眾的集團（有組織的），據兄弟在遼寧所調查的，其成分如下：1、曾為土匪者，約30%；2、農民約50%；3、曾充軍人及警察者約15%；4、知識分子約5%」。

如果依據這份調查報導，則每10個義勇軍當中，就有3個是土匪出身。儘管如此，這份調查報告恐怕仍然有說話客氣之嫌。關鍵在於那50%的「農民」。農民和土匪其實長得一樣，如果不調查仔細，似乎很難分得清誰是農民、誰是土匪。而當年義勇軍的組織者之一黃恆浩的說法，則是相當的不客氣，依據他的說法，義勇軍「大多」為土匪、馬賊出身。以下我們來看看黃恆浩的筆記。

台灣國史館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第617頁，收錄了當年義勇軍的組織者之一黃恆浩（此公為知名抗戰人士黃顯聲的叔叔）的文章《東北義勇軍》，在此文中，黃恆浩發了以下的牢騷：

「……義勇軍有這樣龐大勢力，因為什麼甚少表現，就煙消雲散了，這失敗的原因，都是自己造成的，最初是救國會號召義勇軍，能率隊至長城附近的，都與補給，那時以為有十萬軍，而不須支餉，可以壯大聲勢，這一辦法實行後，則義勇軍多聚集到熱河來，而無游擊者，乃由於當局不甚了解游擊隊的道理，對於義勇軍……」

黃恆浩在上述文字中所發的牢騷，總的來說是這個意思：當年的救國會，用金錢激勵義勇軍到長城參加抗戰，但是又沒有堅持長期發工資，黃恆浩認為：這是義勇軍表現不夠好的原因之一。

接著，在同一冊史料的第667頁，黃恆浩又寫下了以下的記錄：

「……接濟義勇軍、擴充義勇軍，都需要錢，沒有錢就沒有辦法……」

這一段很清晰，不需要我解釋了。

然後，在第720-721頁，黃恆浩繼續寫道：

「……（後援會）就救國會以前已經接洽的義勇軍予以支援與指揮，由於有錢，自然是長袖善舞了，可是因為錢的關係，乃和義勇的義，就有些距離了……後援會能指揮義勇軍，全仗的是錢，他的經濟來源，是依靠捐助……無源之水終不免有枯竭的時候，慢慢地乃不免有捉襟見肘之嘆，所以在長城戰後，因領導錯誤，義勇（軍）消沉了……」

黃恆浩的這一段，意思也很清楚：錢足夠的時候，義勇軍表現相對賣力一些。錢不夠的時候，義勇軍就「消沉」了。

最後，在第791頁，黃恆浩繼續寫道：

「……東北協會在組織之初，款有來源，對於義勇軍眷屬，在年節時還發給補助費，雖為數甚微，亦可以安定其心，但在前方卻無一定的活動費，因而關於給養不免取給於民，以致民眾有些反感，這亦是不得已的事……」

黃恆浩在這一段中，更是透露了一個痛心的事實：部分義勇軍在沒錢的時候，則直接搶劫老百姓，因此激起了民怨。

以上這些，都是黃恆浩作為義勇軍組織者和資助者的筆記。白紙黑字，記錄得很清楚。

當然，筆者並非存心詆毀義勇軍，可是歷史並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五光十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人是一種具有可塑性的動物，同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之下，其表現可以有天壤之別。

讀者讀到這裡，對於以下的結論，各位應該心裡都有譜了：

1、義勇軍部分由土匪組成；

2、部分義勇軍戰士是衝著錢來的；

3、當然並非所有義勇軍戰士都衝著錢來；

4、就算是衝著錢來的那部分，也不排除夾雜有愛國的成分。

總之，金錢報酬，是當年義勇軍抗日的動力之一。它也許不是唯一的動力，但一定是動力之一。這一點，恐怕既不能否認，也毋須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