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國《三聯生活周刊》旗下的「三聯生活實驗室」推出紀錄短片《2026中國外賣員生存報告》，採訪了穿梭於北京大街小巷的多名外賣員，記錄當下這一群體的生存境況。隨後，《生存報告》被勒令全網下架。
外賣員是中國城市中再常見不過的群體——是什麼讓這樣一個勞動群體的生活記錄，在中國也變成了禁忌？6月12日，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全球首部有關平台經濟體面勞動的公約，中國代表團投下了贊成票。在缺乏勞工對話機制的中國，這對中國外賣員的生存狀況，會產生正面影響嗎？
1. 外賣員收入在下降，超時勞動和對健康的摧殘依然
外賣行業是中國人靈活就業的「新鐵人三項」（即「快遞、外賣、網約車」）之一。媒體近日報導，中國靈活就業已到關鍵的規模拐點，2025年從業人員2.8億，預計2026年將達3.2億人。這個數據來自「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上周發布的一個報告——《2025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
近年來，「中國經濟低迷」成了很多人的共識，而《生存報告》聚焦外賣行業從業者的就業、收入等具體狀況，可以看作是中國經濟境況的一個切片式呈現。當下的外賣從業者是否還能「生存」？《生存報告》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如一位受訪者所說：「外賣還是可以賺錢的，只要你願意付出體力和健康。」
受訪者中，有一位「單王」，在2025年11月曾拿到一個月17000元的「高薪」，但這是極其個別的現象，其他受訪的騎手，最高月薪七、八千元，最低則只有三、四千元。這些數字和中國總人口的收入相比較並不算低——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的全國兩會上稱，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約1000元人民幣（不過這裡的收入並非單指個人工資，而是指」可支配「的錢），但考慮到北京的高生活成本，外賣員的這個收入，對普通藍領勞動者來說，只能是「還過得去。」
同時，中國外賣員這份並不高的月收入，付出的代價是超長時間的勞動，以及對健康的摧殘。受訪的全職外賣員，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大部分人，每周連一天的休息時間都沒有。雖然有的外賣員提到了「靈活就業」的自由，但對大部分外賣員來說，這份收入是全家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所謂的「靈活性」，其實不是外人理解的「自由」，而是為了生存，在激烈競爭之下，不斷無休止地「超時勞動」。
另外一個真相是：外賣員的收入，幾乎必須依靠在路上的冒險。《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的作者王晚在《生存報告》中接受採訪時說道，「但凡是一個送外賣的，基本上都會闖紅燈。」為了生存，為了多掙一點，外賣員為什麼寧願冒違反交通規則可能帶來的生命危險？事實是：騎手們看起來是自主選擇接單，但其實都是被外賣平台的算法控制的，包括接單、送餐路上的時間，精確到每一分秒。而關於平台的算法，早在2020年，《人物》的深度報導《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就提到：外賣平台嚴格限時，使得外賣員不得不抄近道、逆行、闖紅燈，許多外賣員由此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如今，六年過去了，平台算法對外賣員的壓迫，不但沒有解決，較幾年前，反而變本加厲。
《生存報告》中受訪的外賣員，也普遍指出，現在的收入不如以前。一位做了八年的外賣員說，新冠疫情前（也就是2020年前）他跑一單可以掙十幾元，而現在很多時候只有三、四塊一單，「明年打死都不幹了」。多名外賣員表示，激烈的競爭下，訂單「辛苦又不掙錢」。一個外賣員的一個訂單顯示，一小時的車程，只有6.5元的收入。
外賣單價的減少，一方面是由於外賣行業的競爭——選擇靈活就業的外賣員越來越多了——為什麼靈活就業的人越來越多了，這將需要更詳實的經濟分析，但肉眼可見的是，更多人沒有工作了——那些十年前在工廠和建築工地上幹活的農民工，和如今一些畢業即失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們，都轉去了外賣。而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伴隨著人們消費能力的下降，選擇外賣服務的顧客也在減少。
在競爭激烈、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外賣行業的勞動權益保障這個老問題，似乎更加無解：作為低門檻的「靈活就業」，外賣員沒有勞務合同，也幾乎沒有任何集體協商的渠道。如今的外賣平台，往往也並不是直接的僱主，外賣員實際上是被層層外包的——這使得外賣員如果遭遇了工傷，連自己與平台的勞動關係都無法證明，基本上得不到有效的賠償。
據中國勞工通訊的《中國外賣行業研究報告》稱，一位在網絡上發聲，為騎手們爭取權益的「盟主」，此前因涉嫌「尋釁滋事」而被拘留。在中國高度管控言論的背景下，這是一個清晰的現實——外賣員根本沒有和平台議價的任何能力——他們沒有發聲渠道，也沒有自主成立的工會，以及參與集體談判的機制。
2. 「流動性很強，但一直在底層流動」
《生存報告》中的一位外賣員說：「吃飯都是問題了，還擔心命呢！」這位外賣員居住的地方，是位於北京昌平區城鄉結合部的「外賣村」——於辛莊村。於辛莊村正是北京市政府前些年重點驅趕所謂「低端人口」的區域。《生存報告》指出，雖然人們經常能在媒體上看到高學歷白領人士送外賣的新聞，但是絕大部分外賣員，依然是教育程度有限的農村外來務工人口。
如果說，以前的外來務工者，和城市人群之間有著較深的隔閡甚至不可跨越的鴻溝，如今，隨著網絡經濟和外賣行業的興起——這些與城市中產的生活也息息相關，外賣行業在社會中的可見度其實在不斷提高。中國的公共話語裡，對外賣員的生存困境和系統性壓迫，近些年已經不屬於邊緣的話題——從《人物》和《三聯》的報導，到社會學的學術研究，再到幾本有名的暢銷書——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參與「新鐵人三項」的打工者，已是中國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是近年打工者自述中的代表作。作者沒有做過外賣員，但他講述了自己十幾年來輾轉全國多個城市打工的經歷（「我在北京送快遞」只是其中的一章）。他曾經做過便利店店員、保全、自行車店銷售員，還做過服裝店導購、加油站加油工、夜班揀貨工人、快遞員……《我在北京送快遞》之所以能夠登上各大暢銷書榜，成為豆瓣2023年年度圖書榜單第一名，並且出了英文翻譯版，正是因為作者長期在社會底層打工的經歷，就是億萬中國人在底層打拼的真實體驗。
近年來中國經濟下行，白領工作並不那麼容易找到。《生存報告》在北京一所大學的校園中，採訪大學生對外賣行業的觀感，有的學生甚至認為外賣是「非常有前景的行業」，可以讓面臨「畢業即失業」的自己「至少不會失業」。這體現的不僅是年輕人對外賣行業的某種誤解，也有大學生對自身就業前景的擔憂。
外賣作為一種「過渡性」工作，是一小部分大學畢業生騎驢找馬的選擇。然而，對於大部分外賣員來說，外賣或其他形式的體力勞動是永久性工作，他們無法通過這個行業向中產躍遷，向上層流動幾乎只能指望下一代，但外賣所得又很難支撐下一代所需的教育資源。正像曾經做外賣騎手的王晚所說：「底層的流動性還是比較強的。但是他一直在底層流動，乾的永遠是體力活。」
3. 平台經濟的體面勞動，離中國還有多遠？
外賣員困於平台、困於底層的現象，其實不僅限於中國，這也是「零工經濟」時代下許多國家的「靈活就業」工種面臨的挑戰。然而，在中國，為什麼單單討論外賣員的困境，就能成為了一種禁忌？
近幾年，對於中國經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一方面，中國科技發展卓越，最富裕的城市和省份人均GDP與西歐已開發國家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躺平」、「內卷」、「卷不動了」等詞彙在中國流行，再加上肉眼可見的中小企業的蕭條，還有焦慮、失望的社會情緒，又反映著人們對經濟狀況的悲觀。
在中國的人工智慧和高科技企業發展敘事背後，隱藏著更多中國人的現實——即「靈活就業」者們的困境。《生存報告》的全網下架，表明了外賣員真實的生存處境，仍然是中共官方「脫貧」、經濟發展乃至民族復興等宏大敘事中，一股不和諧的存在。
樂觀的態度——即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說的「動物精神」——也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扭轉中國經濟的頹勢，但悲觀是《生存報告》的基調，這種悲觀和官方主旋律先入為主的基調不同，是許許多多個勞動者，在最真實的經濟生活中，自我經歷、講述並得出的結論。
《生存報告》中的一位外賣員說：「只有很勤勞的人，他才能幹得下去這個外賣。」然而，中國人的勤奮、肯干，與中國所處的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越發不匹配。一群群勤奮、實幹的中國人只能永遠被困在固定的系統里和固化的階級中內卷——看不到遊戲的盡頭，看不到出頭的希望，看不到上升的空間，但必須不斷地參與到搶單的遊戲中，才能不失去自己僅有的一點財富。
《生存報告》以集體性的敘事呈現出了與官方敘事的齟齬，這種齟齬因為網際網路的擴音效果，引起了官方的警惕而被消滅。然而，已經有足夠多中國人的切身經歷，反映出了經濟下滑的現實，人們甚至不需要媒體的報導，去接觸到這種所謂「唱衰」中國經濟的悲觀態度。在中國的人工智慧和高科技企業發展敘事背後，隱藏著更多中國人的現實——即「靈活就業」者們的困境。
中國勞工通訊2023年的《外賣行業研究報告》，記錄了自2021年來十餘起快遞員、外賣員的罷工維權事件。近幾個月，網絡上也流傳著東北的計程車司機大規模罷工，以及長沙外賣員集體示威的視頻。可以看到，中國「靈活就業」的從業者們，也是對整體經濟下滑最敏感的人群。
2026年6月12日，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2026年平台經濟體面勞動公約》（第193號公約），中國代表團投下了贊成票。但正如人權觀察家王松蓮撰文指出，中國數以億計的零工工作者，能否獲得保障，關鍵不在於官方承諾，而在於他們是否有能夠組織起來、表達和追責的權利。
而這個追究的對象，不僅包括平台，更包括政府。而在一個不到半小時的外賣員紀錄片都會被下架的地方，這種追責的權利，看起來還遙不可及。
本期推薦檔案：
三聯生活實驗室：《2026中國外賣員生存報告》（2026年4月）
中國勞工通訊：《中國外賣行業研究報告：政策難追平台侵權速度 官方工會仍陷形式主義》（2023年4月）
《人物》：《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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