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份文件的另一處，在列舉英王18條罪狀的末尾，傑斐遜寫道，英王竭力煽動邊疆居民，去對付那些"無情的印第安野蠻人"，說他們的作戰規則是"不分男女老幼、悉數殺光"。一七六三年，英國王室為緩和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頒布公告，把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劃為原住民專屬保留地，嚴禁殖民地民眾越界開墾。這道禁令激怒了深度參與西部土地投機的殖民地精英，也擋住了成千上萬渴望越界"占地"的白人貧民對"幸福"的追求。把原住民定性為"野蠻人"，在法理上便一舉否定了他們作為主權者、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資格，把此後一個多世紀的驅逐、屠殺與領土褫奪，都包裝成了"文明戰勝野蠻"的進步敘事。直到一九二四年，原住民才被國會承認為公民；他們在部落主權與民事權利上的訴訟，至今仍未走完。
除了這兩處刪改，還有一段被大幅削減的文字，傑斐遜原本用極動人的筆觸，寫下殖民地人民對不列顛"手足"的心碎，那些同胞對殖民地的正義呼聲同樣充耳不聞，男子氣概命令我們從此忘記對他們的舊愛，像對待其餘人類一樣對待他們：戰爭中是敵人，和平中是朋友。他甚至惋惜，兩個民族本可以共同成為一個自由偉大的整體，可共同的繁榮，似乎低於他們各自的尊嚴。國會把這整段近乎家書的哀怨刪去，用意很清楚：一份想要換來法國、西班牙軍事援助與外交承認的主權宣告，不能讀起來像一封撒嬌哭訴的決裂信，它必須表現得像一個成熟、克制、遵循國際法理的主權者。這份文件因此在同一個下午完成了兩件事：它把殖民地人民從"英王的孩子"改造成了"世界的公民"，也把一場私人情感的決裂，打磨成了一份不帶一滴眼淚的法律文書。這種克制，後來長期被視為這個國家最珍貴的政治美德，用事實與程序說話，而不是用委屈與憤怒說話。
三
七月四日，歷經四天辯論、反覆刪改的文本終於表決通過。四天後，七月八日，這份文件在費城議會大廳外的廣場上，當眾向聚集的市民宣讀，人群沸騰，歡呼聲幾乎蓋過了教堂的鐘聲。可沒有一個在場者知道，那些讓他們熱血沸騰的句子出自誰手，國會當時把執筆人的名字壓在會議記錄的角落裡，直到八年後，報紙上才第一次公開披露起草者是傑斐遜。那支寫下"人人生而平等"的筆，在廣場歡呼的那八年裡，始終是一個無名之輩。
真正讓這份文件超越一份殖民地抗議書的，是傑斐遜在權利清單上把洛克《政府論》裡"生命、自由與財產"的三位一體，換成了"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這背後站著蘇格蘭啟蒙運動一位不算顯赫的道德哲學教授哈奇森，他把人類權利分成兩類，"可轉讓的"，比如財產、商品、勞動成果，可以經由買賣契約讓渡；"不可轉讓的"，比如生命、人身自由、良知與對幸福的追求，任何契約都無權收回。傑斐遜很清楚，若把"財產"本身也列入不可轉讓之列，後果不堪設想：任何政府日後想要徵稅、調節產權，都可能被斥為侵犯自然權利；更致命的是，在一個仍存在奴隸制的語境下，這等於替奴隸主對"人身財產"的占有，蓋上一枚自然法層面的永久戳記。用"追求幸福"取代"財產"，傑斐遜把這份立國綱領，從冷冰冰的產權至上主義里解放了出來，政府不再只是洛克式的、看守私產的守夜人，它被賦予了一種積極的道德意圖，去創造一個所有公民都能平等追求自我完善與公共福祉的空間。
阿倫特指出，美利堅建國先賢們選擇「幸福」一詞，絕非指涉私人生活里對感官娛樂或物質財富的消極享樂。這份宣言帶給美利堅最偉大的遺產，恰恰是「公共自由」或「參與政治的自由」在革命前，各殖民地內部早已存在著生機勃勃的鄉鎮會議、代議立法和市民行動，人們在這些公共空間裡共同商討公共事務、分擔政治責任，從而體驗到一種在私人領域絕無可能獲得的尊嚴與愉悅——即「公共幸福」。因此，《獨立宣言》帶給美利堅的最大自由，是「作為一個積極公民去共同創建並參與公共權力運作的自由」。這是一種「開始」的自由，一種打破帝國決定論的因果鏈條，在歷史的虛無中攜手確立一個全新世俗共和國的自由。這種自由將人民從被動接受君主恩賜的「臣民」（subjects），系統地重塑為擁有憲政創製權和監督權的「公民」（citizens）。
然而，這一「最大自由」在其歷史展開中，必然面對其未兌現之普世承諾的嚴酷審判。由於建國精英在費城做出的「黑暗妥協」，普世平等自由的修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資產階級和蓄奴階層的排他性專利。但也正是在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張力中，宣言演變為了美國歷史自我糾偏和不斷救贖的最高道德法庭。
林肯在十九世紀面臨國家解體與奴隸制擴張的終極危機時，正是通過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繞過作為各州妥協產物的《憲法》，直接回溯到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將國家重新定義為「一個致力於『人人生而平等』這一命題的國度」。林肯賦予了宣言一種「救贖性法理」：宣言並非陳述了一個一七七六年已經完成的社會事實，而是設立了一個向後世所有世代開放的、必須通過鬥爭去不斷接近的道德終極目標。此後，從道格拉斯的廢奴演講，到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出「我有一個夢想」的吶喊，黑人民權運動無一不在徵調《獨立宣言》作為那張美國「尚未兌現的期票」，通過揭示現實的虛偽，來倒逼美利堅自由邊界的不斷擴展與自我救贖。
這份宣言還有一重身份，長期被主流敘事遮蔽：全球史學家大衛·阿米蒂奇指出，它誕生之初的核心任務，其實不是向本國人民宣講人權，而是一份遞交給整個歐洲列強體系的"相互依存宣言"。大陸會議心知肚明，十三個殖民地單憑自身，根本打不贏當時世界最強大的不列顛帝國，必須換來法國與西班牙的軍事援助；而在當時的國際法體系里，若殖民地僅僅是在爭取"英國臣民"的憲法權利，歐洲大國的介入便構成對英國主權的非法干涉。這份宣言首先是一張進入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俱樂部的入場券，它那層關於天賦人權的道德語言，在當時的歐洲宮廷眼中，不過是包裝地緣決裂的一層外衣。十三年後，這層外衣卻在大西洋彼岸生根發芽，親歷過北美革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國大革命後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反覆與擔任駐法公使的傑斐遜商討草案，把北美的自然權利話語，系統地帶進了那場徹底粉碎歐陸封建特權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