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桌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桌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仿佛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仿佛「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桌球「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桌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沖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台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韓國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台萬歲」。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周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占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布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伙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靈感就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