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不只是李登輝個人命運的傳奇故事，更試圖深人追問：李登輝究竟是如何讓某些看似遙不可及的台灣歷史進程成為可能，並重新定義了他主政的那個時代？與其羅列李究竟「做了些什麼」，本書更關心的是：為什么正是那樣的時刻，讓這些轉變得以發生？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兩個時代究竟如何交接、延續與轉向？在種種表面決策與歷史轉折的背後，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更深層的運作邏輯，甚至是不易被察覺的權力結構與時代條件？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日治時期台灣淡水郡的李登輝，戰後與大多數的台籍青年一樣，曾迷失在馬克斯主義的迷霧中，甚至一度加入中國共產黨，當一名「進步份子」。二二八事件一爆發，他和不少同時代的台籍菁英一樣畏懼並痛恨國民黨政權。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讓李登輝成了國安黑名單上的常客，曾經短暫的共產黨員背景，也讓他在出國深造和升遷路上不斷碰壁，這些經歷塑造出他務實又帶點自我保護色彩的政治性格：懂體制，但不對抗體制。隨著時間推移，他選擇了更「安全」的路，走進了體制，在曾經讓他厭惡的威權黨國體系內發揮農經專長。
李登輝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是蔣經國。小蔣在一九七○年代政治本土化熱潮中提拔李登輝，對李登輝來說，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市長、台灣主席到副總統，在台灣政治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當許多反抗威權的志士都被關進牢裡時，處在不同路徑軌道上的李登輝卻一路攀升，扶搖直上。
身為中華民國備位元首的第一年，李登輝就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煎熬與挑戰中度過，當「江南案」與十信風暴逐漸遠離，當世界各國對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前景普遍悲觀之時，沒有人預見改變台灣未來政治格局的關鍵時刻已悄然降臨。在蔣經國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里，他這種「要民主，又不要太民主」的思維，讓缺乏實權的法定繼承人李登輝與掌握大權的外省權貴，都各自解讀政治強人所傳遞的訊息並詮釋「改革」的意義，也各自從小蔣對他們的指示與談話內容中，擷取自己想聽或願意相信的部分，從而強化各自作為「蔣經國路線」繼承人的堅定信念。儘管強人尚未離世，但導致日後國民黨內部發生嚴重政爭乃至決裂的種子，已悄悄埋下，等待發芽的一刻到來。
李登輝深信，他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是在繼承蔣經國遺志，但他卻刻意淡化威權強人生前同樣堅持的大陸法統與傳承，忽略了國民黨內還有另一股力量與他一樣，堅信所作所為都是在承襲蔣經國遺願，包括堅持一中原則、主張兩岸統一、對台獨深惡痛絕，誓不兩立。蔣經國生前用盡最後一口氣，打開台灣的民主之窗，然而其所留下來的一道難題，便是在他走了之後，如何讓一群毫無大陸經驗的本土菁英，繼續相信兩岸之間終究必須統一。要讓這些過往人生經驗長時間在大陸度過的黨國大老們，打從心裡信任從來不知「丟掉大陸」是何等慘痛教訓的李登輝，難如登天；然平心而論，台灣的本土認同有如洪水般不可阻擋，這未必是李登輝憑一己之力所能操控。
直到今日，仍有許多人想知道：李登輝心裡到底怎麼看待兩岸關係？他到底是不是「台獨」？本書分析認為，李登輝的立場，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呈現出隨著內外環境調整的軌跡，這其中包括美國的對華政策、台灣的民主進程、以及對岸國力的起伏，用單一標籤來貼他，往往忽略了這些情境背後的複雜因素。一九九○年代初，李登輝憑著學者的固執和他對兩岸的天真理念，深信只要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放棄那些虛幻的大陸法統、務實承認中共政權的現實，那麼台海就能迎來和平，國際空間也能拓展。他一方面努力讓台灣走出去，爭取國際認可，另一方面又透過密使與北京高層對話，想化解彼此的爭議，就算兩蔣時代對大陸的濃烈情懷已逐漸褪去，李登輝依然相信，兩岸在歷史、文化與法理上的血緣連結，仍可被用來推動彼此的交流。
這種思維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飽受國際孤立之時，或許有其合理之處，但是要讓這套邏輯成真，其難度絕對不下於相信兩蔣時代光復大陸必將成功的政治神話。台海局勢一直在變，北京對「台獨」的定義也是個動態過程，隨著中共實力不斷上揚，逐漸走出「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兩岸的現狀無法永遠維持不變，彼此的關係終究會隨著內外形勢的翻轉而被重新定義。一九九○年代初，北京或許還能容忍模糊空間存在，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便已行不通。李登輝不斷施壓，要求中南海承認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中共的反擊之道則是：先承認一中，再來談其他。對於一輩子只踏上中國土地寥寥數日的李登輝來說，當他面臨沉重外部壓力而被迫在「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之間做出選擇，他會怎麼選？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首屆民選總統，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更是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性時刻。當台灣人民終於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時，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也隨之被提升至一個道德與價值的高點，李登輝從而得能開啟對國民黨過往政治話語體系的基因改造。這時的台灣，無疑正在經歷一場「重塑」，在此過程中李登輝既是推手，也是被推動的那個人，他不斷改變體制，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體制所改造。從另一角度看，要不是他順應潮流，帶領國民黨完成本土化變身，或許這個原本只應存活在冷戰時代的反共威權政黨，早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遭到淘汰，被歷史洪流沖走。
回頭再看，李登輝在任內發動的那場「政治上的寧靜革命」，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成功抑制了因權力更迭而產生的陣痛，讓台灣社會能在沒有血腥暴力的情況下，平穩地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然而，此一成果卻未必能轉化為國際社會對民主台灣外部正當性的支持。當上首屆民選總統後，他馬上就遭遇美、中聯手，試圖將「一中」框架套在台灣之上，李登輝的最後四年總統任期，幾乎是一場不斷拆解「一中」神話、化解國際與兩岸危機的苦行史。因為無法擺脫「一中」的枷鎖，也因為反中與反共情緒日益高漲，李登輝決定用「兩國論」來宣示兩岸間「互不隸屬」，並向世人喊話：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想再代表全中國，只願意代表台澎金馬。
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位政治領袖，李登輝終究得面對「接班人」的難題，他挑選連戰，壓抑宋楚瑜，堅持未來的國家領導人一定得是本省人，而這個堅持最後卻讓國民黨走向分裂，甚至丟掉了政權。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獲勝，台灣有驚無險度過首次的政黨輪替，李登輝從而贏得「民主改革之父」的美譽，但這項殊榮卻建立在他領導的國民黨裂成碎片、嚴重挫敗的殘酷事實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