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我在武漢讀大學四年級。雖然本科讀的是數學，但三年多下來，已經學過測度論、泛函分析、拓撲、高等概率和隨機過程等課程，其中不少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身邊一起學習的同學，後來有人走上了數學研究道路，我卻開始考慮轉行。
那時，研究生招生規模很小，管理類專業的名額更少。我在學校教務處平房外牆貼出的招生簡章中，找到了浙江大學工業工程管理專業。考試科目除英語、政治外，還有高等數學、線性代數和《資本論》。
此前我甚至不知道《資本論》究竟講些什麼。學校實行學分制後，我通過考試免修了不少課程，正好有半年左右可以自由安排。我想，既然那些高度抽象的數學原版書都能讀懂，花幾個月時間，總不至於讀不懂《資本論》。
為了買齊三卷《資本論》，我整整一個月沒有吃葷菜。書買回來後，最初幾個星期讀得十分吃力。後來，我試著用數學的方法整理馬克思的論述，把每一部分的前提、假設和推理順序分別列出，逐漸理清了資本、勞動力商品和剩餘價值之間的邏輯關係。再往後，讀起來便順暢多了。
可是，理論越清楚，我的疑問反而越多。書中講的是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並占有剩餘價值，而我身邊的工廠屬於國家，土地屬於集體，廠長是幹部，不是股東，工人由國家分配工作，也沒有通過市場討價還價形成工資。既然現實中看不到資本家，那麼書中所說的剝削究竟發生在哪裡？這類問題當時沒有地方可以討論，考試也並不要求考生提出疑問，只要求掌握規定的概念和答案。我只能繼續做筆記，把這些困惑暫時放在一旁。
初試結束後，我收到了浙江大學的面試通知。兩門數學考得比較順利，英語和政治大概也能過關，但我對面試毫無概念。我不知道老師會考管理知識，還是繼續問《資本論》。更現實的問題，是怎樣湊足去杭州的路費。
我到武漢關碼頭和武昌火車站分別打聽票價，算下來，往返交通、住宿和吃飯至少需要五十元。那時我每月只有十三元助學金，勉強夠吃飯，手中只有三元多現金。父母在農村，一家六口常常連飯都吃不飽，家裡唯一值些錢的財產是一頭瘦豬。那頭豬關係著弟妹的衣服、學費和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可能讓父母賣豬供我去面試。
我能想到的，只有在武漢國營製藥廠做清潔工的小姨。小姨只比我大六歲，每月工資十六元，生活同樣拮据。她原本住在農村，後來因為當兵的小舅在煤礦事故中去世，才用撫恤和安置換得武漢戶口，進了工廠。她長期營養不良，已經有了胃病。
一天傍晚，我坐車來到她工作的製藥廠。她剛上夜班，穿著工裝從廠里出來。我低著頭告訴她，自己急需借五十元錢。她十分吃驚，說我上大學幾年從未開口要過錢，怎麼一開口就是這麼大一筆。那時，五十元差不多相當於她三個多月的工資。
我沒有告訴她自己已經通過研究生初試，只說這筆錢非常重要。小姨沉默了一會兒，最後說：「你從來不開口，既然開口了，肯定有你的道理。明天再來，我想辦法。」
第二天，我再次來到工廠。小姨把我帶進一間狹小的休息室，裡面坐著三位同樣穿著工裝的女工。她向大家介紹：「這是我外甥，大學生。」
桌上放著一堆零散的錢，有皺巴巴的紙幣，也有許多硬幣。小姨把它們收攏起來，全部倒進我合攏的雙手裡，說：「這是姐妹們幫你湊的。你好好讀書，以後有機會再謝她們。」
五十元錢，需要我用兩隻手捧著。
我看著那些硬幣和紙鈔，一時說不出話，只能低聲道謝。旁邊一位女工見我流淚，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說：「還是個愛哭的孩子。」
幾天後，我帶著一個小尼龍袋，從武漢關碼頭登上開往上海的江輪。袋子裡只有牙膏、牙刷和幾個煮雞蛋，連替換的衣服也沒有。武漢到上海的三等艙船票十二元八角，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票三元多。乘船要走三天兩夜，比火車慢得多，但有鋪位，可以保存體力，也免去長時間站票和多次轉車。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武漢獨自遠行。客輪里擠滿旅客，甲板和艙室還放著雞籠，角落裡甚至有小豬，空氣十分混濁。我找到自己的上鋪後，拿出在碼頭買的《光明日報》。報上有一篇介紹日本「反求工程」的文章，講日本怎樣通過分析、仿製和改進外國技術推動工業現代化。我反覆讀了幾遍，覺得這種從已有技術倒推其結構和原理的方法，或許正是科技管理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
輪船一路停靠。每到一個碼頭，我都下船看看。此前二十年，我的活動範圍不過是家鄉和武漢之間幾十公里的距離，沿江不同城市的街道、方言、服裝和食物，對我來說都十分新奇。
到達上海後，我從碼頭趕往火車站。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方便的城市地圖，我一路向人問路。有人不會說普通話，有人說得太快，我只能把幾個人的說法綜合起來，選擇聽上去最可靠的路線。好不容易找到火車站，又被問「去哪一個火車站」，才知道上海不止一處車站。幾經周折，我終於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車。
抵達杭州時已經是傍晚。我轉乘最後一班公共汽車來到浙江大學，系辦公室早已下班，只能到校門口的招待所住宿。工作人員反覆檢查介紹信、面試通知書和學生證，又詢問來處、目的和住幾天，最後收下一元五角房費，並把介紹信押在櫃檯里。那個年代，一個人在外住宿，個人身份和信用都要依靠單位開出的那張紙來證明。
房間裡擺著四張床，其餘三個住客已經睡下。被褥陳舊，鼾聲不斷，我一夜幾乎沒有合眼。第二天清早，我買了幾個茶葉蛋，便提著尼龍袋進了校園。
管理系辦公室通知我，面試安排在下午。到了時間，一位中年女教師把我帶進空教室，另有一位年輕教師陪同。女教師問我對管理的認識，我便講起江輪上讀到的「反求工程」，談如何通過技術引進、分析和改進提高生產效率，也談科技進步與國家現代化之間的關係。那時中國仍處於計劃經濟時期，我沒有市場經濟的概念，對管理學本身也了解不多，只能從數學、技術和生產組織的角度回答。
面試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女教師不時點頭，那位年輕教師則問了幾道數學問題。數學是我最熟悉的領域，回答起來並不困難。結束時，我問女教師自己有沒有希望，她只是笑著說：「不錯，挺不錯的。」後來，她成了我的研究生導師。
離開前，我又去問系主任，面試的目的是什麼，錄取標準又是什麼。主任沒有正面回答，只告訴我：「你的總分第一。」
這個結果讓我十分意外。後來入學後我才知道，近兩百名考生中，我的初試總分確實排名第一，但《資本論》只考了七十九分。浙江大學本校考生使用的是學校編寫的一本不到二百頁的政治經濟學講義，有同學考前集中看了一周，便考了九十七分。
我花了四個月讀完三卷《資本論》，用數學邏輯分析其中的前提和推論，卻沒有取得最高分。那時我才明白，考試要求的並不一定是對原著理解得多深，而是能否準確掌握命題者所使用的教材和標準答案。我讀的是馬克思的原著，他們準備的是考試。
那年，浙江大學這個專業原計劃錄取八人，後來擴大到十三人。我最終被錄取。此後，我根據自己閱讀《資本論》時形成的一些想法寫成論文，發表後獲得了一百元稿費。我首先拿出其中五十元，償還小姨和幾位女工當初為我湊出的路費。
多年以後，關於那次考試和面試，許多問題已經記不清了。最難忘的，仍是製藥廠休息室里那一堆皺巴巴的紙幣和硬幣。正是那些每月工資只有十幾元的女工，湊出了我第一次遠行的路費，也幫助我走進了浙江大學。
資料來源：汪翔《浙大研究生面試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