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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歸西,紅旗就要落地:從紅朝修表匠之死看中共政權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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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歸西了。李鴻章死後一百二十五年,另一個中國修表匠也走進了歷史。一個修大清,一個修紅朝;一個搞洋務,一個搞改開;一個希望用西方機器救皇權,一個希望用市場經濟救黨權。他們都聰明,都能幹,都知道自己的國家出了嚴重問題,也都曾經在一個腐朽龐大的政治機器內部拼命工作,他們甚至都取得過巨大成就。 他們最終都碰到了同一堵牆:什麼都可以改,唯獨權力不能改。這堵牆,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無數改革者最終撞上的牆。 決定一個政權命運的,而是這個政權還有沒有能力解決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還有沒有能力重新給人民希望,還有沒有勇氣約束自己的權力,還有沒有可能讓年輕人重新相信明天。

今天,朱鎔基的遺體火化了。爐門合上,烈焰升起,一個九十八歲的老人最終化作一捧骨灰。對於一個活到如此高齡的人來說,這本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有些人的死亡只是一個人的死亡,有些人的死亡,卻會在歷史長河裡形成一個奇異的標點。朱鎔基屬於後者。

今天被送進火化爐的,不僅是一個退休二十多年的中共前國務院總理。在我看來,還有一個時代,一個曾經相信共產黨可以通過改革不斷修補自己、通過市場經濟不斷延長壽命、通過擁抱世界不斷獲得合法性的時代。那個時代曾經轟轟烈烈,深圳的推土機晝夜不停,浦東的高樓拔地而起,廣東的流水線燈火通明;大學生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農民工相信進城可以改變生活,老闆相信只要肯干就能發財,外國資本相信中國會越來越開放;甚至許多知識分子都相信:經濟改革走到最後,終究會推開政治改革的大門。

回頭看,那真是一個充滿幻覺,同時又充滿希望的年代。朱鎔基正是那個年代最典型的人物之一。今天,當他的肉身化為灰燼的時候,我忽然想到另一個一百多年前死去的中國老人李鴻章。

李鴻章死於1901年,十年以後,大清亡了。我並不是說朱鎔基死後十年,中共就一定滅亡,歷史從來不會如此機械地押韻。但李鴻章與朱鎔基之間,確實存在一種令人不安的歷史相似。他們都是舊制度最優秀的修理工;他們都看見了機器出了問題;他們都試圖修理機器;他們都取得過驚人的成績。但他們都沒有,也不可能更換那台機器最核心的部件,所以他們最後面對的是同一個悲劇:修表匠可以讓一隻壞掉的鐘重新走起來,卻不能決定這隻鍾最終走向哪裡。

一、紅朝修表匠

如果一定要給朱鎔基一個歷史稱呼,我願稱他為紅朝修表匠。這甚至比「改革家」更準確,因為朱鎔基從來不是一個制度革命者。他不是戈巴契夫,不是哈維爾,甚至也不是趙紫陽意義上的政治改革者。他從來沒有打算拆掉共產黨的房子,他所做的一切,首先都是為了讓這座房子不要倒。

九十年代,他捕手的是怎樣一個中國?國企虧損嚴重;銀行壞帳累積;中央財政能力薄弱;地方各自為政;三角債盤根錯節;通貨膨脹一度嚴重;大量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卻必須依靠銀行繼續輸血。那台機器已經開始嘎嘎作響,朱鎔基走過去,捲起袖子,把後蓋打開。這個齒輪壞了,換;那個螺絲鬆了,擰;國企不行,改;銀行不行,整;稅制不行,動;住房制度不行,改;外貿體制不行,改;最後乾脆把中國推進世界貿易組織。他下手很重,無數國企工人付出了代價,幾千萬人的「鐵飯碗」被砸碎,一些人抓住市場機會重新開始,另一些人卻從此跌入生活的谷底。

今天評價朱鎔基,絕不能把他神化。在朱鎔基改革的帳本上,一面寫著效率,一面也寫著眼淚;一面寫著中國後來二十年的高速增長,一面也寫著無數普通家庭在轉軌時代承擔的巨大成本。但無論如何,他真的把那隻表修響了,而且一度走得飛快。

二、一百年前,也有一個修表匠

所以我想到李鴻章,李鴻章面對的也是一隻壞掉的鐘。太平天國差一點掀翻大清;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圓明園被燒;列強的軍艦可以直接開到中國家門口;大清那些曾經自認為天下無敵的八旗、綠營,在現代軍隊面前不堪一擊。

怎麼辦?李鴻章這一代人給出的答案不是推翻大清。而是修大清。這就有了洋務運動。造船,造炮,辦工廠,修鐵路,架電報,辦學堂,派留學生,建立現代海軍。大清突然開始有了煙囪、鐵路、輪船和機器。上海越來越繁華,天津越來越熱鬧,北洋水師甚至一度號稱亞洲第一。那時候如果也有「大清新聞聯播」,大概每天都可以播出無數「偉大成就」:大清正在崛起,大清正在復興,大清正在走向世界。

然後1894年來了。甲午戰爭一聲炮響,所有幻覺煙消雲散。人們這才發現:機器可以買,軍艦可以買,大炮可以買,鐵路可以修,工廠可以建。但有一樣東西沒有改變:那個使用這些機器的制度。

這就是洋務運動最終的宿命。它想現代化中國的器物,卻不願現代化中國的權力。

三、改革開放,其實是一場更成功的洋務運動

如果把時間往後推一百年,我們會看到一個驚人的歷史回聲。197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也是一片殘局。毛澤東留下來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窮途末路:農村貧困,工業效率低下;商品匱乏,科技落後,整個國家與世界現代化潮流脫節。共產黨怎麼辦?答案仍然不是改變權力制度,而是改革經濟。中國開始承包土地,允許個體戶,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資本,允許私人企業發展,派學生去歐美留學,加入世界貿易體系。

這套邏輯與晚清那句話其實何其相似。晚清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紅朝則可以概括成:共產黨為體,市場經濟為用。市場可以要,資本可以要,技術可以要,美元可以要;華爾街可以合作,WTO可以加入,哈佛耶魯可以派人去,網際網路也可以引進。只有一樣東西不能碰,那就是權力,共產黨的統治不能碰。中國出現了世界現代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政治經濟混合體: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管理著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經濟體之一,而且它一度成功得驚人。

這正是為什麼今天的人很難理解那個時代,因為成功本身遮蔽了問題,就像北洋水師建成的時候,很多人也曾經相信大清真的「中興」了。

四、改革開放真正釋放的不是資本,而是人

今天許多人把中國四十年的經濟奇蹟歸功於共產黨,這個說法只說對了一半。共產黨確實推動了改革,但改革究竟是什麼?說到底,就是:共產黨把過去從中國人手裡拿走的自由還給了中國人。土地讓農民自己種一點,農民馬上解決吃飯問題;允許擺攤,街頭馬上出現市場;允許辦企業,企業家馬上出現;允許外資進來,工廠馬上建起來;允許人才流動,幾億農民馬上湧進城市;允許出國,幾十萬、幾百萬中國學生走向世界。

所以改革開放最值得研究的歷史規律不是共產黨做了什麼。而是共產黨少做了什麼。少管一點土地,中國就多一點糧食;少管一點價格,中國就多一點商品;少管一點企業,中國就多一點老闆;少管一點思想,中國就多一點創造;少管一點社會,中國就多一點活力。換句話說:紅朝每鬆開一根繩子,中國人就往前跑一截。

這才是改革開放真正的秘密。

五、朱鎔基的黃金時代,本質上是「相信明天」的時代

朱鎔基時代留下來的最重要遺產,其實不是GDP,也不是外匯存底;不是浦東,不是高速公路,甚至不是加入WTO。而是兩個字:預期。

那時候的中國人相信什麼?相信明年工資會比今年高;相信房子買了以後會漲;相信孩子讀大學能夠改變命運;相信做生意能夠發財;相信公司能夠做大;相信中國會越來越開放;甚至相信今天不能說的話,也許十年以後就可以說。這些信念未必全部正確,甚至很多後來都證明只是幻覺。但經濟有一個奇怪的規律:人只要相信未來,就會為未來投資。所以年輕人買房,老闆建廠,外國人投資,家庭生孩子,學生拼命讀書,農民離開故鄉進城。所有人都在下注,賭一個共同的東西:明天。於是整個中國像一條突然開閘的大河,轟隆隆向前奔跑。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艾地生的X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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