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的承諾不是欺騙，那麼後來對這些承諾的拋棄，就有另外一個名字：背叛。對自己政治承諾的背叛；對曾經相信它的知識分子的背叛；對相信「耕者有其田」的農民的背叛；對那些因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而投奔它的青年的背叛；也是對它曾經宣稱要建立的那個新國家的背叛。
所以，這實際上是一道共產黨很難繞開的兩難題：如果那些承諾從一開始只是奪取政權的手段，那麼這是欺騙；如果那些承諾當年確實出於真誠，那麼後來就是背叛。
無論答案是哪一個，都無法自動產生一個結論：中國人民因此把永久統治中國的權利交給了共產黨。
欺騙不能產生永久合法性，背叛同樣不能。
六、「打天下、坐江山」：這是誰家的天下？
中國人非常熟悉一句話：打天下，坐江山。因為聽得太多，我們甚至很少意識到，這幾個字背後隱藏著一整套政治哲學。
所謂「打天下」，究竟打下來的是什麼？首先當然是土地，是山川河流，是城市鄉村，是礦山森林，是港口鐵路，是工廠銀行，是糧食能源，是財政稅收，是一個國家幾千年積累起來的一切有形與無形資源。但是別忘了：土地上還有人，農民，工人，商人，知識分子，學生，老人，孩子，共產黨員，國民黨支持者，共產黨的支持者，共產黨的反對者，以及數量更加龐大的、從來沒有真正選擇過任何一方、只是想在亂世中活下去的普通人。戰爭結束以後，他們與土地、城市、礦山、工廠、銀行、鐵路一起，被納入勝利者建立的新政治秩序。
「打下江山」這幾個字如果真正拆開來看，就會出現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所謂江山，究竟只是土地，還是也包括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如果一個政黨認為，因為自己打贏了戰爭，所以這個國家是自己「打下來的江山」；又因為江山是自己打下來的，所以自己天然有資格「坐江山」，那麼沿著這套邏輯繼續往下推：生活在江山上的人民，又是什麼？答案其實已經隱藏在「打天下、坐江山」的語言裡面。他們也是勝利的一部分，說得更加刺耳一點：他們也是戰利品的一部分。
七、中共最大的戰利品，不是土地，而是土地上的人
1949年共產黨取得的戰利品是什麼？北京，上海，廣州，東北工業基地，全國鐵路，礦山，銀行，工廠，財政，土地，當然都是；還有一個比所有這些加起來都更加龐大的戰利品：幾億中國人。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從來不僅僅是土地，還有土地上的人口。這幾億人中，有人真心歡迎共產黨，有人恐懼共產黨；有人反對共產黨；有人曾經支持國民黨；有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更多的人只是一個普通農民、工人、小商販、家庭婦女，只想活下去，把孩子養大。但是戰爭勝負並不詢問他們，誰贏了，他們就歸誰統治。這就是「戰利品」與「公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公民擁有國家。戰利品被勝利者支配；公民授權政府，戰利品接受勝利者的安排；公民能夠選擇統治者，也應該能夠更換統治者；戰利品則沒有選擇勝利者的權利，戰爭結束的時候，誰贏了，誰接管他們。
所以，「打天下、坐江山」絕不只是一句無傷大雅的傳統俗語。它背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權力倫理：天下是誰打下來的，天下就是誰的；江山是誰奪來的，誰就有資格坐。至於生活在江山上的人？他們自然也成為江山的一部分。
於是一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在最深層的政治語言中卻保留著一個完全相反的邏輯：不是人民擁有江山，而是打下江山的人擁有人民。
八、什麼叫「黨國」？國屬於黨的
這也就解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詞：黨國。什麼叫黨國？從最簡單的字面上說，就是黨與國不再能夠清楚分開。
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裡，國家應該高於任何一個具體政黨。國家屬於全體公民，政黨只是公民為了參與政治而組成的工具；今天甲黨執政，明天可以乙黨執政；政府可以換，政黨可以下台，但是國家仍然在那裡。，國家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私產。
可是在黨國體制里，邏輯被倒了過來。黨領導國家，黨領導政府，黨領導軍隊，黨領導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會的重要領域。黨組織深入國家機器，「黨領導一切」最終產生一個極其簡單、卻常常被複雜政治術語掩蓋的現實：國屬於黨。至少在政治權力的實際運行意義上，黨不是國家中一個可以被替換的政治組織，而是成為國家權力結構本身的核心。於是黨與國逐漸重疊，愛國被要求表現為愛黨，批評黨被解釋為反對國家，黨的歷史被寫成國家的歷史，黨的利益被描述成國家的利益，黨的安全被上升為國家安全，黨的統治被等同於國家穩定。到最後，人們甚至會產生一種錯覺：沒有這個黨，就沒有這個國家。但這恰恰顛倒了最基本的關係。
中國存在了幾千年，中國人不是1949年以後才出現的；山河不是共產黨創造的；人民不是共產黨生產出來的；這個國家更不是某一個政治組織的私產。共產黨可以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政黨，可以成為執政黨，甚至可以因為歷史功績獲得很多人的尊敬。但無論它曾經做過什麼，都無法在邏輯上推出：中國屬於共產黨。
現代政治真正應該成立的關係恰恰相反：黨屬於國家的政治生活；國家屬於人民。而不是：國家屬於黨，人民屬於國家，於是人民最終也屬於黨。
如果後一條邏輯成立，那麼「人民共和國」就只剩下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人民究竟是共和國的主人，還是黨國的資源？
九、戰利品為什麼會變成耗材？
「戰利品」與「耗材」並不是兩個為了刺激讀者而堆砌出來的詞。它們其實描述了同一套政治邏輯的兩個階段。
戰利品回答的是：你屬於誰；耗材回答的是：得到你以後，怎樣使用你。打天下，是獲得；坐江山，是使用；戰爭年代需要兵，就要兵源，需要糧，就要糧食，需要民夫，就動員民夫；革命勝利以後，需要階級鬥爭，就把人劃分成各種政治身份；需要工業化，就要求農業和農村人口承擔巨大的積累成本；需要大躍進，就全民沖指標；需要人民公社，就把億萬農民高度組織起來；改革開放以後，政治語言改變了，使用人的方式也發生變化。需要出口製造業，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成為廉價勞動力；需要高速增長，人被計算為「人口紅利」；房地產成為經濟支柱以後，一代家庭又把未來幾十年的收入變成房貸；人口下降以後，人們又開始被提醒生育的重要性。
不同年代當然不能簡單類比。我也不認為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粗暴解釋為「壓榨人民」。現代國家必然徵稅，必然建設，必然要求公民承擔義務，也必然在某些時候進行社會動員。真正的問題不是國家是否使用社會資源，真正的問題是：人民有沒有決定這些資源如何被使用的政治權利？
當國家要求你作出犧牲的時候，你有沒有說「不」的權利？有沒有組織起來表達利益的權利？有沒有公開批評政策的權利？有沒有要求制定錯誤政策的人下台的權利？最終——有沒有更換統治者的權利？如果沒有，那麼所謂「主人」就越來越接近一種政治修辭。
真正的主人至少應該擁有一個權利：決定自己的東西怎樣被使用。而一個不能決定自己怎樣被使用的人，怎麼證明自己是主人？
十、「牛馬」「韭菜」「人礦」：黑色幽默背後的政治問題
今天中國年輕人越來越喜歡用一些自嘲性的詞稱呼自己：牛馬，韭菜，人礦。這些當然首先是網際網路時代的黑色幽默，但是這些詞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多人共鳴？因為它們共同表達了一種感覺：我不是目的，我是資源。需要我勞動的時候，我是勞動力；需要我消費的時候，我是消費者；需要我買房的時候，我是剛需；需要我負債的時候，我是信用；需要人口的時候，我又成為生育指標背後的數字。
當然，一個複雜社會不能因為存在這些政策需求，就簡單證明國家把所有人當作「耗材」。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一個人長期缺乏參與規則制定、監督權力和更換統治者的能力時，他便越來越容易產生一種真實的政治體驗：我的人生不斷被計算，但我的意見並不真正決定計算我的人是誰。
這才是「耗材感」的政治根源。而它最終仍然回到那個最古老的問題：究竟是國家屬於人民，還是人民屬於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