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寧成月報導/ 中國的目標是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因此正在大力投資可再生能源。北京尤其重視太陽能發電,但這卻對鳥類多樣性產生了影響。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調查了中國2344個縣,得出結論:減少污染排放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構成了一個「重大的生態困境」,必須以明智的方式加以解決。
中國對太陽能太陽光電產業的大規模政策擴張,在全國兩千多個縣域的實際落地中,卻對鳥類多樣性產生了顯著影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張慧明等人於2026年8月20日在《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研究,指出中國大規模擴張太陽能光伏項目導致耕地與草地減少,引發鳥類多樣性下降。該研究揭示了減碳和生態保護之間的「綠色困境」,並建議未來需更謹慎評估光伏項目選址。
他表示:「我們的信息並非要放慢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步伐,而是要確保太陽能的發展更加重視環境問題。」
這位研究人員及其同事觀察了中國的太陽能擴張政策、氣候模式、土地利用、鳥類種群等因素。科學家們得出結論:太陽能擴張與鳥類多樣性的下降密切相關。
雖然影響程度不大,但留鳥和候鳥的數量都出現了顯著下降。相反,那些生活在不適宜太陽能發電的山區物種並未受到影響。
研究人員指出,中國太陽能發電的發展伴隨著強制性的植被保護措施,但這些措施執行過於統一,實際上導致了生態質量的下降。
科學家們寫道:「因此,太陽能開發可能會在無意中損害當地的生物多樣性」。他們呼籲在推進能源轉型的同時,對安裝地點進行「謹慎選擇」,並採取更多生物多樣性保護措施。
到2024年,中國太陽能發電面積已達到約4520平方公里——相當於法國一個小型省份的面積——預計到2060年,太陽能將占中國能源結構的45%。

Des panneaux solaires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novembre2025© AFP
其實並不是「非得」把太陽能光伏板放在耕地上。在政策規劃上最理想的方案是把它們建在西北的荒漠和戈壁灘上。
然而,在實際的商業運作和地方發展中,光伏項目頻頻擠占耕地和草地,主要是由電網、算帳(成本)以及地方利益三層現實原因決定的:
1.距離與「輸電損耗」的帳(為什麼不全去沙漠?)
中國太陽能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是西北(新疆、青海、甘肅、內蒙古等)的荒漠戈壁,那裡確實不占用耕地。
但是,中國用電量最大的區域是東部沿海省份(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
把西北荒漠發的電運到東部,需要建設極其昂貴的「特高壓輸電線路」,而且在數千公里的運輸過程中,電力損耗非常大。因此,東部和中部省份為了「就近發電、就近使用」,就必須在本地找地,而這些省份平坦的土地大多是耕地或草地。
2.基礎設施的「便利性」(為什麼挑平坦的農田?)
平地好蓋樓,也好蓋光伏:耕地通常地勢平坦、交通便利、有現成的道路和電網接口。光伏企業把板子鋪在農田附近,重型卡車容易進出,施工成本低,拉一根線就能直接併入國家電網。
山地成本高:如果把光伏板建在荒山、崇山峻岭上,不僅運輸和安裝極為困難,還需要額外斥巨資修建翻山越嶺的輸電線路,商業上非常不划算。
3.地方政府的「KPI」與農民的經濟帳
地方政府的減碳壓力:每個省份和縣市都有嚴格的「新能源占比」和「減碳」指標。在一些缺少荒山荒地的平原縣城,為了完成指標、吸引綠色投資,地方政府往往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企業變相占用部分農用地。
農民願意出租:對於部分種地收益較低的農民或村集體來說,把土地租給光伏公司拿固定租金(比如一畝地一年幾百到上千元),收益往往比自己辛苦種糧更穩定、更高。
正因為耕地減少會威脅到中國的「糧食安全」(18億畝耕地紅線),其實在近年來已經出台了禁令:
自然資源部、國家林草局等部門已明確規定,嚴禁占用永久基本農田建設光伏項目。
「農光互補」:如果非要用普通的農用地,光伏板必須「抬高、拉寬」——板子離地面必須有2到3米高,板與板之間要留出足夠陽光照下來的間距。這樣,板上可以發電,板下依然可以開拖拉機種大豆、小麥或放牧,絕不允許直接把農田變成光禿禿的「水泥光伏大棚」。
這也是為什麼《科學》雜誌的這項研究非常有價值:即便允許了「農光互補」(下方保留植被),如果全國都一刀切地在板下種植同一種草,雖然保住了「綠化率」,卻依然會因為生態單一而趕走鳥類。
全球幾乎所有主流國家都在投資太陽能,這是一場席捲全球的綠色能源海嘯。目前中國的太陽能累計裝機容量已突破1200 GW(吉瓦)。它占了全球總量的約50%!
西方和印度等國也在開發太陽能,但它們在落地時遇到了「痛點」:
太陽能光伏的產業鏈(從矽料、矽片到光伏電池、組件),全球80%以上的產能都在中國手裡。美國或歐洲建光伏電站,即使想大干快上,也必須排隊向中國企業買面板。如果它們為了搞「脫鉤」而硬要在本土建廠,製造成本會比中國高出幾倍。
就像前面提到的《科學》雜誌論文指出的生態問題,在歐美,要動用大片土地蓋光伏板極其困難。環保組織的抗議(保護某種稀有青蛙或鳥類)、私人土地主的談判、法律審批,往往讓一個光伏項目拖上幾年才能開工。
西方特有的「環保一票否決制」(法律成本極高)
任何一個非政府組織(NGO)都可以起訴政府和企業。哪怕只是為了保護沙漠裡的一種稀有植物(例如加州的短葉絲蘭)或者一種瀕危的小青蛙,環保組織就能通過法院申請「臨時禁令」,讓耗資數十億美元的光伏項目直接停工兩三年。
在中國,民間的動保聲音很難在法律層面直接叫停國家項目。
伴隨而來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困境」
《科學》雜誌這篇關於中國鳥類的論文在全球引發共鳴——因為這個「綠色困境」不僅中國有,美國、歐洲、印度也有。
在美國加州的莫哈維沙漠,大規模的太陽能電站因為強光和鏡面反射,把飛過的鳥類「誤導」甚至灼傷,引發了動保組織的激烈訴求。
在印度,西部荒漠的大型光伏基建也正在跟當地特有的瀕危物種(如大鴇)爭奪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