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共開始推動幹部年輕化。1982年1月，鄧小平談到老幹部讓路和中青年幹部接班問題，稱這是一場關係現代化前途的「革命」。此後，中組部成立青年幹部局，專門物色和培養年輕幹部。1983年，胡耀邦進一步提出建立幹部「第三梯隊」，要求選拔對象符合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標準。
在這一過程中，「幹部子弟」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群體。高級幹部家庭的子女原本就分布在黨政機關、軍隊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中，隨著年輕幹部選拔加快，一些幹部子弟進入培養和提拔範圍。社會上因此出現議論，認為幹部新老交替可能演變成父輩權力向子女傳遞。
1983年的「嚴打」，又使幹部子弟問題受到更多關注。一些幹部子女因刑事犯罪被捕，部分人甚至被判處死刑。官方強調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社會則把這些案件視為檢驗「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標誌。
同年12月，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提出，中央可以起草一份關於加強幹部子女教育和管理的文件，讓社會參與監督，約束幹部子女的行為。起草任務後來交給中組部政策研究室。中組部內部對此意見不一。出身普通家庭的幹部認為，一些幹部子弟確實表現惡劣，應當專門加以約束；幹部家庭出身者則擔心，這會在「地富反壞右」摘帽之後，又人為製造一個「幹部子弟分子」。
為了聽取意見，中組部準備召開幹部子弟座談會。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國務院方面卻先舉行了另一次類似的會。
1984年2月10日上午，趙紫陽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主持了一次幹部子弟座談會。參加者有陳元、胡德平、劉源、陳昊蘇、孔丹、秦曉等二十多人。從後來留下的回憶看，這次會議並沒有明確討論對幹部子女的管理文件，內容更像一次關於改革和現實問題的漫談。
當時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經濟改革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胡耀邦希望將農村承包製的經驗推廣到城市改革中，陳雲對此較為謹慎，趙紫陽主持的國務院也有自己的改革思路。經濟改革的主要決策權隨後轉到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幹部子弟之間與不同領導和政策系統關係密切，因此，這次臨時召開的座談會，也被一些人理解為改革分歧在年輕一代中的投影。
不到一個月後，3月3日，中組部政策研究室召開了正式的幹部子女座談會，由主管年輕幹部工作的李銳主持。會議要討論的，是中央是否應當下發一份專門管理幹部子女的文件，以及文件應該寫些什麼。
參加會議的幹部子弟大體不贊成發文。
陳元認為，僅憑血緣關係，幹部子女並不能構成一個獨立階層。每個社會群體都有子女教育問題，幹部子女出現問題，也反映幹部隊伍自身的素質。他同時提出，幹部子女政策應當從整個階級利益出發考慮，並說，如果一個階級連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就不能稱為統治階級。
孔丹則從文件本身提出質疑。他認為，「幹部」這一概念範圍不清：機關工作人員、教師、工程師、廠長和經理是否都屬於幹部，他們的子女是否都應包括在內？青年受不良影響並非幹部家庭獨有，單獨對幹部子女制定文件，很難說會產生什麼社會效果。他還指出，文件列出的許多「不准」，仿佛過去曾經允許幹部子女享有這些特權，反而可能引起新的議論。
會議結束時，李銳概括說，與會者一致不贊成發文件。他表示，中組部對幹部子女應一視同仁，但幹部子女畢竟是「自家人」，中央希望他們爭氣，不願再出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局面。
於是，原計劃起草的《關於對幹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沒有出台，政策研究室準備發表的相關文章也停止撰寫。
這次會議留下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細節：當中央試圖通過一份專門文件約束幹部子女時，參加座談的幹部子弟主要不是討論如何限制權力和利益輸送，而是質疑能否把幹部子女單獨作為一個社會類別進行管理。他們擔心受到身份化約束，卻較少觸及這種身份可能帶來的機會和資源。
多年以後，當年參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幹部重新談起此事，認為當時或許確實應當制定一個約束幹部子弟的文件。隨著改革推進，幹部子弟進入金融、企業和黨政部門的機會增多，如何防止父輩權力轉化為子女資源，逐漸成為更現實的問題。
1987年初，還有一次更具政治意味的幹部子弟座談會。十三大召開前，薄一波主持黨內人事安排工作。大年初二，他與王震召集陳元、秦曉、王岐山、薄熙成等七名幹部子弟開會，聽取他們對部分高級幹部安排的看法。會議討論了王兆國、尉健行、宋平和朱厚澤等人的去留。此後，其中一些人的職務確實發生了調整。
這表明，在1980年代幹部新老交替過程中，部分高級幹部子弟不僅是被培養、被管理的對象，也已成為中央在觀察幹部、討論政策和人事安排時徵求意見的一個非正式群體。
不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顧及了社會輿論。鄧小平曾提出，高級幹部子弟這次原則上不進入中央委員會，已經擔任中央委員者除外。這一安排至少說明，當時中央已經意識到，幹部子弟大批進入高層，會加劇社會對於權力世襲和機會不公的疑慮。
1984年的兩次座談會，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幹部年輕化的關鍵階段。一次更接近改革討論和關係聯絡，另一次則直接涉及是否以制度約束幹部子女。最終，約束性的文件沒有出台，而幹部子弟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卻逐漸擴大。
從後來回看，這兩次會議留下的真正問題，不是幹部子弟應不應該被單獨貼上標籤，而是一個掌握公共權力的群體，如何防止家庭關係變成隱性的選拔渠道。1984年，這個問題已經被提出，卻沒有獲得制度性的回答。
資料來源：徐慶全《1984年的兩次「幹部子弟」座談會（外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