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的出生則是母嬰、教育、醫療等數個萬億級市場的源頭活水，其影響呈現長期性的特點。圖：新生兒。
20. 年結婚登記對數與年新生兒數
這是觀察社會消費趨勢的兩個核心人口學指標。在中國，結婚通常是一個家庭生命周期中單次消費金額最高、產業鏈最長的觸發事件。一筆婚姻帶來的相關支出，往往相當於數個單身個體幾年的消費總長。新生兒的出生則是母嬰、教育、醫療等數個萬億級市場的源頭活水，其影響呈現長期性的特點。
當今，中國的結婚與生育雙雙下滑。基本原因有三。一是育齡人口基數的結構性萎縮：根據人口普查數據，中國「90後」比「80後」少了約 3700 萬人，「00後」又比「90後」少了近 3000 萬人，「10後」雖與「00後」基本持平（只少了 24 萬人左右），但「20後」比「10後」卻預計將暴跌 7000 萬 — 8000 萬人，減少幅度高達 40% 以上。二是「婚育成本」的擠壓效應：2005—2020年間房價的快速攀升，將房屋與婚姻進行了深度綁定，極大地拉高了成家門檻；社會競爭加劇導致教育「內卷」，高昂的托育、教育費用使得年輕一代面對生育（尤其是二孩、多孩）望而卻步。三是青年個體觀念的現代化轉變：傳統「傳宗接代」的觀念被「追求個體幸福、生活品質、悅己消費」的價值觀取代，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經濟獨立性顯著提升（初婚年齡已普遍推遲至 28-30 歲以上）。在基礎上，三年疫情與中共的「動態清零」，更是一個強大的驅動因素。它用一種極具衝擊力的方式，把原本需要20年才會逐步顯現的人口結構崩塌，濃縮在短短3、4年內徹底引爆。
回溯歷史，2000年以來的年結婚登記對數與年新生兒數，大體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2000—2013年）：狂飆與平穩期。年結婚對數從 848 萬對一路飆升至歷史峰值的 1346.9 萬對（2013年），新生兒數量基本在每年 1550 萬至 1700 萬的區間內波動。這是中國第三次嬰兒潮（1981—1990年出生人口，即「80後」）全面進入婚育年齡的最後狂歡，隨後「90後」受制於總量減少（一胎化政策結果），結婚大盤正式轉入下行通道。2014年以來為第二階段，為總體下行期。結婚對數從2013年的1346.9 萬對（巔峰）跌倒2024 年的610.6萬對，新生兒數從2014年的 1687 萬人跌倒2024年的954萬人。雖有2016—2017 年的二孩潮、2023 年的補償性結婚反彈，但都無法對抗人口結構與經濟規律的順周期下行，政策干預（諸如二孩政策、三孩政策）本質上是「逆周期調節」的失敗。
2025年，登記結婚對數676.3 萬對，新生兒數792 萬人（歷史性跌破 800 萬）；2026年上半年，登記結婚對數327.5 萬對（已經不足2013 年上半年的一半），而2026全年的新生兒估計在750 萬至 800 萬區間。
2030年結婚登記對數與新生兒數預估值
| 危機線 | 悲觀線 | 中線 | 樂觀線 |
| 300 萬 — 350 萬對450 萬 — 520 萬人 | 380 萬 — 430 萬對550 萬 — 610 萬人 | 450 萬 — 480 萬對680萬 — 740 萬人 | 550 萬 — 600 萬對820 萬 — 880 萬人 |
21. 26歲人口總量
這不屬於官方發布的常規統計指標，而是總體經濟學與產業研究在剔除人口普查水分後，用來精準鎖定內需房地產、大宗耐用品（汽車、家電、裝修）以及母嬰產業剛需的邊界指標。
在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與演變中，26歲（大約是大學畢業工作 3—4 年，或研究生畢業 1—2 年）是居民實質進入「成家、立業、置產、生育」這一超長消費鏈條的黃金交叉點。這個年齡段的人口總量，直接決定了未來 1—3 年內，市場上結婚對數、首套剛需住房購買、婚車與家庭第一輛車購買、新房裝修及家電採購的上限。它是內需大宗消費的「超級蓄水池「。
此外，這個指標是無法被當前政策或統計手段粉飾的，例如2026年的26歲人口，就是2000年出生的人口。2025年至2030年的數據顯示（見下表，對應的出生年份是1999年—2004年），2030年的26歲人口總量比2025年淨減少了239萬人，降幅高達13.08%。這意味著在短短5年內，全中國內需市場最具消費活力、最剛性的「成家置產物理盤」，每年以平均近48萬人的速度萎縮。這對消費是個不小的打擊。
2025—2030的26歲人口總量
| 2025 | 2026 | 2027 | 2028 | 2029 | 2030 |
| 約 1,827 萬 | 約 1,765 萬 | 約 1,696萬 | 約 1,641 萬 | 約 1,594 萬 | 約 1,588 萬 |
22. 超級老齡化人口撫養比（Very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這個指標衡量的是，平均多少個有實質產出、有繳稅能力的青壯年，必須撫養著一個高齡、高醫療消耗的超老齡人口。計算公式，是75歲及以上、完全失去勞動能力且醫療/照護成本劇增的「高齡老年人口」，與18—55歲、扣除失業及靈活就業低回報者後，真正具備「淨社保/稅收貢獻能力」的實體勞動人口之比。
傳統的「名義老年撫養比」，是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之比。然而，（1）雖然中國名義上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看起來還有好幾億，但扣除失業、不繳社保、低收入群體後，真正有能力供養體制的「實質納稅人」規模已經嚴重縮水；（2）65—74歲的老人許多尚有自理能力，甚至還能打零工或幫忙帶孫子（提供隱性家庭勞動），但一旦跨越 75 歲進入「超級老齡」階段，其人均醫療支出與護理成本會呈現指數級暴漲，這會直接把壓力傳導給體制和子女。
因此本文選用超級老齡化人口撫養比這一指標。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指標正在加速成為國際通行的主流標準。例如，作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在制定醫療和財政預算時，已經實質通行「75歲分水嶺」，將 65—74 歲定義為「前期高齡者」（多數有自理能力，甚至仍在工作）；75 歲以上定義為「後期高齡者」。一旦跨過 75 歲，日本國民的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便會自動啟動，因為這批人的實質醫療消耗是前者的數倍。
回溯歷史（見下表），2000—2010 年為黃金期，75歲以上人口基數極小；1965—1975年嬰兒潮正值壯年（分母），以及加入 WTO 紅利，財政毫無供養負擔，微觀家庭對未來預期激進，儲蓄轉化為買房、買車、大宗消費的巨額「新增購買力」，奠定了內需黃金十年。2010年以來形勢日益惡化，高齡人口暴增（1950 年代嬰兒潮集體跨過 75 歲分界線，具備「淨社保/稅收貢獻能力」的實體勞動人口規模歷史性見頂掉頭，尤其2020年以來撫養比大幅上升，2025年已經飆升至8.96%（也就是11.2 個人養一個高齡老人），已經步入重度負擔邊緣。預計2030年，撫養比將進一步飆升至14.50%，6.9個人養一個高齡老人，對財政和消費造成巨大壓力。
2000–2030年中國超級老齡化人口撫養比數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