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經貿大學副教授王敬長期關注農村彩禮問題。這兩年，她注意到的新現象是，農村男人似乎越來越不願意結婚了，至少口頭上如此。
他們是真的不想結，還是在無力結婚之後，選擇了另一種解釋？
帶著這個疑問，王敬和學生來到河北滄州的村莊，訪談了15個未婚農村男人。他們都在30歲左右，大多中學學歷，在周邊城市打工。
面對夠不上的婚姻，男人們有不同的說法。後來王敬按這些說法，分出了農村男性的四種不婚路徑：退縮型、對抗型、延遲型和替代型。
該研究於今年上半年發表於《中國青年研究》。我們最近找王敬聊了聊這項研究，以及研究背後，她長期關注的農村高額彩禮現象。
01很久沒有男子結婚了
我最初注意到這個現象，是2024年一次支部共建活動。河北一位村幹部隨口說，他們村已經很久沒有男性結婚了，「很多男的乾脆說自己不想結婚」。
後來我又和研究生們聊。我的學生大多是來自河北農村的女生。她們也說，村里好久沒辦喜事了，身邊一些大齡男親戚也不打算結婚了。
「很久沒有男性結婚」和「男人不想結婚」，其實是兩個問題。後者聽起來像一種主動選擇。我當時就想，他們真的是不想結婚嗎？還是因為婚姻門檻太高，逐漸把「不能結」說成了「不想結」？
2025年過年，我和研究生去了滄州一個村莊做田野調查。它是一個典型的華北農業型村莊，共有704戶、2476人。大部分家庭住著院落式的平房，很多人還用著旱廁，改裝了衛生間的，老人們也依舊提著水沖。
農村熟人社會裡，單身男人談論婚姻會抹不開面子，是有些敏感的。參與調研的一名研究生是本村人，我們主要依靠她的親友網絡，以滾雪球的方式尋找訪談對象。最後，我們一共聊了15個未婚男人，27歲到38歲之間，大部分是初高中學歷，主要在滄州、石家莊、天津、北京打工。
31歲的T是其中一個。他一米七五的個頭，有點微胖。不到20歲他就出去跑車了，到現在還買不起自己的車，依舊替人跑運輸，有活時一個月能掙到8000元左右，沒活時在家。我們去的時候，他在堂屋裡玩手機。
和大部分訪談的男性一樣，他看起來比較內向，問一句答一句，不時低頭看茶几和杯子。
T說了五年前的一次談婚經歷。女方最初提出12萬元彩禮，他父母說，兒子結婚是一輩子的大事，「咬咬牙也要完成」。後來，女方又提出增加5萬用來換車，婚宴要辦50桌。條件一項項加上去，他覺得實在夠不上，就分手了。
他爸媽倒是一直表達，不能不結婚，怕被看不起，說這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不想對不起孩子。
但T自己想到父母已經五十多歲，借來的錢還要靠他們打零工慢慢還。他還有個妹妹，還在上學。那次之後，他就不主動提起婚姻了。
「我不是不想結婚，實在是結不起。」他說。
2026年5月16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縣五溝鎮集體婚禮現場。IC photo
在那個村莊，彩禮的「行價」大約是20萬元。我們訪談到的案例中，有人要16.6萬元、18.8萬元，最高的達到25萬元。彩禮只是其中一筆錢，還有「五金」、縣城商品房、汽車和婚宴。這些加在一起，總成本可能達到50萬到100萬元。
現在農村里，婚姻不是靠青年男性一個人支付的，而是需要父母支持。父母有沒有長期積蓄、身體是否健康、能不能繼續務工，都會改變一個男人進入婚姻的機會。有的女方要求，即使房子貸款購買，首付和後續房貸也由男方父母承擔。調研的時候，我們也能聽到村民抱怨，以前純女戶政府政策是有補貼的，現在他們覺得應該給純男戶補貼，現在有一種說法，「生個男孩哭一場，生兩個男孩要大哭一場」。
看起來，男人們不是不想結婚，而是結不起婚。但隨著訪談深入，我發現，面對同一道門檻，男人們解釋自己處境的方式並不一樣。
02不同的策略
我把T這類男性的不婚稱為「退縮型」，或者說是逃避性的。
他們把結不了婚歸結到自身能力有所欠缺之上，覺得「人家瞧不上我」「我沒那個命」「如今沒房、沒車就是沒資格結婚」，進而產生了羞恥感、自責情緒，乃至最終選擇放棄婚姻。
還有一類男性，則會把矛頭指向婚姻規則。他們不是說「是我沒有資格」，而是說「我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婚姻」。
一名35歲的裝修工給我們算過帳：18.8萬元彩禮，縣城的房子，三四萬元的「五金」，再加一輛20萬元左右的車。他最後說：「我幹嘛要結那個『冤枉婚』？自由自在沒壓力。」另一名29歲的受訪者說：「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幹嘛非得結婚呢。」
與退縮型不同，他們不願把失敗完全歸因於自己。他們用「自由」「輕鬆」等說法，拒絕把婚姻當作衡量男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
我把這類男性歸入「對抗型」——至少，他們用語言完成一次反擊，把「我娶不起」翻譯成「我不願意娶」。在我看來，這是個體希望重新尋回生活的掌控感。
還有一類男性，介於退縮型和對抗型之間，我後來歸結為「延遲型」。
他們不明確拒絕婚姻，而是把婚姻往後推。一名31歲的裝修工說，男人沒有那麼明確的生育年齡限制，自己不著急。父母每逢過年過節都會催婚，他甚至不想回家，也不想參加別人的婚禮，但他會對父母說：「別聽別人瞎說，我先好好賺錢，過兩年條件好了，找個能接受不買房的。」
廣西賀州，在賀街區大鴨村，一戶村民正在為一對新人舉辦婚宴。IC photo
還有人在外地打工，想試著認識外地女性，認為這樣或許可以避開本地的彩禮「行價」；有人願意降低擇偶標準，接受離異對象。
他們仍然想結婚，但不再正面衝撞那道暫時跨不過去的門檻，而是通過拖延、跨地區擇偶和討價還價，給自己保留一點可能。
最後還有一類，和「對抗型」有點像，但他們看起來更不在意婚姻，乃至進一步構建了自己婚姻以外的人生價值，比如興趣愛好和事業發展。我把這類稱為「替代型」。
我對33歲的Z印象很深，他是大專學歷，在廊坊做倉庫管理，他對我們說，與其花幾十萬元娶媳婦，不如投資自己，參加專升本考試。
Z很健談，瘦瘦小小的，但看起來眼神很有力。有的老實的男性你好像一眼能看到他終點，但Z不是，他想法不少，給人一種挺聰明的感覺，甚至讓人覺得他未來可能挺有希望的。不過，訪談的時候，Z也只是說要去參加專升本考試，但還沒有正式開始備考。
這四種類型，也不是四個截然分開的盒子，更像一條連續的光譜。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可能處於不同的狀態。
像Z這樣的人，當下整體人生規劃不把婚姻當重心，但也未必完全放棄婚姻。他之後要是提升學歷、改變了境遇，可能也會回過頭擁抱傳統社會對他的期待——「成家立業」。
03弱者的武器
我第一次意識到彩禮是一個公共問題，是在2014年。那時我在荷蘭讀博士，研究農村政策。導師讓我回國做實證，我沒有田野經驗。想到賀雪峰老師（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覺得他的團隊駐村調查做得好。我就給他寫了一封郵件。第二天，他回覆說，歡迎我加入。
那年夏天，我跟著團隊在陝西關中一個村住了二十多天。給我們做飯的一位村民，講起夫家三兄弟結婚的時間線。她記得，最早在零幾年，老大結婚時彩禮大約6000元；過了幾年，老二結婚漲到三四萬元；再過幾年，老三結婚已經是六到八萬元。
她當時說這個，是覺得自己結婚早吃虧了。但我看到的是，短短十來年，彩禮是一階一階在上漲。
更殘酷的是，家庭條件越差，反而越可能面對更高的彩禮。
村里還有一戶人家，別人家大多蓋起了兩層樓，他們只有一層。老兩口都生病，父親坐著輪椅，母親一邊照顧他，一邊為兩個兒子發愁。一個兒子已經40歲，他們認定他必然要當「光棍」；另一個30歲，被說成「准光棍」。原本可以給兒子結婚的積蓄，被疾病消耗掉了。
對女方而言，嫁入一個條件較差的家庭，需要更多補償和保障。那對老夫妻不僅覺得愧對兒子，也要承受村里「父母沒有本事，沒能幫孩子成家」的議論。
這些年，我在陝西、河北、北京和廣東的村莊持續觀察。在廣州駐村時，當地彩禮只有兩三萬元。1984年，村裡的彩禮約為1000元，2009年約為9000元。如果和當地月收入相比，幾十年來大致仍是三到五個月工資。
反過來，在偏遠、就業機會少、女性持續外流的農村，男性原本就處在婚姻市場的「窪地」。家庭和個人條件越弱，越需要用更高彩禮。
這些年，國家層面很重視高額彩禮的問題。2019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持續把治理高額彩禮放在農村工作的突出位置。
但在調研中，我也看到，治理措施很容易懸浮在鄉村生活之上。
比如，村委會把宣傳冊發下去，讓即將結婚的農戶簽一份低彩禮承諾書。農戶通常願意簽，不和村幹部發生衝突，也讓村里完成了上級交辦的任務。但簽完以後，雙方家庭私下怎樣議價，彩禮怎樣流轉，仍然按原來的規則運行。村幹部其實也知道，但他們也不願打破村裡的平衡。於是，基層完成了程序，農戶也完成了配合，彩禮卻可能不降反升。
這並不只是執行不力。彩禮屬於家庭和婚姻的私人領域，行政力量不可能替一個女性決定嫁給誰。城鄉差距、人口流動，這些結構性現象沒有變化，村民就會發展出新的應對方式，讓真實交易繞開紙面規定。
我也和研究生聊這個話題。她們也大多是農村的孩子，說自己也都會要彩禮，不會要的過分，大家要多少就多少，就跟著「行價」走。但其實反過來想，現在的行價就已經很「過分」了。
也有學生表達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面，她接受的教育好像是不要被傳統禮俗所束縛，女性也不能被物化，但另一方面，她也會覺得彩禮是應該的。女性在婚姻里往往付出更多、更早，彩禮是一種補償的形式。
我自己的婚姻是零彩禮。但做了母親之後，我也更能體會，女性在生育和照料中確實付出更多，有時候還和老公開玩笑，當初不應該沒要彩禮（笑）。
我研究這些不婚男性，也不是要否認女性在婚姻和生育中的困境。我更想說明，父權文化不只壓在一端。它要求女性承擔生育與照料，也要求男性必須有房、有車、付得起彩禮，必須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資源充足的男性可能從中獲益，資源匱乏的男性則可能被同一套規則排除出去。
在我看來，治理高額彩禮需要改善農村青年的就業和公共服務，減輕住房、養老與生育成本，給女性更穩定的婚姻和生育保障，也給農村單身男性更多心理支持和社會融入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社會應當容納多樣的人生路徑，不再把「是否結婚」當作評價一個男人有沒有本事的坐標。
農村男人們現在說「不願談」，未必沒有渴望。很多時候，把「娶不起」說成「不願談」，是他們在無法改變現實之後，為自己保留下來的最後一點體面。這可能是弱者最後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