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加拿大的留學大盤在持續收緊。
學簽簽發量從2023年的68萬份降到2025年的38萬份，中國留學生的存量，也從2019年約14萬人的峰值回落到2025年底的8萬餘人。
不過，中國學生的學簽拒簽率只有24%左右，遠低於印度學生的74%，中國學生數量的下降更多來自家庭的主動轉向，而不是被政策擋在門外。
收緊的大盤中，K-12低齡留學卻是個例外。
低齡學簽不需要省級配額信，2026年聯邦政府在40.8萬份總配額中為中小學單獨劃出11.5萬份，比2025年的7.2萬份高出近六成。
但來的小留學生大多就讀不設宿舍的公立學校，寄宿家庭因此一直是低齡留學最主流的居住方式，寄宿市場的冷暖，某種意義上就是低齡留學熱度的晴雨表。
這個好消息並沒有讓從事寄宿家庭的加拿大住家們感到欣喜，反倒是在留學熱門城市溫哥華、多倫多和卡爾加里多地爆出了寄宿學生難招的消息。
溫哥華的邢女士說：「過去十年，我接收的寄宿學生都來自於教育局和留學仲介。從去年開始，入住率只有一半，我的收入也大幅減少。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留學生數量多了，反倒寄宿家庭不香了呢？難道寄宿家庭真的要完蛋了嗎？」
招不到學生，寄宿徹底涼了？
今年七月份，還有一半的寄宿房間空置的邢女士很著急，往年五月份寄宿已經全部招滿了。
邢女士的寄宿家庭在溫哥華一所非常受華人學生歡迎的學校附近，學生步行到學校只需要500米，曾經是一房難求的存在。
寄宿的收入是十年來邢女士依賴的重要收入來源。邢女士家二樓有四個房間，如果全部招滿，每月的收入是8000加幣，相當於4萬元人民幣。
邢女士感嘆，今非昔比了。為了開拓客源，她不停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布招募帖。她把房子的外觀、花園到房間的家具擺設，都拍成了視頻。她還專門做了一期做飯的視頻，特別標註自己擅長製作川菜、粵菜和湘菜。
邢女士說，她是十八般武藝都用上了，就是沒有招到一個寄宿的學生。
作者供圖
從五月到七月，整整三個月諮詢的人數有50多人次，90%的人詢價之後就沒有了下文。
邢女士接待了十組親自上門聯繫寄宿的，看完之後也都沒了消息。面對寄宿市場冷清，邢女士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加拿大另一端多倫多的約克區，這裡聚集了幾十所招收小留學的中學和小學。
作為資深的住家負責人，王先生已經在約克區購買了三套房產，聘請了專門的住家媽媽負責寄宿事宜。
從2025年開始，王先生的寄宿生意急轉直下，陸續有學生終止合作搬離。到了2026年6月，還有40%的寄宿房間沒有招滿，他也遭遇了辦寄宿家庭七年來的第一次滑鐵盧。
王先生說：「很多學生住不到一年就搬走了，有的寧願捨棄押金也要搬走。我調查了幾個搬走的孩子，他們並沒有重新選擇寄宿家庭，而是選擇了父母親自陪讀或者是委託陪讀。」
作者供圖
寄宿家庭的成本遠比陪讀要低很多，但是王先生這幾年也親身體會到了周邊的陪讀家庭是越來越多。一個寄宿家長告訴王先生，孩子寄宿之後的反饋是：雖然住家服務得不錯，價格也實惠，但是怎麼住都不如家裡舒服自由。在自己的家裡可以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躺著就躺著，這種自在是寄宿家庭提供不了的。
王先生也承認，這些年寄宿家庭和小留學生的矛盾一直非常尖銳。就在前不久爆出的溫哥華住家爸爸和寄宿學生對罵的新聞上了熱搜，也真實反映了寄宿的陰暗面，或許也是學生難招背後的原因。
直面寄宿矛盾，家長不裝睡了
在麥吉爾大學就讀心理學碩士的Tina來自西安，九年級時被父親送到多倫多的一戶白人家庭寄宿。這四年的寄宿經歷，給她的心理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傷害。
在一項Tina針對小留學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發現，近三年來，放棄寄宿的留學生數量開始逐年上漲。其中有一半的家長已經開始清醒地認識到長期寄宿和孩子心理和身體健康成長之間的衝突。
作者供圖
Tina感到很開心，父母不裝睡了，能夠直面寄宿帶來的問題，孩子們也會不再受苦了。
住了四年寄宿家庭的Tina認為，學生和寄宿家庭的矛盾是天然存在的，哪怕是在自己父母身邊也會有矛盾，她並不認同那些把寄宿家庭描述成「地獄」的說法。
但是，父母的不理解和固執才是真正對小留學生造成心理健康問題的核心原因。
Tina以自己為例，她家庭富裕，父母有錢但是文化水平不高，幾乎沒有出過國。
對於國外的生活信息，多是來自於媒體的宣傳，他們自認為白人很傻很單純，不會斤斤計較。
Tina說：「父母對白人的幻想可把我害苦了，洗澡被限制時長、十點之後要關燈、每一頓飯都不能有剩飯，這些糟心事我都遇到過。我大學時和父母深度聊過，他們雖然是生意人，好像一遇到外國人，就會不由自主地把他們往好了想。他們完全沒有想過我的住家夫妻就是靠著我的寄宿費生活的，我少花一分他們就多得一分，能省的地方他們都想到了。」
而真正讓孩子感到受傷且難以修復的不僅是父母的認知出錯，還有就是他們沒苦硬吃的教育態度。
在Tina的寄宿問題研究中，她採訪過近二十位富二代。他們都表示，父母覺得他們一直是富養的，有不能吃苦的壞毛病。包括Tina的父母，也覺得孩子要想成才就必須在艱苦的環境中歷練。
她說：「我父母打心底覺得留學是一種享福，所以他們容忍了住家父母對我的苛刻和不公。高中時，他們讓住家父母不要送我上學，讓我大雪天一個人走去學校。我的住家父母可開心了，他們還歡呼著說又能省下油錢了。可憐的我，就這麼走了一個冬天，直到最後在雪地里滑倒摔成了骨折。」
總結寄宿的問題，Tina認為，寄宿家庭的留學模式正在逐漸消亡。
首要原因就是這十幾年來，小留學不斷遭遇到寄宿帶來的傷害，讓父母清醒地認識到了，寄宿不是培養孩子獨立的解藥。
輪流陪讀，親情和留學兩不誤
不是所有家長都能放下國內的工作長期陪讀，但這並不意味著，孩子只能住進寄宿家庭。
這幾年，在加拿大低齡留學家庭中，父母輪流陪讀的方式出現了。
它介於全家移民陪讀和孩子獨自寄宿之間，是一種折中的選擇。
第一學期9月到次年的1月，爸爸陪讀；第二學期2月到6月，媽媽陪讀。
David和妻子就是這樣安排的。他們輪流陪著女兒完成了加拿大高中四年的學業。
David說：「輪流陪讀在家長圈裡越來越常見，我接觸過不少家長，特別是中小企業主、自由業者以及不需要強制坐班的人，都開始選擇這種方式。」
在他們看來，輪流陪讀最大的價值，不是替孩子解決生活問題，而是讓孩子在一個陌生國家裡始終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
女兒剛到加拿大的時候，David陪了整整一個學期。
孩子上學，他負責接送；孩子放學，他負責準備晚飯；周末一起出去採購、運動或者短途旅行。
第二學期再次換成妻子過去。夫妻兩個人沒有同時離開國內，因此工作也沒有完全停擺。
這套安排看起來很折中，但真正執行起來，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
作者供圖
David算了一筆帳：四年下來，夫妻兩個人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受到影響，家庭收入比以前少了30%。
在David看來，父母陪讀真正解決的是一個過去經常被忽略的問題：低齡留學生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監護？
過去的答案很簡單：找一個靠譜的寄宿家庭。
現在越來越多家長開始發現，寄宿家庭能夠解決的是住宿、飲食、接送和基本生活照顧，卻很難替代父母。
尤其是孩子進入青春期以後，成長問題就越發顯著。成績不好，住家可以提醒；作息不好，住家可以管理；飯菜不合口味，住家可以調整。
但是孩子在學校受到委屈、談戀愛、和同學發生矛盾、考試失利甚至只是單純想找一個人說說話時，寄宿家庭很難真正承擔父母的角色。
David曾經走訪過溫哥華的一家寄宿家庭。住家爸爸擁有知名大學的博士學位，家庭條件也不錯，對孩子的生活照顧得非常周到。
但David發現，寄宿學生每天和住家父母真正交流的時間非常有限。他們可以把孩子照顧得很好，但照顧得好和真正理解孩子，是兩回事。
這也是David決定女兒留學時堅決選擇陪讀的原因。
寄宿之外的新選項，也是父母們的新煩惱
不是所有家長都能像David一樣兩頭跑，但越來越多人也不願意讓孩子繼續過一種完全寄人籬下的生活。
這兩年，除了輪流陪讀，市場上還長出了共享住家這樣一種新選擇。
2024年，從事留學服務的凱文和幾個朋友做起了共享住家項目。
和傳統寄宿不同，共享住家把三四個年齡相近的孩子集中安置在一起，由專職人員負責生活起居和接送，不再像傳統住家那樣身兼房東、監護人、生活照顧者數職。
凱文自己就當過五年寄宿學生，深知這套體系里角色太多、邊界不清是矛盾的根源。
共享住家推出不到一個月，五套房源就全部住滿，費用比傳統寄宿高出五成以上，但對不少從寄宿轉過來的家長來說，真正打動他們的是孩子終於有了「話語權」。吃什麼、幾點睡，不用再看住家的臉色。
凱文也承認，這遠不是萬能藥。幾個孩子住在一起同樣會有摩擦，一個成年人同時照顧多人，責任邊界也沒有明確答案，行業標準和監管幾乎是空白，價格更高的門檻也註定它替代不了寄宿家庭，只是在寄宿和陪讀之間，又切出的一道選項。
把視角拉遠看，加拿大低齡留學本來走的就是和美高寄宿學校不同的路。
教育歸學校，生活歸住家，監護這塊拼圖從來要家庭自己去補，這也是寄宿、陪讀、共享住家輪番被討論的原因。
留學的吸引力並沒有消失。這兩年從加拿大高中申請上美國藤校的華人孩子陸續出現，據《哈佛深紅報》統計，哈佛錄取的國際學生里近三分之一來自加拿大、英國和中國，加拿大高中畢業生的申請上限並不低。
作者供圖
寄宿遇冷，冷掉的只是一種「花錢託管、剩下不管」的舊邏輯。
但對留學生的父母而言，這筆帳正變得越來越難。過去按月付一筆寄宿費就能把操心的事外包出去，現在無論是飛去陪讀、換一個更貴的共享住家，還是留在寄宿家庭里反覆磨合，都被重新拉回了監護的第一線。
要麼拿出時間和事業，要麼拿出更多的錢，要麼咬牙承受孩子和住家之間說不清的摩擦。
低齡留學的解決方案看似越來越多，其實是把本可以外包出去的操心，一點點還給了每一個做決定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