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像出舞台劇
那天（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晚上，躺在漢城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床上，輾轉反側的總是難以入睡，原因嗎？肉體與精神的因素應該是都有那麼一點。
首先，我是個出身中國中部的賤骨頭，在此之前，一直不曾在燒得暖暖也關得緊緊的「溫室」里睡過覺。那晚睡在外國俱樂部生火的洋炕上，著上毛毯熱得冒汗，脫光身上又微有涼意，就這樣，翻來覆去的總不能適應這人為的洋環境。
其次，好幾年不曾接觸過戰爭了，翌晨卻又要趕到三十八度線上採訪。在聯軍和共方敵意未能盡消之際，在所謂中立區上，雙方武裝對峙，劍拔弩張，當數萬名立場迥異的戰俘從印度營「各奔前程」的分向南北衝刺時，天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情？這樣看，我們這批記者站在中間，心裡上也該有番準備。
睡不著，乾脆翻身坐起，一轉眼，卻發現不遠處躺著的劉毅夫大哥卻仰臥微鼾，睡得好不香甜。心想，這條漢子也??不簡單，他不是位正規出身的軍人，但一輩子就好冒險，陸地、海上、天空，這三級戰場，逍逍遙遙的便不知來去多少回合，終於養成了這番無懼不憂的實力。
和他比起來，我實在太嫩了。
看著、想著，我也不禁恬然入睡，事後想，這大概也是受到劉大哥的感染吧！
朝鮮半島啟戰端
第二天早上天還未亮，身任台北軍事記者團團長的劉大哥便率先起身，一一喚醒了他的團員，匆匆在餐廳吃了頓難以下咽的道地洋餐，我們便集體造訪聯軍總部新聞部門，告訴當值的新聞官，我們是不遠千里專門來採訪釋俘新聞的，一定請他給我們供應最快速而穩當的交通工具。本來新聞部門原定撥給我們四輛中型吉普，經不住我們苦苦糾纏，最後改變了主意。
「既快速又穩當，莫過於直升機，好吧！你們遠道而來，我就撥給你們兩架直升機吧！」
就是這樣，我這個八年前還不曾見過火車的四川鄉巴佬，突然進入世界尖端，大開洋葷的坐上了發明未久的直升機，這玩意原以為在空中會有些搖擺的，實際上卻是十分安穩。
由於冬日霧大，能見度低，雖是短程，也覺無聊，為了填補空虛，安定心情，隨手從袋中取出了一份韓戰節略。在晨曦中複習一番：
韓國北部與中國相連，早有交往，西元前十一世紀，殷商遺臣箕子即率??五千人避居朝鮮，而漢文化也開始輸入。此後朝鮮短期併入中國版圖，然絕大部分時間或與中國為敵，或為中國藩屬，即在近世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朝鮮仍對中國朝貢不絕。甲午戰役，中國在一八九五年被迫承認朝鮮獨立，但自此日本卻已實際控制該國，一九一○年更正式予以兼併。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會中，列強同意以北緯三十八度作為邊界，決定戰後由美、蘇分別占領朝鮮。未久，日本投降，蘇、美軍即先後於同年八、九月間進駐此韓和南韓，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蘇、美分別扶植下，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北韓）和大韓民國（南韓）同時分在平壤及漢城成立。從此，朝鮮乃一分為二，彼此敵對，延至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軍六萬突然大舉南侵，（但也有人說南韓北侵，前英國政府遠東事務顧問，曾任英國情報部遠東司長的Sir John Pratf 便說：六月二十五日□晨爆發的戰爭解救了李承晚，使其免於毀滅，也給予杜魯門總統要求取得台灣的藉口。沒有人在研究證據之後，還會對李承晚在他美軍顧問團友人協助下發動攻擊北韓之事，加以懷疑。）
兩天後，聯合國安理會乘蘇聯杯葛之便，通過美國所提組織聯合國軍援助南韓反抗侵略決議，同年七月一日美國向北越過三十八度線，十一月二十日即進抵中、韓交界的鴨綠江邊。各方原以為戰爭至此即可結束，但同月二十九日中共又在蘇聯支持下，以八十五萬「抗美援朝志願軍」投入戰場，大舉南下。一時，為數七十萬的南韓、美國及其他國家合組的聯軍承受壓迫，漸感不支，逐步南退，共軍再度進入三十八度線以南。賴聯軍統帥麥克亞瑟派軍在仁川登陸，橫擊共軍，始得以阻遏共軍繼續南下之勢，從此，雙方遂交錯在三十八度線南北對峙。
讓戰俘選擇自由
時，麥帥主張轟炸並進入中國大陸，並擬使用台灣國府軍隊，認為戰爭除勝利外，別無選擇。這一強硬主張，不為溫和派的杜魯門總統所接受，雙方衝突結果，這位肩佩五星的名聞天下的大戰英雄，乃為首次大戰中曾任炮兵上尉的杜氏所罷黜！
未久，另一位大戰英雄艾森豪贏得共和黨提名競選總統，在舉國厭戰心理下，艾氏以結束戰爭作為競選政綱，並親赴東方實地視察。及競選成功進入白宮，果然展開和談，終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與對方簽訂停戰協定。由於聯軍在作戰中曾俘虜為數二萬二千餘名華籍戰俘與數目相當的北韓戰俘，聯軍為顧及人道，決定給予他們以選擇自由，並在中立區汶山設立戰俘營，由中立國印度派軍管理。唯經個別詢問，華籍戰俘志願遣往台灣者一萬四千餘名，而表示願返中國大陸者亦達七千多名。
其後，由印度齊瑪雅主持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建議將上述戰俘交還聯軍監管，聯軍總部未予同意，並申明聯合國立場──所有戰俘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午夜，無條件釋放成為平民。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決定於同月二十日上午開放營區，任由戰俘自由行動。
這正是我們這批台北記者何以在這天趕到三十八度線中立區實地從事採訪的緣故。
驚聞父喪惡耗
而今，採訪已經邁進了專業時代，各門各類記者同業對其負責採訪部門情況，多有深入了解，臨時奉命採訪本行重大新聞，自能束裝就道，不必多事準備。但在三、四十年之前，各報採訪部門編制不大，記者職司雖粗有劃分，但為了靈活運用，彼此策應，在採訪行當中，依然講究的是通才。以《中央日報》這次派人赴韓採訪為例，預先指派的劉大哥固是軍事專家，但臨時指派協助他的在下，對軍事便是外行，好在平日也曾偶爾涉獵軍事新聞採訪，也就硬著頭皮披掛上陣了。
不過，依照我採訪前的慣例，我總是小心翼翼的對韓戰、獲俘一類事件的前因後果，預先加以了解，以免臨時匆匆拍發新聞造成錯誤。雖然，此舉不見有臨時抱佛腳之譏，但有備無患，總比屆時亂開黃腔為好。
另外，私下裡也還有個促使我應命前往採訪釋俘新聞的理由。原來就在韓戰雙方在「傷心山脊」打得昏天黑地，難解難分之際，我在台北突然收到遠在韓國前線擔任美軍翻譯官的老友陸以正兄（□
'7b任國府派駐南非大使）來信，說是他在日前會見一名前線送來年輕戰俘之際，經耐心詢問，竟發現那人不僅是四川崇慶州人氏，而且是我的嫡親姑表兄弟張光普，來信並說，光普是在一場激戰之後被俘的，所幸卻不曾受到傷害。
然而，這封信也給我帶來一條最壞消息，光普告訴我的那位翻譯官老友，說在他參軍離鄉之前，便聽說他的舅父逝世了。
這??是個晴天霹靂！先祖父母共有一子三女，光普是我二姑所生的表弟，家父正是他唯一舅父，如果他說他的舅父逝世，那麼，我的父親豈非仙去！家父一向身體健康，其時不過五十上下，我??不相信這條消息，但是，消息來自老家的嫡親表弟，這話又怎會有假？於是，在悲痛至極、連夜不眠之餘，我曾計劃在台北善導寺做次道場，以為紀念。可是，在內心中，我仍堅信家父平生為善積德，理當不致早逝，因此，強把做佛事念頭壓下來，決心在消息完全證實之後，再作定奪。這樣，當我一聽說報社為加強報導之故，決定增派我隨同劉大哥赴韓時，也正好遂了我親自前往一探究竟的心願。
那天，從直升機下來不久，為數兩萬二千多華籍戰俘便各自列隊，分向南北沖了出來，我在汶山以南佇候，巴巴的指望我的那位表弟南來，可是望眼欲穿，就是不見他的蹤影。其後，在投奔國府的一萬四千三百零九名反共戰俘全數抵台之後，在被人稱反共義士營地，雖然多方繼續打聽，我也不曾聽到他的消息。
誰都知道當年在印度人管理的戰俘營里，反共和親共的戰俘曾經不斷流血打鬥，有時打死了人，便把屍首埋在營地之下了事，印度人睜隻眼閉隻眼的也就不加深究。
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猜想這位表弟或者志願返回大陸，或者已遭不測。但照當時的情況推斷，他回去的成分居多，因為，其時戰俘之志願投奔台灣的，多數是當初共軍收編的原屬國府計程車兵，而志願返回大陸的，則以中共建國後計劃徵集的年輕壯丁為多，我的這位小表弟當時不過十七、八歲，正好是大陸當時參軍年齡。
表弟既然杳如黃鶴，家父的生死只有存疑。其實，存疑，也正是我的希望！──希望小表弟聽錯了，也或者是說錯了。
原來只是誤傳
當時，我也曾從香港托人打聽家裡消息，也都未得回音。這樣二十年又已匆匆逝去，及一九七三年三月，仍在昆明坐牢的連襟陸鏗（大聲）兄突然轉來家父來諭，道及我離鄉三十年來家中消息。
捧著那封諭示，先是驚得發呆，繼則喜極而泣，三十年了，我一直遠離膝下，流亡四海，其間，還曾從小表弟處得來那條幸虧未予全然置信的消息！而今，捧在手上的，可下正是多年習見的父親的手跡！
經過一番打聽，方才了解此中曲折原委。原來，大聲兄湊巧與早年曾任昆明補給司令的鄉人樂開治將軍關在同一牢房之內，兩人在閒談間，大聲兄無意間發現樂老是我四川崇慶同鄉，乃告以當時我在紐約情況。不久，樂老在家信中也順便提到我的蹤跡，很快的，這條大好消息便傳到我的家裡，家父為求證實，乃派我八弟選俊帶著他老人家給我的親筆諭示前往昆明陸府探詢，這樣，我才得悉家父依然健在喜訊。只是，大哥、三弟早逝，所幸繼母暨五、八、十、十一諸弟及幼妹都已長大，且都成家立業。
人間事，就有如是之巧，巧得來??像無巧不成書的戲劇。如果這傳奇曲折的巧事不發生在我自己頭上，我怎樣也不敢相信。
筆者稚齡失恃，賴家父教養成人，繼母亦多予呵護。不意學成就業，即逢戰亂，從此離家遠走，初時甚至不敢通信，以免貽禍親人，幸家父晚年無意巧得我訊，乃得以按時上稟問安，並稍盡菽水之歡。一九八○年初聞老父不虞，即摒檔成行，原以為抵家之日必能承歡膝下，不意走慢一步，返鄉之際，但得長跪墓前，痛悔無極！
家祭日，諸親俱聚，獨不見光普表弟。及離鄉返美，匆忙間亦未及詢其行止，致當日誤傳之由，未得而明。數日之前，突獲其自遼寧來信，囑去信代其管教子女，我與光普暌違，殆已半個世紀，想像中，他亦逾耳順之年，今尚絮絮談兒女事，殷殷以代訓為請，豈外來和尚才會念經也歟？
我當覆書，詢以當年誤傳究竟。
幸虧，我當日不曾在善導寺做了那場佛事！
選擇台灣的戰俘
──韓戰釋俘新聞採訪記
話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當我們一群來自台灣記者自漢城出發前往中立區採訪釋俘新聞之際，由於爭取到乘坐專用的直升機，因此，不到八點，我們便已抵達戰俘營南面不遠的汶山。按照預定計劃，負責營地管理的印度人要到當日上午九時方才開放營門，讓戰俘自由選擇去路。這樣，我們便有一小時從事準備的餘裕。
異域遇貴人
那天，三十八度線上一片陰霾，灰暗的雲層低沉得似乎就要壓住人們鼻頭，四圍一般的儘是低坡荒原，叫人分不出南北東西。我正在一條路邊徘徊，試圖弄清楚方向，突然間聽到有人在叫我名字。
猛回頭，身旁正站著一位身著聯軍制服的小個子，逼近看去，原來他正是我的一位老學長──《中央日報》派駐漢城聯軍總部的戰地特派員黎世芬老哥。黎大哥原是中央政校新聞系早期的高材生，遠在馬師星野先生接掌南京《中央日報》不久便已出任報社的總經理。一九四八年秋他銜命前往台北籌備央報遷台出版事宜，在下亦承命赴台出任該報駐台特派員，其時，由於籌備處缺乏人手，在下遂被「拉夫」，暫攝總務交際之職。在他的指導下幹了幾個月的經理工作，及央報翌年初在台復刊，在他的建議下，社方還曾讓我在經理部總務主任和編輯採訪組副主任之間作一選擇。其時，年輕新聞人員多輕視發行、廣告業務，尤賤視總務，認為那只不過是替人跑腿打雜的玩意。事後證明這是一種錯誤觀念，只是當時在下亦不能免俗，以為只有干記者才是新聞本行，結果選了採訪職務，一路幹了下來。倒是黎大哥文武全才，在久任總經理、主任秘書一類職務之後，卻自動請纓，前來戰地擔任採訪任務。這天，在前線相見，只覺得他個子雖然不高，身體也不夠壯，但穿起軍裝，看來卻還是挺有精神。
儘管那天天氣陰沉，但情況卻極平和，在三十八度線上，自聯軍統帥赫爾將軍以次美軍官兵，一個個因準備有素，處之泰然。但是，鑑於戰俘數以萬計，而意向有異，有著緊張而敵對的群??心理作祟，一旦釋俘令下，彼此傾巢而出，如果屆時稍有風吹草動，難保不有一場混亂。以是，黎大哥一見我東張西望的在觀察地形，便猜出了我的心意。只見他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嘴裡沾上唾液，然後高高舉起。
「四方儘是荒原，叫人看不清楚方向，可是，冬天裡的北風最是誠信，像這樣伸出你的食指，那邊涼快，那邊也定是北方。稍後一旦有變，記著絕對一定要跟准風向！」
說完話，他看時間還早，拖著我走向坡下的一排營帳。我們原想進去喝一杯咖啡，誰知一闖進去，卻碰到一個頗為尷尬的場面──一位國軍上校左右手各抱著一大捆綠花花的美鈔，一見有人進來，不由後退一步，其意似在防護。幸而黎大哥與他相識，和他打了個招呼，他也才如釋重負的把寶貝放好在面前桌上。
我和黎大哥在帳內各自飲完一杯咖啡，一走出帳門，我便問他那位在前線抱住這許多美鈔的究竟是怎麼一位人物，記得黎大哥只不經意回答一句：「國防部政治部的王升，此番帶個服務隊來，大約是在協助聯軍辦理接待俘虜工作。」憶其時，這位王先生雖已是當道寄以心腹的親信，卻仍未發跡，想不到四年後我派去法國，一住七年返台，他已是軍界、政壇上一位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了。
讓戰俘自由選擇去處
走出帳門，方才回到中立區，便聽到擴音機里播出了一段清晰的華語：
「親愛而勇敢的反共義士們，我們奉蔣總統之命來歡迎你們，歡迎你們回到台灣去。」
不用說，這一定是王上校所率服務隊的傑作。據說，他們早就來了，並在中立區南紮好營帳，也作好準備。再證以國府參謀次長賴名湯將軍與一群美國將領一起站在「自由之門」牌坊下迎候戰俘情景，任何人都不難想像得出台北當時與華府間合作的密度。
同時，也想像得到的，在中立區之北必然也有著相似的情況，只不過那邊的人卻是歡迎他們的北去。
轉過頭來，我們再來談談我們的劉大哥（毅夫），他原是身著西裝、外罩大氅、足踏皮鞋、頭戴呢帽，……穩穩噹噹的一直保持他的（記者團）團長的風度。可是，一聽見廣播，意識著選擇台灣的戰俘就要衝向南來，突然撩起大衣，以他從前與劉長春競跑百米的姿、速，沿著通往戰俘營區的大路疾向北沖。在下一見他衝進禁地，只好跟進接應，誰知方一轉彎，迎面便看一批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齊聲合唱著激昂反共歌曲的戰俘整隊向南衝來，劉大哥伴在他們之旁，邊談邊跑，喘氣吁吁的好像已經在開始採訪！
儘管他們早已知道作戰雙方和管理戰俘營的印度人早已商量好要在這天放人，但是，誰能保證臨時不會變卦，因此，這幾天他們一直緊張得不敢脫衣服。二十日一早四點鐘，天還沒有亮，他們便整裝吃早飯，然後，打掃營地，拆卸帳篷，一一的摺好；七點鐘，選擇南來北往的分別在營地兩極集合，一到時候，便分頭整隊衝出了營門。
我們等在南邊，接到的是為數一萬四千二百零九名人稱的反共義士，另外，像我表弟一樣，也有七千多人沖向北邊，最終回到了中國大陸。當然，在這天裡也還有上萬的韓國戰俘關在中立區另一營地，我們也沒有餘暇去管他們的閒事了。
美國對軍人特別重視
記得頭天晚上住在漢城外國記者俱樂部，當時中央社派駐聯軍總部的特派員林靜（徵祁）兄便告訴我，美軍在國外打仗，最注意的是補給，包括軍方??辦的俱樂部在內，前線美軍的給養或來自國內或購自日本，連飲水也都由日本裝船運來，深恐就地補給，不乾不淨的容易引致疾病。他又說，通常一個美軍在前線打仗，在後方為他補給支援的往往便有兩人，儘管有人因此把美國軍人戲稱作少爺兵，但是，他們這種一般尊重人、特別尊重軍人的作法，卻不是旁的不管當兵死活的國家所能望其項背的。
其實，講究補給的美國人不僅對自己人如此細心，即令對由他們代管代辦的外國人也是一般照顧。這天，在下跟著回台戰俘，從大夥兒衝出中立區，一直到車送仁川上船，這一路所見，但覺其體貼入微，設想周到處，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
首先，戰俘陸續沖向南來，便依先後次序，每五十人編為一隊，然後一隊一隊的分別導引至左右兩排並立的二十個大型帳篷里，而每一帳篷也正好容納五十人的一隊。這五十人一進去，先把一身脫得光光，繼由衛生人員噴以消毒溶液，再由補給人員各發一套包括內衣內褲在內的嶄新冬季軍裝，一等到穿好新衣，依次跨出帳篷的另一道門，正好便有一輛大型軍車等在那裡升火待發！這樣，二十個營帳同時作業。不到十分鐘便有一千人潔身換衣，登車就道，而一萬四千人也就在兩小時內全部運走，馳向仁川。
在下當時，跟著首批戰俘入帳，如果不是身穿便裝，胸懸聯軍總部發給的記者證牌，準會被人照例脫光衣服消毒，當然也會混來全套嶄新軍裝。
反共義士備受禮遇
為了及早採訪到有關戰俘們的第一手訊息，我們台灣去的記者各自攀上了軍車。雜在戰俘之中，方才報出自己是台灣來的記者，馬上便受到熱烈歡迎。戰俘們爭著敘說他們怎樣脫離戰場，怎樣在戰俘營里塗上反共刺青以示決心，又怎樣和管理營地的印度佬鬥智用計……。然而一路上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孩子，當車過汶山里，兩旁漸次出現歡迎的南韓民??時，一群戰俘幾乎同聲驚叫：「看，多可愛的孩子！」說來，他們已經是三年不見這些兒童了，不論是人家的，還是自己的！
大夥兒在車上說著、唱著、叫著，突然間，二十輛軍車分別在路上兩側停了下來，不用解說，大家一看便知為了什麼？原來路的兩旁分別排列著十張長桌，每張桌上放好了五十來杯汽水；而在公路旁的田間，也各自掘好了用布幔遮好的成百的大小方便之所！
接著，在喝罷拉撒之後，大夥兒一身輕鬆，重又登車趕路。大約是幾天沒曾睡好，這天又起得太早，加之預期的緊張場面未曾出現，心情剛一鬆弛下來便有人在車上打盹。在下一生就愛睡個懶覺，不由得也有些兒倦意……，就在此時，突然有人大喝：「下車，就要開飯！」
睜開眼，面前展現的可又是個平生未曾得見偉大場面，一百來個營帳整整齊齊的搭成個大圓圈，百來輛軍車依次停放在營帳外沿，而每一營帳里也正好預備了五十來份軍用午餐！而在圓圈中心的草地上，著名的美軍第八軍軍樂隊正不停的演奏悅耳的樂曲。從前，只有電影上看過陸戰隊樂隊在白宮國宴上奏樂助興的寫意鏡頭，而今，這一百二十幾人組成的大軍樂隊在北國寒風中卯足全力的吹打，確也令人精神振奮，食慾陪增。
餐畢休息片刻，首批車隊繼續東行，一路上，重複的喝了次下午茶，清理了一次腸胃道，再大模大樣地同進一次豐盛的晚餐，大夥兒乃在夜色蒼茫中抵達南韓西岸的仁川港。接著，在美軍後勤人員的接引下，每五百人（正好十車）配給一艘登陸艇，每五艘登陸艇再駛向一艘停靠海外的運輸艦。一等到一萬四千人都上了大船，第二天便在一隊護航軍艦四面八方的擁簇下，駛向台灣。五天後，安安穩穩的分批駛達基隆。
在下為了爭發新聞，當晚趕回漢城，隔日即南下釜山搭乘飛機先行返台。不過，聽與戰俘們同艙返台的劉大哥他們說，那是一次秩序井然、平安愉快的海上之旅，美國軍方慎守軍人第一的傳統，把客人們款待得有如上賓，也保護得周周密密。
四年後，我派去法國，據自阿爾及利亞前線觀戰回到巴黎的駐法武官尹國祥將軍告訴我，他平生吃遍法國，但所曾吃到的最好的法國大餐卻是在阿境前線！西方人尊重軍人，早成傳統，絕不像咱們上下一路剋扣軍餉，讓前線大兵喝辣椒湯吃八寶飯，穿得來像叫化子！
韓戰釋俘觀察報告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那天，我們一群來自台北記者隨同新釋戰俘登車抵達仁川港口之後，我與《新生報》的李蔚榮兄原都已上了登陸艇，準備轉乘運輸艦與戰俘們一道返台。其時，《中央日報》與《新生報》是全台數一數二的大報，彼此競爭得最為激烈，我與蔚榮兄自亦難以例外。
蔚榮兄當時是《新生報》的頭牌要聞記者，腦筋轉得最快，文章寫得最好，被我們央報同仁視為「深仇大敵」。一向，儘管我們誼屬同窗好友，天天私里都在一齊吃喝，但在採訪之際，卻彼此敵視，不講交情。平常大夥在一起，相互監視，只要一刻不見他的蹤影，他準定又獨自去搞他的專有新聞去了。
猶憶其時《中央日報》社長是陳布雷（訓恩）先生六弟訓念先生。當日他在台北新聞界地位非常有趣。國府撤台之初，他把隨其去台的上海《申報》舊屬安插在《新生報》，有人甚至說他是《新生報》的幕後老闆；不久，他出任中央社總編輯，對該社中級中堅之士提拔不遺餘力；及改任央報社長，自己不曾帶有人來，卻把原已閒置的央報最得人緣的前任總編輯李荊蓀先生召回重作馮婦。
把台北當日最重要的三個新聞機構，或明或暗的抓在手裡，五十年代初期可說是陳六先生的黃金時代。不過，六先生對這三家新聞機構無所偏愛，一視同仁，不時還在幕後鼓勵大家彼此公平競爭，一向，他把我與蔚榮兄看成旗鼓相當的兩員年輕戰將（其實，動腦筋，寫新聞，我也許還可追隨蔚榮左右，但搞交際、跑新聞我卻不是他的敵手）。當時，他一聽《新生報》派了蔚榮兄去韓，便立刻加派我也跟去監視。
因此，一出發我便充分了解我的任務──看著李蔚榮。相信蔚榮兄也一直在盯牢著我，彼此既有如此「默契」，路上，我們都不曾把對方置於視線之外。二十日這天晚上，我和他目送著包括劉大哥（毅夫）在內的同行記者一一上了準備開往台灣的船，卻彼此耗著，誰都想甩掉對方，誰也不打算先走。
陰錯陽差的假戰俘
想不到彼此耗到午夜時分，卻留在仁川碼頭碰上出大時代里的小小悲喜劇：正當著戰俘們下了軍車，排好隊一個接一個的魚貫上船時，凜冽朔風裡，一個匐伏道旁的十一、二歲女孩突然一躍而起，抓住一名中年「戰俘」就是不放，緊接著一位中年婦人和兩個不足十歲的男孩也一湧上前，一齊抱著這位男子。聽著孩子們齊聲高叫「爸爸」的呼號，在場的中國人、美國人和韓國人都一致大感驚詫。怎麼，一個中國戰俘在韓國境內竟也有著妻室兒女？
其實，這位名叫邵明貴的中年男子，根本便不是戰俘，他原是在韓國設籍成家的華僑。只因他不識字、太老實，再加上聯軍與監管戰俘的印度人輕忽、顢頇，才演出這場悲喜劇。
原來，四十七歲的邵明貴是山東濟南人，遠在十五歲時便從家鄉漂流到了韓國，在漢城開了間木匠鋪，平靜的過了二十年。其間，他和華僑小姐李德恩共締良緣，先後共生了金令（女，十二歲）、金生（男，九歲）和聯生（男，六歲）三個怪可愛的孩子，雖然生活不太寬裕，但一家五口日子卻過得非常快樂。及韓戰爆發，老實得近乎笨拙的明貴對面前複雜局面，大覺迷惘。一九五一年四月他被徵為美軍做工，可是，不到兩個月，他卻因思家情切，不顧一切的偷跑回去。其時，軍情緊急多變，前方情況尤其混亂，在回家的路上，由於他那呆頭呆腦的神氣，再加上不會說一句洋文，便被糊裡糊塗地被人抓住，無緣無故的當了三年多的戰俘！
他的太太比他能幹得多，她一面做工維持家計，一面到處打聽他的消息，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她終於從華人通譯那裡知道丈夫關在戰俘營里。可是，聯軍當局一拖再拖，印度佬也不肯認錯放人。所幸，釋俘之期已近，邵太太乃決定攜兒帶女，守在仁川碼頭等候親人。
驗明正身全家團圓
邵明貴本人在戰俘營一群好友的策劃下，原準備跟著大家先回台灣，然後再在話說得通的地方，提出重回僑居地的申請。想不到老妻卻占先一步，直接在仁川港便把他截了下來！
此時已逾午夜，寒風懾人，五個親人瑟縮的緊抱一起，一個個失聲痛哭，就是不肯放手。碼頭美、韓負責人員先決定把明貴留在南韓，送進醫院，稍後經過中國大使館出面證實他確是久居韓國華僑。三天後，當聯軍統帥部宣布，依照〈日內瓦公約〉及〈韓國停戰協定〉條文，全體獲釋戰俘立即恢復平民身分時，邵明貴也就離開美軍醫院，回到自己的家，成為第一個在家裡重獲自由的不是戰俘的戰俘！
邵明貴全家團圓
二十日晚，我與蔚榮兄原都已上了登陸艇，準備轉乘運輸艦陪同獲釋戰俘返回台灣。後來打聽出從仁川到基隆，船行至少也要五天，為了趕發新聞，我們相約先行上岸再說。誰知道就在其他同業上船之後，我們一登陸便意外撿到了這則「仁川碼頭大團圓」的外快。
寫到此地，我不禁想到「亂世人命賤如狗」這句古諺，若邵明貴君遭遇，庶幾近之。此君大字不識、世事不知，在戰亂之際，兩韓、中共以及聯合國諸軍縱橫進退之間，置身其中，以致隨波浮沉，一切委諸天命，終得保全，亦云幸矣。
目擊邵明貴安全的被他的妻兒「截留」，已經是二十一日□晨一時有半，我與蔚榮兄商量之後，決定先回漢城，趕發了釋俘新聞，再乘飛機回到台北去寫訪問被釋戰俘的長篇報導。依照我估計，我們一定能在被釋戰俘乘船到達基隆港之前飛抵台北。這樣，我們也就能在其餘各報同業隨船返台之先，刊出我們的訪問記。對我而言，這更是最佳的安排，因為央報為採訪這一新聞一共派出了劉大哥（毅夫）、郭琴舫兄和我三人，而今，劉、郭兩兄既已上船，我再改乘飛機，如此海、空並進，自然是萬無一失。
漏夜從仁川趕回漢城
但是，夜已深沉，怎樣趕回漢城，卻是一個不小問題。這時，蔚榮兄突然想起，在採訪邵明貴舉家團圓新聞時，在碼頭旁不就曾看到過一間小小的美軍新聞室，而一位少校新聞官不也曾出面協助解決邵家問題。
一走進那間設在帳篷里的新聞室，我們二話不說，只告訴那位少校我們為了趕發新聞，必須立即返回漢城。那位少校一聽此言，也就毫不猶豫的奔出帳去，替我們安排交通工具。
不消片刻，一輛十輪大卡車便已開到帳前，那位少校一邊請我們上車，一邊向我們道歉，說是所有的吉普車都已出動，為了爭取時間，只有委屈我們乘用大卡車。
「大卡車也許不太舒適，但夜裡趕路，卻絕對安全。」在攙扶我們坐進司機鄰座之前，少校還在為他的未能提供更佳服務而殷殷解說。其實，我們能不在碼頭露宿待旦，已經是非常滿意的了。
司機是位來自美國南方田納西州小鎮的高大年輕黑種士兵，人挺和氣，一見我們便咧開大嘴、伸出巨掌表示歡迎，一點不以深夜被人拉差為忤。一路上，大約是為了驅走睡魔吧，他一直不斷的低聲哼著悅耳的歌曲。
「這些歌蠻好聽的。」蔚榮和我一致連聲讚美。
「這都是咱們家鄉民歌，從小時起，我們便在棉田裡學會了它……。」邊說邊唱，低沉中略帶淒涼。
人太累，大卡顛簸有若搖籃，小曲嚶嚶催人慾眠，車過漢江大橋時，我還記得卡車曾經停下片刻接受查詢，此後，蔚榮與我當已半入睡鄉。朦朧中，我且入夢，睡夢中，平日從未詠詩的我，居然依稀得句：
「寒夜過漢江，人云古戰場，隋唐屢爭逐，東師滅舊邦，豈冀光復後，竟分南北朝，兄弟□牆鬥，東西助戰忙，唯余長逝水，嗚咽斷人腸……。」
這首打油古詩，雖是荒腔走板，不成文章，但就我而言，確是有感而作，要不是車抵漢城，那位司機大兵把我喚醒，我可能還要苦吟下去，糟的是，醒來詩興盡去，未能湊足成篇為憾。算來，這是我平生僅有的效顰詩作，當年自韓返台後，曾應前《申報》駐台特派員吳守仁兄之約，在其主持的《紐司》周報中增補刊出，今已不能盡憶矣！
一波三折的採訪之旅
回到漢城，先找到一家旅館，草草睡了兩個小時，即匆匆起身，拍了一則電報回到報社，再趕到我駐韓使館打聽從仁川出發的獲釋戰俘消息，知道台北記者團諸同業除蔚榮與我外，都已在隨船返國途中，內心為之釋然。戰後，南韓政府對外國人出入管制甚嚴，獨對此次隨戰俘乘船返台中國記者未及查詢，即任其離去，倒是蔚榮與我，在另行循正規手續辦理出境之際，卻遭遇了一些意外波折。
猶憶其時中韓雖已通航，但空中航線卻只有台灣民航隊（陳納德將軍主持）營運的台北──釜山一條。蔚榮與我為了趕在運載戰俘船艦抵達基隆之先飛回台北，不得不在二十一日當晚自漢城搭乘夜車前往釜山。記得那晚臨上火車之前，我因訪尋陷在戰俘營中表弟無著，一時不能證實家父存亡訊息，在友好餞別宴中不免多喝了兩盅。及行抵車站，原已上了南韓經營的普通火車，不料車長認為蔚榮與我既系聯軍總部客人，理當乘坐聯軍及外交人員特備專車。這原是表示敬重之意，誰知這搬來搬去的折騰之間，竟為我招來許多麻煩。
也許我過分信任特備專車的安全，也許我酒後稍有一點迷糊，一上專車，便和衣倒在臥鋪上沉沉入睡。第二天一大早車抵釜山，被車僮叫醒，略一檢視，竟發現身上除了尚餘一本護照之外，其餘如黃皮書、綠鈔票……都已不翼而飛！
這一驚非同小可，沒有錢，還可以向民航隊賒購一張返台機票，但沒有黃皮書，海關檢疫處可不准放人出境。這樣，我趕乘當天上午九時半班機回去的計劃便落空了，而趕在船隊前抵達台灣的希望也要破碎了。
就在我急切無計之際，受漢城友人之託前來接車的一位老華僑卻替我出了一個主意。他說，當時雖已是晨間七時一刻，但是如果我身上帶有二寸半身照片，他准能在港口衛生所八時開門之後，不需注射證明，立即為我弄來一本新的黃皮書。
可是，我偏沒有隨身攜帶自己照片習慣。
天幸那位老華僑十分熱心，當時，說一聲跟我來，便拉著我奔向一家華僑開設的照相館，劈劈拍拍的敲開了店門，先向那位依然睡眼惺忪的老闆說明我的處境，然後央求他設法替我拍個火照。那位好心老闆搖搖頭、攤攤手，嘆了口氣，只說了一句：「誰叫我們都是中國人！」便開始為我拍照、沖洗，前後不過二十分鐘便為我曬好了半打照片。
拿到照片，我們邊謝邊跑，趕到了衛生所時，辦公室剛好開門，那位老僑要我等在大門外，獨自兒進得門去，不消一刻鐘便替我申請到一本黃皮書。
之後，一切迎刃而解，我及時賒購到一張返台機票，如願的趕上九時半那班航機，當天下午按照原訂計劃飛到台北，立刻便開始伏案工作，寫下了一篇五千字的釋俘觀察報告，當然，我也沒忘把邵明貴一家團圓的消息寫好。
歷劫歸來母子會
打從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一萬四千名戰俘在韓獲釋日起，台灣省內如火如荼的掀起了一陣歡迎反共義士的高潮。特別是自當月二十三日起一批又一批的義士陸續抵達台灣後，報紙上成篇累牘的刊出義土們可歌可泣的故事，城市裡出現一波又一波親迎志士的狂熱，不論是在公署民間、不論是在鬧市僻壤，人們一見面，談論著的總是不離這一訊息。
可是，故事總是千篇一律爭取自由、心向祖國，不是說義士們怎樣在戰俘營里勇敢的唱國歌、制國旗，便是道義士們如何果決的在身上刺滿了反共標誌的刺青……。
在台北各報的編採室里，編輯記者們絞盡腦汁，用完了不同的辭彙來敘述這相類的事實，自己也開始有些卷怠，讀者們面對這一頁又一頁的相似報導，也不再感到興趣。
於是，新聞界一致計議著如何突破這種型式的單調！
二十六日這天晚上，《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先生也就為了這個緣故，趕到了該報的採訪室，特別召集了負責義士採訪小組組長江德成、採訪組副主任王康、剛從韓國歸來的劉毅夫、編輯張力耕諸兄和我一起商討。當時，大家一致的看法是，……這條新聞的採訪已經到了必須推陳出新、改弦易轍的時候。
「綁架」老母會義士
「陳永華再睹親娘的新聞一定非常感人，也必然會引起讀者的興趣，而且，它必可把新聞導引到另外一個方向。」德成兄說：「可惜的是陳家住在台南，而陳永華卻必須在義士村里再住一些時日。」
看官有所不知，這裡所說的陳永華並不是曾任國姓爺鄭成功軍師，並創立天地會的那位歷史人物，而是一萬四千位義士中唯一在台仍有老母在堂的一位青年。（義士中，僅陳永華與另一青年隸籍台灣，就中，唯有陳永華老母依然健在。）自從戰俘獲釋南返以來，各報記者便一致期待著採訪陳家母子會的新聞，也一致認定這將是整個新聞中最具人情味的精髓。
「但是，目前我們唯有耐心的等待！」不知那位同事發出這一感慨。
「等待，為什麼我們必須等待？」一面參與會議、一面趕寫新聞的我，擱下了筆，腦海里突然掠過一個意念。
「選舞，說說看，不等，你還有什麼辦法？」李總編輯一向深知我偶然會出一些點子，有時也還欣賞其中一二，此際，他便轉過頭來向我探詢。
「難道我們就不會綁上一票？」我幽幽的說。
「綁票？綁誰？」大家爭著詢問。
「悄悄的把陳母綁來，秘密的讓他們母子相見，這樣新聞提前發生，我們也可弄個特號的專有。」這樣，我明白道出我的想法。
李總編輯剛剛含笑點頭，一向反應最快的力耕兄已經抓起了電話，撥通了台南辦事處號碼。由於派駐台南的記者周汝為兄剛好調返總社採訪組工作，接電話的是代理他的汪有序兄。汪兄學的是政治，乾的是教育，可是，卻特具一隻靈敏的新聞鼻子，因此，不待力耕兄細加解說，他已完全了解他的任務。當天晚上，他便找到陳家，略經詢問，便知陳母念子情切，原擬北上探望歷經艱危回來的兒子，只因阮囊羞澀，無力湊足川資，只好睏在家裡苦等。當下，有序兄一見事機成熟，遂委婉告以《中央日報》願助陳母北上，並邀陳家大哥隨行，全部旅費由報社負責，但一路行程盼能守密，見面方式也盼由報社「相機行事」。
一聽可以馬上會見闊別多年愛兒，陳母自然喜出望外。在千謝萬謝之餘，約好由有序兄陪同，翌日一同乘車北上，並自動表示一切願受央報提調。
為防事泄故布疑陣
一俟有序兄將當晚與陳府接洽情況報告總社，李總編輯、江、王兩位副主任便立即作了如此調度：──請周汝為兄會同總務組同事二十七日按時先到台北萬華車站接車，以避人耳目，然後將陳家母子密送陽明山一處住所休息。
──請剛自韓國歸來的劉毅夫、龔選舞率同記者、攝影記者一行六人於二十七日晨前往基隆港口，迎接第三批乘船返國戰俘。一路並且虛張聲勢、故布疑陣，讓其他各報滋生央報正將採訪主力置於基隆錯覺，期使各報注意力集中此一方面。
──請王康兄於晚間赴義士村遠遠監視陳永華行動，一俟各報派赴該村記者全部返回台北，即電告陽明山同事，請即陪同陳母陳兄趕赴義士村安排與陳永華會晤。
──為達成陳家母子猝然相見，感情進發效果，事先絕對不讓陳永華獲致任何可能即時團圓消息。
──母子會新聞由一向擅長以文藝筆調描述感情衝激的王理璜小姐及蔡策兄負責撰寫，並由精於攝取細膩鏡頭的郭琴舫兄負責攝影拍照；並採訪現場一切，概由王康兄就近指揮調度。
一切的策劃有似軍團作戰前縝密的參謀作業，而採訪行動也完全依照計劃逐一進行，運用一句成語，這??說得上「天衣無縫」！
首先，幹練的有序兄一路不露聲色的相陪陳老太太和陳火先生北上，為了不致引人注目，在火車抵達台北總站之前便先在萬華車站下車，並立即由汝為兄及總務同事開車接到陽明山上休息。
在基隆，我和毅夫兄率領的採訪「大軍」更大張旗鼓出動，對第三批也是最後一批到達的四千八百九十四位戰俘進行密集訪問。鑑於我與毅夫兄先後剛從韓國三十八度線採訪釋俘新聞歸來，同業們以為我們或許知曉一些秘密線索，懷疑末批戰俘可能多有關鍵人物，也就加強訪問，其中，有家報紙還臨時自台北派人增援。
打贏了一場新聞戰
一到晚上，台北忠孝西路央報採訪組內便開始顯得有些緊張。從台南請來的客人還在陽明山，王康兄已經趕到了義士村，留在組內的王小姐和蔡策兄則在閱讀陳永華和陳家的有關資料，原來，出生台南的陳永華在台灣光復之後不久，即與少數台籍青年參加國軍，並開赴大陸，及國軍失敗，他們先被編入共軍，繼即派往韓國協助北韓作戰。一上戰場，他與另一台籍戰士乃乘機棄械投向美軍，並在戰俘營中選擇了回歸台灣的道路，因此，在一萬四千多位投向自由的戰俘中，他倆達成為僅有的兩位台籍義士。特別是陳永華，由於只有他獨個兒能夠投回媽媽懷胞，更成為大家注目的對象，當讀者們看多了義士來歸的千篇一律的單調報導時，「陳永華返台見娘」的必然感人的新聞，遂成為大家等待的標的。
坐鎮中樞的德成兄檢視他的紙上作業，一切都已仔細計劃，一切也都準備齊全。陽明山、義士村與台北報社之間電話來往不絕，聯絡不斷，只等一聲號令，便可進入最後決定行動。
晚間十一時，義士村打來電話，各報耗在義士村裡的記者同業全都回去，全村漸入寧靜，於是總部一聲令下，候在陽明山和採訪組的兩路人馬乃同時出動，齊向義士村全速進發。他們先在營外暫停，看到了王康兄「障礙肅清」的指示，立刻朝著陳永華居住營帳分頭前進。
這時營地尚未熄燈，戰俘們以新獲自由，興奮不已。依然三兩成群，高談闊論，陳永華也坐在一旁，心不在焉的好似正在聆聽。也許，他正在思念遠在台南的親人。
突然間，眼前一亮，帳門前一群男女簇擁著前來的，可不就是這些年日夜馳念的老娘，而扶著老娘的那個留著平頭的中年男子可不也是從小扶持自己長大的大哥！
這一下，娘叫兒、兒呼母的感人場面立時顯現。儘管在永華歸來之日，他們母子兄弟便預期著有此一會，可是，永華做夢也不曾想到團圓就在此日。於是，這意外的驚喜，乃進發出純摯的親情，而王小姐、蔡策兄和琴舫兄乃分別以其生花之筆與攝影之機，及時捕捉了這人間的至情。
陳永華母子相見
當晚，央報編輯部特別加強處理這設計得來的專有頭號新聞，第一版上十批新聞版面只刊下這母子歷劫重聚感人新聞，而下十批的廣告版面則全部臨時抽掉，改刊出琴舫兄現場攝取的動人照片。
不消說，第二天報紙出來，以圖文並茂、訊息獨特，立刻造成轟動。對央報而言，這是次歷史性的勝利，而琴舫兄的「母子會」新聞照片，也輕易的贏得了台灣新聞評議會核定的首屆攝影首獎。至於同時申請的文字採訪獎，則因僅獲評審人員過半數的支持而未得法定三分之二的可決，而致落敗！
自此而後，台北日益激烈的歷次新聞採訪大戰中，即不斷有「綁架」新聞人物以求獨贏之舉。而始作俑者的央報昔年同仁，則或逐或退，全部離開當年亦曾耀發光輝的新聞單位。
輕舟已過萬重山
筆者、王康兄及德成兄當年同任央報採訪組副主任，實際分別主持要聞，省政及外交外事新聞採訪業務，在退休後分別依親旅居紐約、洛杉磯及舊金山，日以含飴弄孫為樂，電話中每道及當年央報盛況，輒唏噓不已。其餘有序兄在美大學任敦，王小姐在美百貨公司擔任高職，力耕兄來回太平洋兩岸擔任報業顧問。蔡策兄在退休後舊疾復發不幸撒下妻女仙逝，琴舫兄卸下相機，卻喜見諸兒榮承父業個個有成，汝為兄在央報久任四十年曆主要務後榮退。只有報齡最高，活躍報業五十餘年的劉大哥（毅夫）則仍在台北，退而不休，在新聞探討編寫過程中，猶不時發揮其歷久彌新的影響力。語云，老當益壯，劉老大實足當之！
至於前述我的那位在新聞戰場上亦友亦敵的李蔚榮學兄，最近在久任台灣電視公司首席副總經理近三十年後，也已退了下來。蔚榮兄是我輩中奇才，年輕時，我們分在敵對報紙擔任記者，由於他跑得好，寫得也妙，一直讓我們承受最大威脅，所幸周至柔先生主持台灣省政，把他拉去擔任機要，我們方才鬆了口氣。周先生離開省府之前，他已轉而協助周天翔先生籌備台視，及台視成立未久，即升任首席副總經理以迄退休為止。綜計他在台視三十年，雖長期名為副理，實際上因得主持人信任，一半以上時間事實上綜理全局，凡應興應革之事，幾乎都可以先斬後奏方式為之。
外間咸知蔚榮兄久任副職，實掌大權，累獲升正之機，終因細故不成，卻不知其在台視初創之際，即已身任副總經理而實掌副總經理的任命大權。猶憶一九六七年初，台視為求延攬時任新聞局國際處長的江德成兄主持新聞部門，曾修改組織章程，增加副總經理一員，俾其得以副總經理兼任新聞部主任。適在其時，德成兄先有升任副局長機會，繼則奉派來美，乃婉謝台視之命。及德成兄奉命來美，台視轉而有請余出任斯職之議，不料，央報亦適於此時命我來美繼陳裕清兄出任駐美特派員職，稍後周天翔先生來美，亦曾提斯議，終因我家兒輩咸願在美繼續學業而未敢承命。說來，德成與我，雖與天翔先生交非泛泛，但相知並不太深，台視之所以屢次相邀，實際上全由蔚榮兄之力薦，故熟悉內情者常言，蔚榮兄不僅以副總經理而久掌總經理大權，亦且握有任命副總經理之實權。
今蔚榮兄榮退，聞有集資創辦有線電視之議，遠在海外，系屬老友，實樂見其在台灣電視史上再度創新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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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韓戰釋俘新聞採訪記》，標題為◆析世鑒◆製作組所擬，是以1995年初版之《國共戰爭見聞錄──龔選舞回憶②》（台北： 時報文化）上刊同名四篇文章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