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海內海外名家談》欄目中，我們邀請到出身中共高幹家庭的網絡作家三妹為我們分析，下面有請三妹。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網絡作家筆名叫三妹，在美國芝加哥。今天我想給大家講關於劉亞洲中將在鳳凰網發表的一篇舊作，叫《西部論》。最近這篇舊作給重新編寫一下又發表在鳳凰衛視的鳳凰網上。這篇舊作有人說是十年前寫的，有人說是六年前寫的，就是大概是六到十年前寫的。那麼在發表這篇新編的時候他又加了一些話，其中有段話是很受海內外歡迎？的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
那我就想分析他這段話，我們不應該對這段話抱有那麼大的幻想。這段話實際上還有一些問題是經不起挑戰的，那麼我們就分析一下。他第一個經不起挑戰的地方就是 他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說這段話，因為他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這中間的「我們」就是指的黨，劉亞洲也把自己包括在內。 他講：「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的使命」，他認為這是賦予給我們黨的使命，就是你們老百姓就等著，沒有你們的份兒。他的態度和立場是這種。他這樣說實際上 我就想問一下，我們就可以深度思考一下，如果這是共產黨的使命，我們就想問問：共產黨是一個不受任何權利制衡的共產黨，它是這麼一個一黨獨裁的政黨，它能不能自我改革？它能不能靠自身的力量演變成民主制度？這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向說這些話的人提出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這句話是很矛盾的，是說不明白 的。
他第二個經不起挑戰的地方是這句話：「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這句 話也經不起推敲。實際上二十年前東歐和蘇聯都經歷了政治轉型這個非常大的歷史事件。歷史已經證明共產極權制度轉變為民主制度的前提是共產黨及其極權政府必 須先垮台，人民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這個都在東歐國家、蘇聯轉型中都證明了這個論斷。象蘇聯它也是共產黨垮了以後人民才建立民主制度，東歐那些國家全是 這種情況。所以劉亞洲實際這句話他是有漏洞的。他也知道，劉亞洲不是不知道這個情況，那麼他就把中共極權改成了威權。實際上中共政府是個極權政府，他就 說：「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他這樣把極權統治改成威權統治實際上就是一個偷梁換柱的手法。中共政府他不是威權統治。我們都知道威權制度和極 權制度的區別是什麼呢？
是威權制度給民間社會一定的自由空間，民間可以自己辦報，有 民辦報紙。比如說以前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它是一個威權制度，它不是極權制度。我們這方面的概念要搞清楚，因為共產黨宣傳的時候，在三、四十年代反國民黨的 時候它就說它是獨裁統治什麼什麼的。雖然它也是獨裁，但它是威權的獨裁。三、四十年代的時候民間就有將近五百份的民辦報紙在中國大陸。那時候我爺爺他自己 就辦報紙，還辦通訊社，他那個報紙叫《小公報》，那是在三七年時候他就開始辦這個報。那麼在三七年前他還辦過通訊社，叫《捷聞通訊社》。我奶奶她們也是經 常在報紙上寫文章批評蔣介石，批評國民黨政府。那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時候民間就有這種言論的自由和新聞的自由，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不是全部開放。
可是極權政府它的不同就在於它這一點自由完全不給你。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共產黨剛建政的時候，陳雲就說了句話說：我們要接受國民黨的教訓，國民黨就是因為給了人民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所以才喪失了政權，我們就要把人民的言論自由扼殺在搖籃中，一點都不能給，給了你政權就不穩定了。所以這個極權和威權的區別在這裡。可是劉亞洲就把中共極權政府這個統治給它改成了威權政治，他就說「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的要發生」，這是他一個偷梁換柱的手法。他這麼一換好像說我們總是批評對中共不能乞求說讓它轉型，那是與虎謀皮，這麼一換他把虎好象換成貓啦，就避免了與虎謀皮的嫌疑了，好象中共就可以象貓一樣乖乖就轉型啦？這不可能，所以這個話還是一句空話，除了誤導我看沒有什麼別的作用。剛才說到威權社會給民間一定的自由空間，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定的自由空間， 這樣就使得威權制度可以和平轉型到民主制度，這是它跟極權制度不同的。極權制度不給民間一絲的媒體的自由空間，所以它沒有不垮台而轉型的先例呀。
而威權制度轉型到民主制度已經有很多先例啦，比如說台灣它就是從威權制度轉型到民主制度的，還有南非也是從威權制度轉型到民主制度。威權它的統治也是比較殘 酷，也屠殺老百姓。比如說南非，老百姓抗議的時候政府也是有過屠殺，但是這個不能說明它不能和平轉型，威權制度是可以和平轉型的。你比如說南非它屠殺完了以後，民辦的報紙馬上就把屠殺的真相全在報紙上發表出來，公布於世，對政府的惡行有一定的制衡的力量，有一定的監督力量。民間的自由媒體雖然少，但是它總是在制衡官方，所以官方和民間良性互動就有了可能性。這是威權制度能夠和平轉變成民主制度的一些具體的條件，但是極權制度不具備這些條件。
有人會問，說那你認為極權制度不可能和平轉變成民主制度，歷史上也沒有這個先例，那它也可以給民間自由辦報的自由呀，給一定的自由空間呀，這不就轉成威權了嗎？威權再轉成民主？不會的，因為它只要一開放，一開這個口子它馬上就垮台，因為極權制度它背的血債很多啦，比如說中共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只要它一開自由媒體這個口子，它很快就垮台，它自己非常明白這一點。比如說戈巴契夫他當初並不希望共產黨垮台，只是想提倡透明度，給蘇聯民眾一定的自由空間。他沒想到就是給了這個，一下子蘇聯就垮了。這也就是共產黨只有垮了以後才能轉變成民主制度。
第三個就是劉亞洲實際上他都是救黨派，他們看出了共產黨的問題，但是他們對共產黨沒有徹底的認識。我們知道在蘇聯極權統治的時候，出了一大批有自由思想獨立 意識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比如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古拉格群島的作家索忍尼辛，還有一本書《不是單靠麵包》作者杜金采夫，還有一本書《讓歷史來證明》這個 作者叫梅德維捷夫，還有被西方譽為反共鬥士的馬克西莫夫，還有很多，出了一批這樣的自由主義戰士。可是中國沒有，中國現在也沒有出這麼一大批有獨立思想、 有自由意識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很多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還是為共產黨說話，為他們著想。劉亞洲雖然說了一些要民主的話，但是還是站在黨的位置上說話。
實際上我的論斷是這樣，如果我們中國不具備當初蘇聯知識分子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思維，如果不具備只有共產黨倒台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的意識，那麼空談政治改革和民 主它就沒有實質意義。共產黨一直在談民主，它十四大的時候也說了要搞政治改革啦，十四大前就說要搞政治改革，十五大的時候又說要搞政治改革，十六大的時候 又說搞政治改革，一直到十七大還在說，現在還在說。實際上就是讓你老百姓老抱些希望，等待。
總有不同的人出來說，劉亞洲也出來說。如果不徹底否定中共，說這些話全是空話。所以我們在辨別一個人的話的時候，就要看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還是站在 中共的立場上說話。前些時候也出了什麼辛子陵，也是說共產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最後他說我給共產黨出三策共產黨就能改了。他在香港也出了本書，叫什麼「給 共產黨出三策」，他還答香港記者問，說「我們是救黨派」。他自己就公開的這樣說我們是救黨派，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為共產黨想計策，就是怕共產黨你再不改革 就倒台了，他本身的願望是不願共產黨倒台。這樣和我們海外這些自由人士是不同的，我們認為只有共產黨倒台了人民才有希望，中國才有希望，中國的民主才能建立，這裡有很大的區別。所以我是這麼想的，我一直在觀察共產黨內比較高層的人的講話，還有國內這些知識分子，我在追蹤這些知識分子。
因為我也是從中共幹部家庭出身，我對中共的認識也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思考、轉變有這麼一個過程。我和國內的一些高幹也認識，我就感覺到國內的這些知識分子還有 高層他們不具備自由思想，包括李慎之，這是中國一直捧的很高很高的，認為他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我和他很熟，我七歲就認識他，我小時候就和他住鄰居，我和他的兒女都很熟，都是朋友，我經常去他家。我想說明這麼一點，就是如果李慎之都有局限性，那麼其他知識分子是不是超過了他？大家認為李銳、辛子陵、謝 韜、杜光、杜導正這些人的思想，如果認為他們都有了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我不這麼認為，因為他們還是沒有徹底否定中共。
我不是說在海外要這些在國內的人公開的去否定中共，公開的去叫，我歷來都是呼籲要不合作，就是像印度的甘地那樣不合作行動。不合作行動就是說你不去替它所想，替它說話。一個是不合作，一個是可以沉默。可是我不認為這些人他們的思想真的那麼徹底，他們還是為中共著想。現在認為最開明的李慎之，我在八五年時候 跟他接觸過，去他們家跟他有過談話，他那時候還跟我說：我不會反黨的。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屠殺「六．四」學生後，那時候我已經到海外了，我覺得他思想可能有 所改變，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我看了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我認為他的思想局限性還是非常大，他還是沒有反黨，他到死都相信馬克思、恩格斯。
他在《風雨蒼黃五十年》當中還把恩格斯當作經典引用，而且還把鄧小平的「漸進主義」、「穩定壓倒一切」都加以肯定了。我認為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就是他 殺人的一個藉口啦，他「穩定壓倒一切」就可以殺人，就是什麼都可以做啦。《風雨蒼黃五十年》這是李慎之的代表作呀，國內捧的很厲害，海外也捧的很厲害。李慎之還在《風雨蒼黃五十年》中說，「江澤民為什麼不以鄧小平為榜樣，在鄧小平因為歷史局限不得不讓步的地方從新起步，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時候他對共產黨還是有盼望、有幻想。實際上鄧小平八九年殺人以後我們這種幻想都已經沒有了，就是徹底否定中共。
我提出李慎之來是想證明李銳和辛子陵，他們的思維沒有能超過李慎之的。就是現在我看到國內，包括劉亞州、辛子陵這些人他們思想都有局限性。我認為他們有些話有對的，但是根本上是有局限性的，都沒有像蘇聯當初那一批知識分子、那些自由作家那樣徹底否定蘇共。我覺得中國的希望就是要認清中共，一定要認清，把中共認清，徹底否定中共了，那麼那時候我們的政治訴求，我們對中國前途的設計和設想都會完全是新的，完全不一樣啦，那時候中國才真正有了希望。如果大家還都對中共有幻想，還是不能認清中共，就是建立民主社會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尤其現在中共總是在散布很多的套話，在混淆概念，把我們的思想搞亂。
象九十年代江澤民在見美國記者華萊士的時候，回答華萊士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還沒有民主？江澤民說「因為中國人民的素質低，民主要慢慢來」。這本來是一個 中國高級官員說的矮化中國人的一句話。要是美國總統這麼說話美國人民早就反啦，你矮化我們，看不起我們。可是在中國正相反，大多數中國人反而接受這句話。 不但江澤民這樣說，海外的很多留學生也這樣說，我的海外的朋友一談起民主來馬上說要慢慢來，中國人民素質低，有些中國人就是這樣把江澤民矮化我們的話接過 來，成為他自己的話，就等於全國人民都在說這個話。
我就很覺得悲哀，我們中國人民怎 麼才能認清這些套話說辭，不跟著說，不合作，不跟官方合作，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我想說知識分子並不是像我們國內人想像得思維那麼開明，那麼自由，那 麼獨立，不是那樣。我舉出李慎之這個例子也是想說明這點。所以我們自己要有自由思想，自己要有獨立意識。什麼叫自由思想？什麼叫獨立意識？獨立於誰？實際 上是獨立於政府，不是獨立於你爸爸你媽媽，是獨立於政府，人民對於政府是有監督作用的，你的意識、你的思想都要獨立於它你才能監督它。這是一個問題。這是 我想談的一點。
還有一點，剛才談到了中共是一個極權制度，而中共政府是一個極權政 府。那有的人說你說它是極權政府，它不給人民自由，那現在中國社會很自由呀，出租汽車司機都可以隨便罵中國共產黨了。言論自由的概念不是這樣，言論自由的 概念是針對政府的，就是政府不能以言論治罪，只要政府的以言論治罪這個惡法還在那裡，成為一個法在那兒，那麼這就是沒有言論自由。因為雖然現在你可以在底 下說共產黨這些那些，但是它惡法在那，它可以隨時隨地抓你。它抓不著你它可以殺猴，或者殺個雞給猴看，或者殺個猴讓你們全住嘴，所以言論自由的真正概念要 搞清楚。還有，有的朋友說你說它是極權，可是它現在經濟也發展了，它也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隨便殺人啦。是，它現在已經從第一階段的極權變成了第二階段的，也可以說它是晚期的極權制度，什麼叫晚期的極權制度？它和早期的極權制度的區別在哪呢？
早期的極權制度是僵化的、教條的。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就很明顯的看出來這種毛澤東的僵化、教條。它就發一個《毛主席語錄》全國人民就振奮呀，上街遊行呀，都 照著《毛主席語錄》去做呀、去說呀，這種思想完全是僵化的，完全是教條的，全國都是封閉的。那麼現在晚期極權是什麼樣呢？它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而且成為一個非常過激的形式。怎麼是機會主義的呢？就是它可以利用的時候，以前它反對的東西它也抓來用。比如說它在海外建立很多的孔子學院。實際上它共產黨一 直是批孔子的，把他叫作孔老二，打倒孔老二，砸爛孔家店，我們年輕時晚上政治學習就是批判孔子，對那些批判孔子的套話說辭我們很熟。現在它拿來建孔子學院啦，把它作為一種宣傳意識形態的工具，這是它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一個實例。還有就是它開放經濟，但是在開放經濟中間它不管不顧，非常的過激，不管不顧環境多麼的破壞。
我的一個朋友在芝加哥的一個化工廠里工作，這個化工廠是美國第二大化工 廠，他在化工廠里是一個副總裁。他跟我說他們專門到中國推銷PX工廠。什麼是PX工廠？就是一種製作化纖材料的工廠，很賺錢。但是PX工廠污染非常厲害， 可以說你要是不做污染處理，它象放原子彈一樣，只不過原子彈是突然一下子破壞性的，它是慢慢破壞，就是在多少年內，污染非常厲害。所以賣你工廠的時候還有 一個處理設備，處理廠，這個處理廠和這個生產廠是同樣的價錢。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PX廠都建在中國，有百分之二十幾建在南朝鮮。南韓就沒有污染的問題， 因為人家既買生產工廠又買處理工廠，人家做的很好，沒有污染。可是中國說我們只買生產工廠，不要處理工廠。就是說外國人投資到中國去建PX工廠他也可以不去買處理工廠，而只買生產工廠。你想想全世界的PX工廠一多半都建在中國，這就是中共的政策造成的，它的經濟政策只要賺錢不要老百姓的生命，不要中國的環境。這就是它晚期極權政府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又一個實例。
所以，從劉亞洲的《西部 論》我引申講了很多中共極權政府它的特點，還有中國現在知識分子的狀態，包括中共高層這些被捧的很高的、炒的很厲害的，包括劉亞洲這個人。我覺得他說話都 不經推敲，只要細想裡頭有很多問題，主要的關鍵問題是他們沒有徹底認清中共，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而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替中共出主意，替中共著急， 要維護中共這個政權，這是他的問題。中國沒有像蘇聯極權統治時期出了這麼一大批反蘇共的知識分子。有人問，你說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性不夠，自由思想也不夠，你認為是什麼原因？有人這樣問我。我認為原因就是中共發動了從五十年代到現在無數次的政治整肅和洗腦運動，而且中國也經歷了很多次的群體屠殺。包括鎮反那不知道殺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光裡頭的三反運動，還有什麼內蒙肅清內人黨的運動，哪個運動都殺人，所以這麼多殺人的運動，直到八九的時候鎮壓學生，然後九九年迫害、屠殺法輪功，一直殺人，一直沒有停。
這些鎮壓運動就把有獨立 性的知識分子和反共正義人士屠殺了好幾批。這樣的鎮壓和整肅就使得中共的內部和外部都很難出現有自由思想和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 我還想講一個內容就是很多人都盼在中共黨內能不能有一些開明派和改革派，這一直在炒作的，很多人寫文章說黨內要出開明派，會出改革派。劉亞洲也是一個改革 派，是個開明派。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沒有，沒出來，一直到現在，大家盼了三十年，有沒有改革派？沒有，包括趙紫陽和胡耀邦他們的開明也是很有限的，他們也不 會反黨，是很有限的。為什麼中國不可能出現開明派和改革派呢？這裡有很多的原因，一個是多次的政治整肅運動把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都整掉了，還有就是官場的 殘酷和黑暗，還有就是他安排領導層繼承人的封閉式的黑箱作業，還有他是逆向選擇，你要是開明有反叛的，都是上不去的。這就是它一直都不會出現什麼戈爾巴喬 夫式的開明人士。特別是現在中國官場買官、賣官已經成風了，這麼一個爛窩，是肯定出不來戈巴契夫啦。所以我們要把希望放在底層民眾身上，真正要推倒中共這個極權統治的希望在底層。
你如果老是希望中共出開明派，什麼戈巴契夫，中共老是在那散布很多，要民主啦，要政治改革啦，總是散布讓你慢慢來，讓你等待，是永遠等不來，永遠也不會。所以我們對這些套話說辭都要有自己的認識，要對他們的說辭有一個思考，看他真正是對老百姓有沒有什麼好處，劉亞洲說的這些話我是覺得他經不起挑戰。
那麼，我們民主肯定是會來的，中國人民的出路在哪？出路就是，東歐人民的抗爭之路，東歐的那些共產極權國家他們沒有出戈巴契夫，但是他們也抗爭了，抗爭的 非常厲害，最後把共產黨推倒了，這是我們要走的道路。中共實際上它也只有一條路，就是一條死路。它會從絕對腐敗走向徹底潰爛，最後直至被人民推翻、垮台。我還想說一個在西方已經說爛的名言，就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中共就是一個絕對權力的政府，它現在就已經絕對腐敗了，那麼一定會走向 潰敗。絕對腐敗最後它只能往下走，它不會變好，一下變得清廉啦，一下變得開明啦，不可能的。我還是呼籲人民，我們所有的人和中共要採取不合作態度。
怎麼才是不合作態度？比如說共產黨組織個活動，你可以找個藉口不去呀，沒有危險的；你可以保持沉默呀，讓你說話的時候你可以保持沉默呀。你沒有必要上街去振臂高呼打倒共產黨，只要不合作，這個不合作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如果大家全都不合作了，中共的統治是需要權威呀，沒有統治權威了，它空空如也，它怎麼能維持 下去？它維持不下去，所以《九評》退黨都是最好的不合作的行動，退黨、退團、退少先隊，三退這都是不合作，也沒有什麼危險。實際上不合作就是一種抗爭，東歐人民也是這樣慢慢的發展。不要因為一個劉亞洲或者什麼人的一個講話感到有希望了，希望在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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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有沒有「健康力量」？
橫河
我們要是討論這個改革和健康力量的話，我們至少要把改革的定義搞清楚。改革至少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一個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在過去的30年當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特定的名詞，它有特定的含義。在三十多年前，11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把它的中心工作從政治轉移到了經濟建設。當時制定的政策，後來延續了相當多的時間，甚至到現在還沒有離開主要軌道的，就是經濟上的鬆綁和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就是中國現實的改革。而它的開放是指重新和世界交往，30年前開始的到現在為止，它對外面的門戶，特別是在經濟上是開放的。當然在資訊流通上，它仍然是屬於封閉的。
這30年來，任何所謂的改革，，都沒有在政治體制上有任何的動作，無論是主觀上的還是客觀意義上的。所以中國特定含義的改革開放，就是僅僅在經濟上，從來就不是在政治上。以此來劃分誰是改革派的話，還不如反過來問，在中國今天有誰不是改革派！今天人人都是改革派，就是如果我們把改革定義為，實際上過去30年當中的，在中國事實存在的所謂經濟體制改革，不管它的真實含義是什麼。當然我們知道現在在中國改革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任何人都可以把以前沒有的，或修改一下的政策都叫改革。
估且我們不論中共的經濟改革應該如何定義，有一點是肯定的，它肯定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如果把發展是硬道理、GDP決定一切、全民搞錢、全民炒股、整個官場炒地皮炒房，都算是改革開放的話，那麼我認為中國現在，中共的整個官僚體制內部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是改革派。
在這篇文章里提到了反溫家寶的勢力，我們來分析一下，究竟哪些勢力是反溫家寶的勢力，這是這兩篇文章裡面提到的。先看毛派，毛派又叫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真正的毛派在今天應該是既沒有政治勢力，也沒有經濟實力的。如果說有一個派系，它是依靠政治權力積累起來強大力量的話，嚴格的說它不能歸到毛派這派裡面來，而是應該歸改革派的，因為它加入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且從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或者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中國今天並不存在真正的毛派，至少不在統治集團的內部。
值得提一提的是那些並非毛派，而是所謂權貴集團的這些人。因為在杜光的文章當中，就是那篇「來龍去脈」的文章，談到的和毛派一起攻擊溫家寶的權貴集團，這個權貴集團是以重慶唱紅掃黑為標杆的薄熙來做為代表的。薄熙來從政以來，從大連起家，就是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櫥窗工程，然而這點並不是權貴集團的特點，這本來就是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特點，如果說在大連薄熙來搞的形象工程不算改革派的話，那麼中共的體制內就沒有改革派了。
薄熙來在政治上的特點並不是大搞形象工程，而是起源於在大連搞的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這是在文革以後、否定個人崇拜以後，最先搞個人崇拜的，以及後來到重慶進行的唱紅掃黑，尤其是唱紅的那一半。這是它的政治上的特點，但是這個政治上的特點其實並無改革和保守之分，實際上是政界的太子黨為了證明他們對中國現在政權繼承的正統性而進行的一次進攻。但是它的進攻的目標並非是溫家寶，而且帶有明顯的薄熙來個人特色。太子黨並不是全部都這麼做的，當然他們有這個傾向，就是從他們集團的利益上來說的話，唱紅也就是饒舌幾十年前，甚至是中共革命以後的那些所謂紅歌，是為了他們個人的權力和他們集團的權力，爭權奪利的一次行動，只是帶有明顯的薄熙來個人色彩而已。
在中共的歷史上，其實不僅僅是太子黨或者薄熙來是這麼做的，在中共歷史上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政治鬥爭和權力鬥爭白熱化的時候，不管是哪一派，在政治上的表現一定是向左轉，歷來如此，薄熙來只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在一個新的形勢下把這種特點發揮到了一個極限而已。這本身並不是由哪一個政客所決定的，這是由中共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到現在為止，從未放棄過共產主義，它的本質還是共產黨，沒有這一條作為基礎的話，重慶絕對不會出現唱紅。
另外一個可以作為佐證的就是中共的中宣部對於輿論的控制要掌握在中共的手裡面，要保證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這個任務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對於自由的言論，到現在為止，打壓只見加強不見減輕。
我們現在以薄熙來所屬的太子黨為例，儘管事實上並不一定真的就有一個太子黨，它們內部也有不同的利益，但是由中共第一代，所謂打江山的那一代高官，由他們後代所形成的利益相近的集團確實是存在，我們姑且就叫它太子黨。這個太子黨它的整體是受益於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歷年出台的政策方針都是明顯的向這個權貴階層傾斜，比如早期的價格雙軌制，八二年的憲法偷偷摸摸的把城市居民的私產的土地給沒收了，後來的教育體制改革、醫療改革、房產改革等等，它都是有利於這些有權力的階層的，也就是說有利於太子黨這個階層的。這個階層是經商和做官雙棲，權力和金錢通吃，它們是中國真正的最富的階層，而且它們和那些私營企業的富翁不同，它們的權力和財富幾乎不受政治氣候影響的變化，也不會被輕易的推出來當作替罪羊。
這裡最典型的就是中共曾經在最高層的那些人的太子黨們，你像江綿恆，就身兼財團，就是它的網通，官場和科技，這就是它自己兼任的中科院副院長和載人航天工程的副總指揮，在這麼多本來是不可兼任的商場和官場的同時兼任，而且同時都當到了非常高官，獲取了大量的利益。李鵬的兒子李小鵬長期經商，突然之間搖身一變就可以從政，到山西省去當副省長，這種類型的商官之間的快速轉換、變臉在中國歷史上還幾乎沒有過，而在中共的統治下，這是非常常見的，特別是在近三十年當中，太子黨下海以後又重新從政的這種變臉是相當多的。雖然太子黨有的經商有的從政，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說他們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的話，那麼他們今天的巨額財富是肯定來自改革開放，而他們的權力則得益於政治體制的不改革。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所謂的「團派」，儘管這樣的劃分並不一定說明什麼問題，或者我們說「非太子黨的高官們」，這些人同樣是現行政策，就是中共目前的經濟政治的受益者。從經濟上來說，他們本人就是中共統治集團裡面不是太子黨那一部分，他們本人也通過掌握權力，同樣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有的時候會不走運的被推出來做替罪羊，像成克傑、胡長青、程維高等等這些人，就是屬於非太子黨的高官。在積累財富上他們沒有差別，在掌握權力上他們也沒有差別，但是在政治鬥爭當中，他們有的時候會失勢，有的時候會被推出來。
在另一方面來說，如果說他們不被推出來，不被作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也就是說他們的地位不倒的話，他們的子女就是新的太子黨。在這裡並沒有非常嚴格的區別，統治階層內部的區別並不大。這些非太子黨掌權的高官們和他們的子女，他們並沒有動機去改變現狀，或者說他們沒有這種動機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便限制他們已經擁有的特權和財富。
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的統治階層當中，並不存在一支可以被稱作健康力量的派系，他們也有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僅僅發生在爭權奪利當中，並不像中共歷史上傳統的路線鬥爭；而不同派系當中的互相妥協和討價還價，他們的籌碼僅僅是自己或是自己的親屬不被清算而已，或者自己派系的人不被清算而已，並沒有原則上的區別。
當然我們也必須這麼看，也許溫家寶的本意是好的，他本人也確實相信普世價值，相信中國人應該享有民主自由。不過這個已經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個人的意見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的。換句話說，如果說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還有改革和保守之爭的話，那麼在30年後的今天，統治集團內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利益之爭，早就沒有改革和保守之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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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綜合何清漣點評：
這與前一向鳳凰發表劉亞洲文之後的情形一樣。直到我在推上指出那是劉2004年11月一篇舊文，有人通知，鳳凰才出面澄清非劉授權文章劉自認觀點過時。擁劉潮才算告一段落。確實喜感
家寶總理在哈佛的講話改變了嗎？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內涵作了界定嗎？能否請您將這些話留到他作了明確界定後再說？我不擁護口號，我要看口號下的內容
誰來監督？是一盤散沙式的民眾監督還是被黨控制的媒體監督？或者是被獨立壓力集團監督？法治是否是三權分立的法治，還是集立法司法與執法於一體的法治？
我真的認為只是溫相重塑形象之舉。因為他最近的形象實在有點負面，所有的眼淚與講話都被視為表演。胡與他都是政治利益集團大管家與二管家而已。
最好請老溫明示，這政體改革的核心就是解決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即主動放棄共產黨自賦的執政權力，改為真正的民選。與此同時開放黨禁報禁、結社自由。不解決權力的來源，都是糊弄人的花架子。
極權政治需要服從，所以選接班人重在聽話守成不在創新能力。也因此，一代不如一代。這是規律，請看前蘇聯。溫相併非不作為，各部都不聽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