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不要冤枉撒旦

基督教認為，魔鬼撒旦是世間一切罪的總根源，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所犯的任何具體過錯都歸為撒旦的作為，那就是冤枉撒旦。上帝造人的時候，也給了人自由意志：你可以選擇屈服於撒旦，更可以選擇與撒旦抗爭。但是在最後審判時，你曾經的選擇所產生的結果將見分曉：屈服於撒旦者下地獄，勝過撒旦者上天堂。當今中國，人們慣於把一切罪錯都歸於中共的一黨獨裁，這也是冤枉撒旦。在此舉例說明:

第一個例子近日馮小剛發一條"說真話"的簡訊，結果把太太徐帆和哥們兒陳道明嚇得不亦樂乎。經濟學者何清漣寫文章將此事歸結為中共的言論控制太可怕，並舉了很多具體實例加以證明，比如杜憲的例子，蕭瀚的例子，還有作者自身的例子。此番論述，固然可以證明中共言論控制的嚴酷，但把中國人如此大面積、長時間的選擇閉嘴全部歸於中共的言論控制，那是冤枉撒旦。我相信，徐帆，尤其是陳道明，即便不對馮小剛實行溫柔封口，小剛也不會有任何禍患，更不用說他的妻子，更不用說朋輩。徐、陳的封殺行為，完全屬於他們個人的自由意志，把它們歸於政治可怖，那是冤枉撒旦。

第二個例子是在《中國人權雙周刊》網站上發表王丹文章，內容為前不久王丹收到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一個學生的一封信，信中說："這學期有十名中國傳媒大學的碩士生來本所，我很大膽地跟他推薦劉曉波的新書《大國沉淪》和余杰的《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然而，他只過了一周，就迫不及待還給我了，並說'那裡頭都是要顛覆政府的意識形態，不予置評'匆匆離開，還說'不希望我們再多討論'。我忍不住說'我不覺得他們是要顛覆政府耶，裡頭也從沒說出這四個字，只是提出批評的意見，希望社會能夠更好而已'，他回答'要顛覆政府的意圖不用說出口，看言論就知道了'。我不管他迫不及待地要離開我們的談話，追上去說'一個政府無法容忍批評的意見，有批評意見的就要被抓起來關，你覺得這樣對國家政府的進步是好的嗎？'然後他便離開我們的談話。"

顯然，這位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仍然戰戰兢兢活在中共製造的意識形態牢籠里。對於上述兩本書所涉及的內容，他有"不予置評"的自由，但是我們作為局外人，如果一味責怪是中共把孩子嚇成這樣，那是冤枉撒旦。這個學生必須對自己辜負上帝造他時賦予他的人腦的行為負責，必須對自己放棄上帝恩賜給他的追求多樣信息乃至真相和真理的自由意志的行為負責。

第三個例子是北大老右派萬耀球親身經歷，2005年萬老去美國看兒子，給吳宏達先生帶一本書，萬老本想請這位五七難弟到兒子家中一敘，可是兒子不允許，因為此人太敏感。萬家子的憂懼，是誰之過與？中共之過還是他本人之過？他本人之過。我相信，讓父親的這位五七年難友、敏感人士到家中來，不會對他構成任何減損和傷害。我們作為局外人，如果把這件危害人倫（父子一倫和朋友一倫）的事只歸咎於中共的海外華人控制，那是冤枉撒旦。

第四個例子為，我和河南文薛開振先生之間交往的經歷，2005年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當時一般人視為流亡），他在加拿大女兒家。他在網上看到我的消息後，我們在加大那和美國之間建立了電話聯繫。五年之後，去年（2010年），我與薛先生在北京見面，他告訴我一個發生在加拿大女兒家的細節：就在我們那次加美通話之後，他的女兒把寫有我的電話號碼的紙片撕碎扔進馬桶沖了下去，說以後不要與這人聯繫。薛先生的敘述很平靜，但我感到他的心很受傷。

萬老和薛先生的兒女或許能看到這篇文章，我這裡要對他們說幾句話：你們有恐懼的自由，但是你們侵害了父親的自由，傷害了父親的感情，損害了父親的尊嚴。你們不但要向父親道歉，你們更應該走出陰影，在自由的國度做一個自由之子，莫虧負那裡燦爛的陽光和純淨的空氣。如果有人說，不能怪他們，此乃中共海外控制所致，我還是那句話：這是冤枉撒旦。

筆者自2004年開罪中宣部，我的同學圈子，從本科到博士，往來幾乎斷絕，外地的到北京不敢會我，在京的聚會也不敢約我。2004年以前，我們同門的幾個博士同學每年相約在導師的生日聚會，與中宣部結怨以後，這種一年一度的為導師祝壽的聚會之門也對我關閉了。博士本是普世的學術身份，是專業價值和普世價值的看門人，筆者很多的博士同學似乎忘記了本該有的堅守。

對於那些自己曾罵過的人，魯迅先生死前還說："我一個都不饒恕。"對於這些沉默或逃避"維護社會公平"責任的人來說，說饒恕太正式了，他們不值當。我只想表明自己的態度：我不冤枉撒旦，一個無縫的中國蒼穹不是撒旦只手所可模鑄的。

作為願意為中國自由及建立公民精神而付諸努力的筆者，順便對中宣部、中組部、外交部說句話：此文提及的上述人士，你們應該按圖索驥，一一找到其人，予以獎勵或委以重任，因為他們或該出手扼殺親友的言論自由時立場堅定，行動有效；或即便在遙遠的海外也像雷達一樣敏感地捕捉你們的意志，唯你們意志之馬首是瞻；或不惜傷害傳統中國十分重視的同學倫理而選擇政治正確，這都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對於這樣的人，不獎不用，公道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