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八大」），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協禮堂開幕。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報告全文約45,000字，其中僅4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1]一年多之後的1958年5月，「八大」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以下簡稱「八大二次會議」）。還是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這次的報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約22,500字。但在這短短的篇幅內，居然23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2]
與此相應的，還有更為重要的變化。「八大」認定：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中國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用「八大」政治決議的話來說，這一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3]」，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理應轉變為集中解決這一矛盾。但是，時隔一年多之後的「八大二次會議」，卻轉而聚焦於階級鬥爭。劉少奇在報告中強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說：「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4]
劉少奇和整個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前倨後恭？中共對於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為什麼在短短的一年多里發生了這樣南轅北轍的突然轉彎？從1956年秋季的「八大」到1958年春季的「八大二次會議」，這段時期發生了什麼事情，導致中國政治出現如此鮮明、急劇的變化？
「八大」的兩次會議之間，是1957年；1957年中國最為重要的事件，是「反右」運動。換言之，「反右」運動發生在「八大」的兩次會議之間，而「八大」的這兩次會議則明顯地代表了中國政治的轉向。那麼，理解「反右」運動，就有必要把它放到這一歷史發展背景中來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即把「反右」運動還置到中共「八大」的兩次會議之間的歷史情境之中，研究「反右」運動與「八大」的關係。
在以下的正文中，筆者將詳細研究1956年和1957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分析毛澤東怎樣從他自己所說的「心情壓抑」轉為鬥志高昂，並如何達成以他自己的意志來壓倒黨內不同意見，從而主導中共路線和中國政治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反右」無疑是關鍵的一環。不過，這一環與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反冒進」、群眾「鬧事」及所謂「整風」之間環環相扣。在這綿密、緊湊、短促而多變的1956年到1957年的政治過程中，毛自始至終著眼於掌握中共決策和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發現，禍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只是毛澤東要奪回他在1956年失去的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一場政治鬥爭。通過「反右」，他達成了目的，於是有了與「八大」調門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會議」。
一、1956：毛澤東「心情壓抑」
1956年，毛澤東與他親手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進入「七年之癢」。用毛自己的話來說，這一年，他的心情受到壓抑，整個一年心情不舒暢。[5]為什麼呢？因為「反急躁冒進」。這是毛後來挑明了的他感覺受到壓抑的根本原因。[6]本來，1955年12月，毛為計劃於次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確定了「反對右傾保守、加快經濟建設」的方針。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樓召開包括黨政軍各部門和省市負責人120多人參加的座談會，劉少奇在會上傳達了毛關於召開「八大」的指示精神。毛的意見是，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15年同時爭取15年以前超額完成。[7]毛強調，「八大」的準備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還說，可以設想，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仗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8]官方記載顯示，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出決定，要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中共「八大」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部門展開這個斗爭。[9]
多種資料證明，毛心目中這時正在勾畫一幅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為1955年實現的所謂「三大改造」、特別是所謂「農業合作化」的迅速實現所激勵，毛雄心萬丈地認為，經濟高速發展將是接下來的題中應有之義。按照杜潤生的說法，「取得1956年合作化的勝利，毛主席認為農業已經過關了，原來是小農經濟扯工業的後腿，現在是工業扯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工業，搞起了『促進』運動」；「毛澤東預測，所有制改變以後，一定有一個生產力的大發展」。[10]毛信心十足地告訴他的同志，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11]——也就是不比打仗更難的意思。1955年底，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毛在序言和按語中多次強調，要批判各個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認為「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毛強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完成，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發展」。[12]此前，毛還準備了《農業十七條》，並將之擴充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認為，「以前在農業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難情況現在已基本上改變了，許多曾經被認為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因此，就像《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樣，「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3]1956年《人民日報》在元旦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中，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實現更高的發展速度」，把「潛在能力發掘起來」，「把我們的國家變成為富強的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毛「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為思想主線，社論批評「我們領導者中間有些人思想落後於實際」，「安心於一種落後的發展速度」，「犯了右傾的保守主義的錯誤」。社論要求採取「使廣大群眾振奮起來」的領導方法，批評了「按常規走路，拖拖沓沓，害怕困難，看不見新鮮事物，看不見新問題，看不見先進經驗」的「保守主義的領導方法」。[14]
為自己的「多快好省」的思路所激勵，毛把蘇聯的那一套經濟建設方式看作是「緊箍咒」。借著蘇共「二十大」對於史達林的批判，毛強調要走中國自己的不同於蘇聯的加快建設的路子。他說，赫魯雪夫大反史達林，這樣也有好處，打破「緊箍咒」，破除迷信，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完全按照蘇聯那一套。1956年3月，在主持起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強調：「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15]在這個背景下，4月間毛的著名講話「論十大關係」，應該看作是毛試圖總結他的經濟建設思路的一種努力。這篇講話開宗明義即強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16]雖然這篇講話比較符合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但是，毛的落腳點還是在於「鼓勁」，強調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17]從這些講話中，我們看不到毛有什麼「心情壓抑」；相反，這時的毛雄心萬丈，準備在經濟建設上大顯身手，創造出不同於蘇聯經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
問題是，好景不長，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在毛的冒進路線主導下，1956年開年不久，中國經濟即呈現「全面緊張」的局面，表現為各個行業盲目發展、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職工總數增長過快、生產秩序混亂、資金供應緊缺、貨幣發行量劇增等現象。為了應付這種局面，負責經濟工作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陳雲等，提出要反對急躁冒進。這種主張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月10日，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進的方針，並通過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傳達到全國。[18]1956年的下半年因此成為「反冒進」的半年。
這時候，毛落了下風。在這種狀態下，毛不是不善於採取守勢。毛對這篇社論「很不滿意」[19]，但他當時僅僅表態「不看了」[20]。無疑，毛澤東憋了一肚子氣。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在「反右」之後，只有當毛重新奪得了主導權之後，在「南寧會議」上，他不僅公開了自己對這篇社論的不滿，而且採取了激烈的反擊行動，「把這篇社論當作靶子，系統地批，嚴厲地批，一段一段地批」。[21]9月份，中共「八大」召開時，正是劉少奇等人的主張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而毛當初所確定的「八大」要「反對右傾保守」的基調，已經不見蹤影了。劉等人對於「八大」的這種主導力量，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速度和建設方式上，而且表現在政治路線和權力架構上。在蘇共「二十大」之後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陣營「解凍」潮流的影響下，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七大」黨章中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強化了黨員權利和黨內民主的因素。在政治路線的確定方面，儘管毛對「八大」有關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提出異議，但是整個中共領導層對毛此議似乎並未認真對待。在權力架構上，毛退居「二線」，而且下一步更有僅作「榮譽主席」的安排。從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20年來，毛的威望、地位、權力和影響，在中共內部乃至中國政治中，總是在不斷增長，此時卻第一次出現了衰退。
當然，「退居二線」是毛「主動提出」的，從黨章中取消「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也得到了毛的同意。中共官方人士和桂冠學者便據此論證，當時毛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如劉少奇等之間並沒有權力鬥爭。[22]但是，「主動提出」可以是一種試探，而劉少奇們當仁不讓，毛的心中如何滋味，恐怕即使是官方人士和桂冠學者們也並不知道。毛本人倒是透露了一點想法。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在講話中說到：「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23]顯然，毛在擔心自己的權力地位。如果毛對「八大」的看法也像中共官方史學那樣，認為是什麼「偉大勝利」，他怎麼會說整個1956年自己心情壓抑、不舒暢呢？
二、1957（上）：從「鬧事」到「整風」
1957年進入多事之秋，毛這一年的政治運程與1956年形成鮮明對比。1956年，以6月份為轉折點，毛開高走低，從豪情萬丈到心情壓抑；1957年也是以6月份為分界線，他卻開低走高，重新取得了中共決策與中國政治的主導權。毛是怎樣做到呢？筆者發現了兩個轉折：一個是從「鬧事」到「鳴放」的轉折；一個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通過這兩個轉折，毛實現了他的勝利。
1、「鬧事」
1957年開初，形勢對毛、乃至對整個中共並不有利。1956年冬到1957年春季這大約半年的時間裡，據中共官方文件透露，「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遊行請願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共有1萬多起罷工和1萬多起罷課。[24]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在1月18日至27日舉行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對此有一番議論。他說，好多地方學生鬧事，一些教授中出現了「不要共產黨」、「社會主義不好」等怪議論。毛把這些現象和蘇共「二十大」掛起鉤來，並且認為可能出現相當嚴重的局面。他說：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要從最壞的可能設想，準備出「匈牙利事件」，要注意繼續暴露出來的各種思想。[25]按照毛的這些講法，他顯然是把這些所謂「鬧事」看成敵對事態。他當時也確實談到了「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意味著把這些事態看作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根據鄧力群的回憶，毛在那個時候開始強調，「三大改造」完成以後，階級矛盾並沒有完全消滅。[26]
不過，事情的蹊蹺在於，毛澤東隨後所確定的對待所謂「鬧事」的公開口徑與處理方式，卻與這種看到「螞蟻出洞」、強調階級鬥爭的判斷很不一致。2月間，毛提出了他的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2月27日，也就是省委書記會議之後整整一個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其中第9節專門討論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這裡，毛的判斷與1個月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現在，毛認為，發生鬧事的最為重要的因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因此，相應的對策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1個月前，他憂心忡忡地設想「最壞的可能」和在中國出匈牙利事件；現在，他卻說：「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裡，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27]
毛為什麼忽然變得這樣開明了呢？同一篇講話接下來的一節透露了某種消息。那裡，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壞事變好事」的說法，提到因為這些壞事而「無權將變為有權」[28]——當然，明里是就國際形勢而言，沒有說這也適用於黨內的權力鬥爭。
在民眾「鬧事」的同時，毛也試圖「鬧事」，開始尋找機會發泄自己1956年的那種「壓抑」心情。也是在1月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在18日會議開幕講話時，第一次在黨的高級幹部範圍內公開表達了他對於「反冒進」的不滿。當然，這時他的表達還是相當溫和、委婉的。毛說：前年反右傾，去年反冒進，反冒進的結果又出了右傾，這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29]
[page]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同一個會議上，先是毛在那裡對「反冒進」發牢騷，然後，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卻對毛不多加理會，而是繼續講他們的「反冒進」思路，並按照這一思路布置經濟工作。在1月18日的會上，緊接著毛的講話之後，陳雲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試圖總結1956年財政經濟工作的情況和經驗教訓，大談「經濟穩定」和「比例關係」的重要性，提出了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三大平衡的思想。[30]陳雲強調，要「適當壓縮基本建設的投資」等。根據中共官方史學家的看法，這些措施對1957年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31]在此之前，1月8日至10日連續3個晚上，毛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了小範圍的會議，座談1956年的經濟工作。陳雲在發言中大體陳述了他1月18日講話的基本內容。[32]1月10日，陳雲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該小組被賦予「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權力和職責。[33]
上述情況存在兩個疑點。首先，從1月27日到2月27日這短短的1個月內，毛澤東為什麼改變了他對於「鬧事」的看法和對策？其次，毛澤東對於1956年「反冒進」的不滿，已經在公開場合有明確的表達，為什麼他的政治局同事們並不重視？目前所能看到的歷史材料還不足以完全回答這兩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問題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聯繫起來考察的。根據並不充足的相關歷史材料，筆者對此提出3點推測：
第一，陳雲對於1956年經濟工作的看法和相應的經驗總結，在中央領導層中有相當普遍的共識；而毛的看法則與這些共識有很大距離，他的權威因此被領導層的共識所壓倒。也是在毛召開的頤年堂會議上，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4人在各自的發言中，一致認為1956年「冒了」。陳雲講話即前述意思，李富春用了「沖昏頭腦」一詞，薄一波列舉了1956年經濟生活中的10個問題；李先念則從財政的角度認為1956年「冒了」30到35億。[34]毛對這4人的發言作了詳細筆記，還把薄一波的看法總結為「薄十條」[35]，說明毛無法輕忽這些財經重臣的看法。必須指出，這時距離中共「八大」結束才3個來月，毛對於中共中央的高層政治生活比較不那麼具有權威。毛在經濟問題上的發言，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這一段期間，顯然比較不受他的同志們的重視。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儘管毛對「反冒進」不以為然，陳雲他們還是照樣講話，並且被賦予統管全國經濟的重大權力。
第二，雖然陳雲們有表達觀點的機會和領導經濟工作的權力，這並不表示毛會心甘情願地接受他們的觀點。相反，毛堅持自己的看法。在頤年堂座談之後，他於1月18日公開了自己對於「反冒進」的不滿。按照毛的思維方式，在居於少數的時候，他會認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數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邏輯，有這麼多的領導人反對他的觀點，正說明問題嚴重，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來解決問題。事實上，歷史資料說明，毛一直堅持認為，這些財經事務領導人是右傾保守的，雖然他在1957年1月並不直接表達這個看法。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經過了以「反右」為軸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態發展之後，到了毛已經掌握政治主導權的「南寧會議」上，毛才對他們算舊帳。他說，1955年12月，我寫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會上，周恩來受到嚴厲批評，以至打算辭職。[36]陳雲則此後基本賦閒。毛還在會上指著薄一波的鼻子說：「我看你不是右傾的話，至少也是中間偏右！」[37]「南寧會議」之後的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的批評繼續加碼，說所有那些主張「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五十米遠」。[38]這時，毛直接用「右派」作為基本的政治坐標，把他對於1956年「反冒進」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企圖在政治上壓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的1957年春季，也就是「反右」運動之前，有同樣看法的毛，卻不能這樣痛快地表達，也不可能改變中央的經濟工作方針和經濟工作權力架構，更不可能讓自己的看法占據至高的政治優勢。在劣勢的情況下，如果毛因此會思考通過什麼手段才能取得對薄一波們說這個話的優勢地位，恐怕也是一個所謂政治家很正常的反應吧？
第三，利用群眾「鬧事」所表達的不滿，打擊一下這些「當權派」的「官僚主義」，恐怕就成為毛的一種戰略選擇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維，毛從「鬧事」中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問題」；於是，毛要利用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問題」來為實現自己的政治和權力目的服務了。可以推測，當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這裡時，他豁然發現，群眾「鬧事」不僅不可怕，而且可以「壞事變好事」了。怎樣把它變成好事呢？毛有他的「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風」。「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句話，是毛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期間講的，[39]而那次全會正是「反冒進」的高峰。可以想像，毛從他感到「壓抑」之時就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種「壓抑」狀態，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導權了。1956年冬天，他已經有了初步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風」的故伎；而到1957年初，他的戰略戰術隨著「鬧事」等事態的發展而逐漸在頭腦中清晰了，這就是：藉助社會壓力，實行黨內「整風」。
2、「整風」
毛馬上行動起來。1957年3月，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開始布置「整風」，針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他主張「放」。[40]然後，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並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在當地的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時，毛把他自己在1月份看作風雨將至、「螞蟻出洞」的那些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統統「看作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並豪邁地發問：共產黨、國民黨、民主黨派，誰怕批評？[41]對毛和他的聽眾來說，答案當然是毫無爭議的。
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42]原定1958年進行「整風」，1957年僅是進行準備並在適當範圍試行。[43]但是，毛已經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黨內發布「整風」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內用電報報告：「你們對人民鬧事採取了什麼態度，黨內某些人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採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於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44]
把那些忠心耿耿維護他的共產黨政權、因而敵視乃至鎮壓群眾的罷工罷課等行動的官僚們，放到這樣的問題下質問，毛的意圖，對於我們已經了解他早些時候對所謂「鬧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判斷的後來者來說，一下子就變得十分清楚了：為了打鬼，藉助鍾馗，這是毛的一貫手法。「鬼」總是那些人，就是黨內並不亦步亦趨跟隨毛的人；「鍾馗」很多，這一次是「鬧事」民眾。
但是，「鬧事」鬧過之後，不能繼續鼓勵。這是一位不好使喚的「鍾馗」，難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弄於股掌，指揮如意。為了更好地達到「打鬼」的目的，毛還要請新的「鍾馗」。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指示說，「現在整風開始，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他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毛強調，「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45]於是，轟轟烈烈的「鳴放」運動開始了。
恰恰在這個時候，毛又提出了一個甚為敏感的問題。他提出，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並且首先是面對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提出的。4月30日，毛對陳叔通、黃炎培談了這個想法，並「囑我們（即陳、黃—引者注）透露消息」。[46]這個消息產生了複雜的政治效應。陳、黃等人馬上誠惶誠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黨內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線」，也贊成毛卸任國家主席，甚至贊成毛在適當的時候卸任黨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們，在毛看來，是更加體恤毛呢，還是有些不夠意思呢？社會上有傳言，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的「鳴放」方針遭到了黨內90％的人反對和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7]
當然，毛後來確實辭去了國家主席，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一舉動及其效應不是產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後果嗎？其一，這就為「整風」注入了有關高層權力鬥爭的想像；第二，造成了毛是開明的、而另有領導人是官僚主義後台的印象，而那些領導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勸進表態，不是也有助於讓人在對比中看出那些剛剛在「八大」取得治國大權的中共領導人的一些問題嗎？「整風」「鳴放」的矛頭應該指向哪裡，難道毛沒有給出暗示和指引嗎？
三、一九五七（下）：從「整風」到「反右」
問題是，「鳴放」不可能完全按照毛的意志而展開。「鍾馗」被請來了，它卻連「老鬼」一併打擊，儘管「老鬼」本是請他來打「小鬼」的。「整風」開始後，毛澤東很快就覺察到，「大鳴大放」的矛頭所向並不只是針對他認為屬於官僚主義的現象及其權力代表，更不僅是針對「小和尚」，而往往會針對「老和尚」，[48]針對毛本人，針對毛所領導的這個黨和毛所創建的這套制度。有的批評意見明確說，「三害」（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裡挖」。[49]就是毛提出辭去國家主席這件事，一些知識分子也另有看法。在決定展開對所謂「右派」的「反擊」之時，毛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這種看法：「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50]就是否害怕批評而言，毛其實是紙老虎。從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發布指示「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算起，黨外人士發表意見不過10天而已，毛就已經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黨外人士中發現了「右派猖狂進攻」。可是，這篇文章當時秘而不宣。[51]因為毛認為，「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進攻」這樣一個判斷的同時，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黨，「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52]大約是根據這一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官員在5月底還三番五次動員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發表鳴放意見。[53]動員成功的結果，就是那篇以批評「黨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最遲，到6月6日，也就是「反右」運動正式開始的隔天之前，毛還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後一個要求「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54]為了下一步的輝煌戰果，毛要中共黨員幹部、也要自己「硬著頭皮頂住」。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時候，毛還沒有忘記「一雞兩吃」地利用「右派進攻」的「剩餘價值」，即通過這樣的「整風」來「揭露」黨員幹部的「缺點錯誤」。[55]另一方面，在「誘敵深入」的同時，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殲敵」的信號。5月25日，在接見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毛在簡短的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而「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56]
在短短1百多字之中，毛已經鮮明地把他的所謂「辨別香花與毒草」的兩條根本標準突出了出來。30日，毛要求胡喬木轉載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時轉載適宜」的問題。[57]《人民日報》是6月8日轉載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黨委「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那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的那一天，「反右」運動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與1956年6月毛對《人民日報》有關「反冒進」的社論送審稿採取「不看了」的消極態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異常亢奮。繼6月8日「這是為什麼」的《人民日報》社論之後，6月10日，毛親自部署「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撰寫的「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不平常的春天」，這也是經過毛親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長江三峽游泳。[58]7月9日，毛從外地通知中央，「反攻應當擴大」。[59]
顯然，自從開始「整風」，毛就增加了對中央決策權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開，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導權，很有高枕無憂的感覺了。到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即「八大」開過整整一年之後，毛便修正了「八大」的路線，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0]而在上一次中央全會上，即1956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還附和「八大」對於社會矛盾的判斷，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雖然那時他也強調「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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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中，毛還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兩種方法」的問題，即「一種慢一點、差一點，一種快一點、好一點」。[62]毛的主張，只能是「快一點、好一點」的那一種。那麼，有人主張「慢一點、差一點」的方法嗎？是什麼人在主張這種方法呢？當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實上，1957年早些時候，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頗為理論化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強調，經濟建設方面存在著客觀規律和主觀認識的矛盾，而「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64]當然，毛不會認為自己屬於「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誰是這些人呢？當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為他們已經屬於敵人，而在那個時候，毛還認為那「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後，在毛的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的時候，那些「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人，就成為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概括地說，通過「反右」，毛在兩個層面上奪回了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第一層關乎如何界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確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方位，如何判斷中國的根本問題，從而制定中共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第二層關乎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就是採取什麼樣的道路、方法和步驟來推動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兩層的背後，就是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從來不是空洞的東西；在中共的政治中，它首先就體現為這兩個層面的影響力。在掌握了這樣的影響力之後，毛對於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權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後轉述的「同志們」的看法，從「南寧會議」前後開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薄一波認為，這「標誌著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或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64]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進」和「右派」聯繫到一起，他認為「反冒進」與所謂「右派進攻」是互相關聯的，前者為後者鋪路。這樣，在1957年夏季及此後，那些一年之前還在積極地「反冒進」的中共領導人，為了顯示自己與「右派」並沒有政治上的關聯，就不得不特別拉高「反右」的調子。也如薄一波所回憶，這「表現在去年（1957年——引者注）6月23日周恩來同志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那一篇報告，痛駁右派，壯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65]
這裡，一個可能引起興趣的問題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蓄意「引導」所謂「右派向党進攻」而造成，還是「整風」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說法，按照常見的對「反右」運動的分析，似乎應該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再有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的看法，特別是強調這兩個轉折的著眼點都在於毛從他的那些經濟現實主義派的黨內領導同志手裡爭奪政治權力的論點，則似乎容易導向後一種結論。實際上，筆者對此沒有定見。這首先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史料來回答這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應該說，前一種看法可以得到較多史料的支持。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由來已久。「整風」伊始，毛就說過，「只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裡首先指知識界）」。[66]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經有了對知識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候，毛更明確地寫道，「共產黨整風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67]顯然要轉過頭來對付黨外人士了。「整風」對於毛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6月，毛強調過，「整風」是「天下第一大事」。[68]這可以幫助說明，毛在構思、部署和發動「整風」之際，應該是有所謂「一盤棋」在胸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傾向於認為，第二個轉折，即從「整風」到「反右」的轉折，是毛在決定第一個轉折（即從「鬧事」到「整風」的轉折）時有所前瞻並有所預謀的。因此，「反右」可以說是一個陰謀連環套，「陰謀後的陰謀」，「陰謀中的陰謀」。陰陰為陽，是為「陽謀」。
不過，筆者並不願意把這種看法推到某種極端程度，認為毛自始至終成竹在胸、操縱全局、指揮如意、節節推進。誠如赫魯雪夫所言，「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69]換句話說，毛從來都是一個陰謀家、戰略家、權術高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能夠未卜先知；相反，毛總是隨時根據形勢調整自己的戰略，同時保持他的目標不變。正是因為這樣，毛在1957年製造了兩次轉折，得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鬧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時候，藉助群眾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評來打擊和壓制黨內有不同意見的領導人；而在這種批評質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時候，又反過來強調階級鬥爭，以此壓倒中共「八大」集體確立的政治路線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線。從「鬧事」到「整風」，藉助「鍾馗」可以「打鬼」；從「整風」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擊「鍾馗」。形勢歷經轉折，毛的目的只有一個：奪回權力。知識分子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兩敗俱傷（當然，這一次，後者比前者傷得輕多了；真正的兩敗俱傷要等到七、八年之後），而唯有毛取得了勝利。
四、1957――1958：從「反右」到「大躍進」
一旦毛的政治主張通過「反右」而占據了中共的主導地位，毛就要實施自己的主張了。必須指出的是，毛這時的主張固然強調階級鬥爭，但並不因此排斥經濟建設。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經濟建設的主張和路數就是了。結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勝利，我們就可以嗅到「大躍進」的氣味了。因此，1958年，從政治上說，是從「反右」運動取得所謂「勝利」的時候就開始了。
毛從「反冒進」之後的一年多內不怎麼談經濟問題。從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起，他又開始大談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問題了。10月9日，毛在山東莒南縣厲家寨大山農業社爭取豐收的報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70]9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毛在1955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毛本人則在10月中再次親自修改這份文件，並要求很快在報上公布「綱要」。[71]1958年1月，毛召集「南寧會議」，大肆批評「反冒進」，並在此後親自統攬了經濟工作的大權。[72]這等於說，毛澤東不但從「二線」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站到「一線」，而且在「一線」特意選擇了經濟工作的領導權——這項兩年之後他自己承認「我就不大懂」的領域。[73]然後，就是「大躍進」了。在「大躍進」高潮中舉行的「八大二次會議」，其政治結論和政治意義，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那種內容了。按照毛自己的總結，是個「馬鞍型」，兩個「高潮」之間一個「低潮」，「低潮」就是「反冒進」。[74]換句話說，「反冒進」和「反冒進」過程中舉行的「八大」使毛的權力進入「低潮」；而「整風」、「反右」則改變了這種狀態，把毛再次送上了專制權力的高峰。
結論：動態的歷史，政治的樞紐
經過對歷史發展脈絡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說本文有兩個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從「鬧事」到「整風」、從「整風」到「反右」，有兩次轉折：毛先是企圖利用知識分子特別是民主黨派來反對黨的官僚，用所謂「整風」打一下劉少奇們；但很快他就發現這一戰略並不奏效，相反，知識分子的矛頭對準了整個黨國制度，包括毛本人。於是，毛就反過來，對知識分子痛下殺手，用血淋林的鎮壓凸現所謂「階級鬥爭」的激烈、殘酷、你死我活，他則仍然勝利占據中共路線和權力主導的制高點。過往的研究清楚地看到了第二個轉折，但第一個轉折則往往被忽略了。由於這種忽略，「鳴放」運動的出現就顯得突兀而缺少邏輯，或者容易被理解為毛和中共有其開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觸及到制度根本的時候才被迫還擊，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詡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從上文的敘述和分析中我們看到，「引蛇出洞」僅僅是5月15日到6月8日之間毛的戰略，並不能完全解釋此前毛為什麼發動「鳴放」運動。只有看到第一個轉折，事情的脈絡才變得比較清晰一些。可以說，看到了這兩個轉折，在歷史層面，才能夠較為清楚地展現歷史的動態；而在概念層面，也才能較為清楚、深刻地看到中共極權制度下專制權力運作和專制制度運行相互作用的政治圖景。
本文的第二個發現也展現了歷史的動態，那就是：毛澤東並不是從來不要搞經濟建設。恰恰相反，毛在1950年代中期熱衷於所謂「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鼓吹提早實現現代化，「15年趕上英國」。但是，毛並不尊重經濟規律，更不懂得現代化建設。這就導致了毛與他的那些試圖了解經濟規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建設的同志們之間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現為對國家決策和治理權力的爭奪。毛的許多聽起來很具有進步性的看法，比如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對蘇聯經驗的不滿、對所謂群眾首創精神的尊重，其實都是和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是為了維護和推展他的經濟冒進主義而提出來的，因此並不具有真正的進步意義。反過來，他的那些自以為掌握了經濟規律的黨內不同意見持有者們，比如陳雲，也不過是在與毛的對比中比較具有接近實際的品質，而放到另外的歷史和制度環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備這種品質了。
毛完全放棄經濟建設、一心專注階級鬥爭，是經過了本文所研究的歷史階段之後又一個回合的鬥爭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與「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以及此後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度主導政局的那段故事了。這段歷史非本文研究範圍。但是，歷史有時候驚人地相似，其中總有其千里灰線的聯繫和脈絡。1958年起的「大躍進」，可以說是1956年毛澤東經濟冒進的放大；而1960年代初的形勢，則很像「八大」前後的情景。至於「文化大革命」，則就是「反右」運動的轉胎及其登峰造極的發展了。比如，1957年的時候，大學生當中還有很多是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毛不想使用；但經過「鳴放」運動，毛也領教了知識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喚，於是「文革」伊始毛改為發動青年學生「大鳴大放」。又比如，「文革」時中共經濟務實派的領導人仍然是鬥爭的目標所在，不過，從「反右」到「文革」，毛已經把他們從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看成為「敵我矛盾」了。再比如說，從「反右」到「文革」，知識分子都一同遭殃，因為他們與經濟務實派領導人一樣，對毛來說，同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權力上的兩個心腹大敵。可以說，毛生活在兩個「權力場」之中，一方面他面對所謂「階級敵人」，包括所謂「右派」；另一方面他則面對黨內潛在的對自己的主張和權力的挑戰者，即1950年代的所謂「右傾保守分子」和1960年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權力鬥爭、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在毛這裡都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對毛來說，只有掌握無人能夠質疑和挑戰的權力，才能取得所有這些鬥爭的勝利。為了這樣的勝利，毛權謀百出。不過，如果我們有歷史的眼光，並不難發現，毛亦不過「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倆，乃至一些細節，也有很深的脫胎於「反右」伎倆的痕跡，包括「出巡」時機的掌握、安排在長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轍。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
【注釋】
[1]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38—117。
[2]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285—325。
[3]「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出處同注1，頁341。
[4]出處同注2，頁288。
[5]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載楊勝群、陳晉主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24。
[6]出處同上。據鄧力群回憶，1957年毛在杭州對周恩來、彭真和胡喬木講了這個話。
[7]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18；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117。
[8]出處同上。
[9]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4。
[10]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頁75-76。
[11]毛澤東1955年11月17日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轉引自張家敏，《建國以來，1949-1997》，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頁198。
[1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頁487、485。
[13]「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956年1月2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3。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1-10。引文見頁6、10、9。
[15]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9。
[16]出處同注13，頁82。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104。
[18]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頁4-5。
[19]此處引語來自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3。
[2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538。
[21]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3。
[22]例見，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
[23]轉引自葉永烈，《歷史悲歌：「反右派」內幕》，香港：天地圖書，1995，頁58。
[24]「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154-63。引文見頁154。
[25]姜華宣、張蔚萍、肖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65。
[26]鄧力群，「我所知道的黨的八大的一些歷史事實」，頁27。
[2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351-2。
[28]出處同上，頁354。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63。
[3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1-11。
[31]出處同注25。
[32]出處同注20，頁541。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年譜》（中卷），頁360-1。小組的其他4名成員是：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
[34]出處同注20，頁541。
[35]出處同注20，頁541。
[36]出處同注20，頁639。
[37]出處同注20，頁555。
[38]《陳雲年譜》（中卷），頁410。
[39]出處同注25，頁263。
[40]「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378-95。
[41]毛3月19日、20日分別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提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03-5。
[4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222-6。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22，注2。
[44]出處同上，頁432-3。
[4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55-6。
[46]出處同上，頁458。
[4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93。
[48]「小和尚」和「老和尚」是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中的用語。見下文。
[49]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12。
[5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03。
[51]出處同上，頁475-6，注1。
[5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478。
[53]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頁38。
[5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91-2。
[55]出處同上，頁478。
[5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88。
[57]出處同上，頁489。
[58]「關於擬在三峽游泳給中央的電報」（1957年7月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六冊），頁535。這次游泳未能實現，因為「根據試水情況，中央常委沒有同意」（注2）。
[59]「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1957年7月9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537-8。
[60]出處同上，頁595。
[6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245。
[62]出處同上，頁594。
[6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357。
[6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53。
[65]出處同上，頁645。
[6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55-6。
[67]出處同上，頁475。
[68]「關於注意閱讀整風消息的批語」（1957年5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68。
[69]《赫魯雪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659。
[7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599。
[71]出處同上，頁604。
[72]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26。
[73]出處同上，頁167。
[7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41。
《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