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被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善戰的元帥，甚至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他在中共最高層扮演的角色及其意外死亡，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懸案之一。長期以來，中共官方壟斷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解釋權，將林彪定性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林彪的出走是「叛國投敵，自取滅亡」。在九一三事件44周年之際，林彪最後一任秘書、九一三事件後遭囚禁四年的於運深的三萬字口述史曝光。於運深提出了許多不同於中共官方的說法，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顛覆了官方長期以來的九一三事件定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在蒙古墜機現場
按：這是原林彪秘書於運深的口述，成文後經於運深審校定稿
於運深簡介：1937年生於山東蓬萊，1950年參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瀋陽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助理員，1965年1月任林彪辦公室秘書。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被「辦學習班」四年，1975年終於結束審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廣安縣武裝部任參謀，退休後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區某軍休所。
林立果也假扮秘書上了廬山
林立果怎麼也上了廬山呢?林立果1967年3月到了空軍，先在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1969年被任命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雖然林立果在空軍作戰部擔任領導，卻不在作戰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戰部去。1970年他在空軍黨辦成立了調研小組。這個調研小組的成立，是林彪建議的。
1970年3月，四屆人大即將召開，林彪準備在大會上講話。當時我跟著林彪在蘇州，林彪準備讓張雲生為他在四屆人大上的講話準備條子，我立即打電話給毛家灣，告訴張雲生：「首長說，讓你和李春生兩個秘書和老虎組成一個調查研究小組，這個調研小組由張秘書牽頭。研究的題目就是怎樣搞好抓革命、促生產。首長強調拉條子前必須搞搞調查研究。要抓緊時間，爭取早些搞出一個題目來。」
張雲生問：「首長這個指示，主任知道嗎?」
我說：「還沒有報主任。」
張雲生說：「不要報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調研，但不要再牽上老虎，他願意搞什麼調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報主任，那是自找麻煩。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麼應付?如果老虎不聽我的，我怎麼辦?我能領導這隻老虎嗎?」
我說：「首長叫搞抓革命促生產的調研，總得報主任吧?」
「這個當然可以報，看主任怎麼說。」
毛家灣內部人際關係複雜，名義上林彪至高無上，但實際上林彪「大撒手」，林彪的權利都掌握在葉群手裡。換句話說，林彪辦公室是葉群當家。現在又多了個「老虎」，更難辦了。我理解張雲生的難處，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離」的想法。
張雲生把林彪的指示打了折扣，他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報了林彪指示，只說林彪讓成立調查研究小組，並沒有提牽頭調研小組。林立果同意各搞各的，並行操作。林立果很快在空軍黨辦成立了調研小組，「九一三」事件後，這個調研小組被中央專案組判定為「小艦隊」。
這次廬山開會，林立果以軍委辦公廳秘書的身份上了廬山，由「東道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既不是與會者，也不是會務組的工作人員，他沒有權利參加大會和各組的討論，只在會外活動。所以他在廬山上有點活動，但不多，也有限。
8月27日，林立果跑到林彪住處，當面向我大發了幾句議論，意思是全怪「葉老胖」，「翻車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媽的主任(葉群)搞的。她要搶頭功，儘是瞎指揮。」隨後林立果打電話給在北京毛家灣值班的「林辦」秘書張雲生，也說了同樣一些話。
9月6日，林立果對王維國、陳勵耘說：「這次事情壞在幾個老總身上。」「主任(葉群)根本沒有理解首長(林彪)的意圖，開會也講不清楚。首長很生氣，主任只是哭。」「本來首長只是說拉一個滿篷風就行了，這次打是打不倒的，結果搞得很被動。」「丘八斗不過秀才，看來這個斗爭還長，軍隊日子難過一些。」
以後，林立果與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講廬山會議時說：「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的陣容都亮了相。陳(伯達)是鬥爭的英雄，吳(法憲)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指揮軍事戰役還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裡。」
這些話，當時林立果在林彪辦公室也說過。只是當時我們都認為是小孩子發幾句牢騷，沒有當回事。
我沒有感覺林彪有什麼問題
9月6日上午，九屆二中全會的各組開會。11時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全會公報。
16時葉群交代我，把簡報、文件統統交回，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作抄件存。
17時，林彪主持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陳伯達沒有出席。周總理、康生講了話，毛主席插了話。
晚上，林彪讓葉群帶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看望江青，向江青認錯，請江青原諒。江青說：「你們過去聽陳伯達的話，不聽我的話，上當受騙了吧。犯了錯誤不要緊，今後聽我的話，改正錯誤就是了。」
葉群讓李春生根據錄音，整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二中全會上的發言，分別交給本人。當天葉群交代已經很晚了，沒有搞完，第二天葉群讓李春生把錄音帶回北京，另複製一套。
9月7日，林彪、葉群坐專機回北戴河，我也跟著他們到了北戴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九江機場送行，他們上了飛機與林彪、葉群合影。
到北戴河後，葉群專門叫我回了一趟北京，複製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講話的錄音帶，說首長要聽。我從總參二部借來機器，複製了一份。這讓我有機會再聽一遍林彪的這個講話，我還是認為林彪這個講話沒有任何問題。
1970年8月底，林彪為葉群寫了六個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書贈葉群，七○、七」明明是在葉群情緒低落時寫的，為什麼落款時間要提前一個月?是一時筆誤，還是故意?不知道林彪是怎麼想的，總之林彪叫人把這六個字刻好送給葉群。
這讓我想起林彪臥室床頭左側牆上，曾掛過自書條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9月18日，林彪、葉群由北戴河坐專機回北京，我也跟著回了北京。
9月19日晚上，林彪、葉群召見黃永勝、吳法憲。
從廬山上下來，我明顯地感覺到林彪的話更少了，也不再聽秘書講文件。雖然我在廬山上身臨其境，也看到了毛主席親筆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但我以為那完全是批陳伯達，林彪沒什麼事。因為毛主席說「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而且我在林彪身邊，確實沒有發現林彪有什麼反對毛主席的言行。所以我一直比較樂觀，我想，到一定時候林彪要說話的。
往常會議文件都是可以帶回去的，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卻要求所有的文件都退回中央辦公廳，還不准傳達。葉群讓我抄了一份，我還是沒有感覺到什麼異常，依然高枕無憂。
林彪格外關注毛主席對斯諾的講話
我因為工作忙，水平低，根本沒有看出來廬山出了事。雖然知道陳伯達被審查，但根本沒有想到牽涉到林彪。廬山會議後期，看不出林彪有什麼變化。但我明顯感覺到葉群卻有很大的變化。葉群不再趾高氣揚，說話的語氣也親切多了。廬山會議時，張雲生在毛家灣留守，他對我說：葉群外出，每天都要往毛家灣打電話，這次廬山會議，葉群很久才給毛家灣打了一個電話。說二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是號召加強學習，讓黨的高級幹部多懂點馬列，主席還叫她多學點哲學。為抓緊學習，葉群讓毛家灣趕快收縮，只留一兩個人看馬列書的就夠了，其餘幫助工作的人全回原單位。在外面找人的人也撤回來，免得分散精力。
1970年9月28日，林彪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見了毛主席。
10月1日10時，林彪陪同毛主席出席天安門城樓舉行的國慶21周年大會，宣讀張春橋等人擬就的講話稿。
這是林彪最後一個國慶節。他與周恩來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斯諾和夫人是1970年9月應邀來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國人在中國幾乎絕跡，而斯諾居然能來到北京，還能採訪毛主席，這是他當年奔走延安撰寫《西行漫記》的功勞。斯諾是第一個向國外報導毛澤東的外國記者，他在延安就與毛主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毛主席不急著見他，讓林彪先見。
這時林彪剛從廬山下來不久。我感覺他對於毛主席要他見斯諾這件事很為難，一推再推。
在延安時斯諾採訪過林彪，並在《西行漫記》中對林彪大加誇讚。李文普在回憶里也說過，林彪表示：「斯諾是熟人，在延安見過。這些外國記者問這問那，有些問題也不好回答。跟外國人說話要特別注意，不管你說什麼，他們都會給你登報發表。」
林彪一直拖著不見，周恩來安排斯諾夫婦先去參觀訪問。可斯諾不可能無限期等下去，他對周恩來說，他準備回去了。周恩來再次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決定見斯諾。這樣，12月18日毛主席會見了斯諾。
《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被印成了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家灣。這份文件是我給林彪講的，我認為很重要，在「講」文件時作為重點。我把毛主席對斯諾說「四個偉大」「討嫌」專門畫出來了，摘要講給林彪聽。「四個偉大」雖不是林彪的創造，但「四個偉大」經林彪1967年5月1日題詞後風靡全國。因此這個「討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會不會是毛主席對林彪的批評。
我們當秘書都知道，林彪對毛主席的批示、講話、談話等都非常注意。但這一次不同尋常，我注意到林彪格外注意聽。
我給林彪講完《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林彪要我把這份二三十頁的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這在以前我講文件時是從來沒有過的，林彪一般不留文件，而他專門把《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留下來，可見非常重視。
毛主席回答斯諾提出的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美關係等問題。斯諾問：「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毛主席點點頭說：「這些人分三種，第一種人是真的，第二種人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主席對斯諾說，所謂「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斯諾說：「毛主席歷來是當教員的，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
葉群不讓我們知道她給毛主席寫檢討
1970年國慶之夜，林彪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葉群藉此機會找毛主席談話，自認為談得「很好」，回到毛家灣顯得很高興，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擔。她決定給毛主席寫一個檢討報告。
葉群從廬山會議後回到毛家灣，就像膨脹的毛家灣緊急收縮一樣，葉群也「收縮」了很多，像變了一個人，見人就笑容滿面。這一段葉群在籌備寫檢討，完全瞞著我們秘書和工作人員，可能是軍委辦公廳的人幫助葉群寫的檢討。我是「九一三」事件後很久才看到葉群的檢討，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毛主席對葉群檢討的批示。(上圖：於運深的工作證內頁。)
葉群從廬山上下來後，要求林彪辦公室裁減，不僅遣散了臨時工，還把老秘書郭連凱和李文普、還有我掛職軍委辦公廳。李文普被任命為軍委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郭連凱任命為辦公廳秘書處秘書科副科長，我為辦公廳秘書處秘書科秘書。「林辦」正式秘書表面上只有三人：張雲生、張益民和李春生。張益民經常在外面「找人」，剩下的正式秘書只有兩個人。葉群說：以後外邊誰問，你們就說「林辦」秘書只有兩個，最多說三個，這樣就把人減了一半。名義上我們三人是軍委辦公廳的幹部，但實際上我們還是「林辦」秘書。
後來又調來一個秘書王煥禮，他擔任「林辦」支部書記。葉群在廬山上「翻了車」，她的「原則」是：不知道「廬山」內幕的人儘量不讓知道。王煥禮是廬山會議後調來的，他沒有上廬山，葉群當然要瞞著他了。我是上過廬山的，所以我成了給林彪講文件的秘書。李根清接了我的班，管理林彪辦公室的檔案。但是所有關於廬山會議的文件，包括葉群的檢討都沒有經過李根清的手。
4月15日，葉群、吳法憲的第二次檢討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由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印發。
我看到葉群第二次檢討時，「九一三」事件已經塵埃落地，葉群也早已不在人世。但依我的感覺，葉群的檢討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無論如何毛主席不能不滿意。但毛主席並沒有放過葉群，當然也沒有放過林彪。
林彪不聽秘書「講文件」了
到1971年，我在林彪辦公室已經七年，是老秘書了。
1970年廬山會議後，本來就深居簡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緒低落到谷底。林彪西客廳門外的牆邊，擺了一台八音盒，有小型旅行箱那麼大。林彪的房間從來不擺雜物，只有這台八音盒是例外。葉群說這是康生從抄家物品中選的。每當林彪散步時，內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幾首歌曲，其中有彈撥古曲，叮叮噹噹的。林彪散步時內勤就給林彪打開八音盒。但廬山會議後，林彪再也沒有聽過。聽內勤說，林彪偶爾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
1970年底，葉群把四個秘書調走了三個，郭連凱、張雲生走了，稍後張益民也走了。本來我的工作就很忙，現在四個秘書的工作全壓在我一人身上。工作量大得幾乎不可想像，我忙得暈頭轉向，根本沒有注意葉群情緒上有什麼變化。只是感覺林彪情緒變化非常明顯，本來他就不愛說話，此時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聽我們秘書講文件了。他既很少會客，也不願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什麼，甚至多少天沒有一句話。偶爾看場電影，也只讓李文普從中外的戰鬥故事片中選些近戰鏡頭，一部影片只選看一兩本拷貝。林彪平時除了出去「轉車」，就是獨自一人在室內踱步，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蜷縮在沙發里。看來他是更加鬱悶了。
這一段時間，林彪口述過幾張紙條。例如：開朗、愉快、活潑;轉移注意力;充其量壞不到哪裡去，不要著急;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偏食，多換樣子;多運動……林彪讓保密員李根清把這些句子用毛筆抄成三份，分別貼在葉群、林豆豆、林立果臥室的門後。
1971年新年過後，林彪吩咐保密員李根清：「你寫句話掛到葉群臥室。『說到底，壞不到哪裡去』。」李根清找葉群取條幅，葉群說：「不用寫了。告訴首長，我知道了。」難怪「九一三」事件後查抄毛家灣，只發現林彪的兩張紙條，原來有些條子並沒有落實到紙上。看來葉群沒有把林彪的安慰當回事。
林彪認為沒錯堅持不寫檢討
1971年2月12日，林彪請病假，與葉群、林立果坐專機到蘇州。
2月19日，毛主席對批陳整風作重要批示：「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
2月20日，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報送學習討論毛主席關於「批陳整風重點在批陳」的情況報告。毛澤東批示，並批給周恩來、康生，閱後退中央軍委。我注意到毛主席這個批示沒有提到林彪。
3月7日，林彪、葉群乘專列離開蘇州，第二天到達北戴河。
4月3日，林彪、葉群離開北戴河去大連。葉群坐專機當天到達，林彪坐專列第二天到達。
4月15日，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開始。
4月19日，林彪、葉群坐飛機飛回北京。
4月20日，周恩來將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文件及毛主席有關批示送林彪閱，並示意林彪到會並講話。
4月24日，我給林彪報周恩來關於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的情況報告。其中有：「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不過大家又說，不要因此要求，干擾主席、林副主席五一節在天安門上觀看焰火。」毛在這段話旁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
林彪聽我報周恩來的信和有關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材料及毛澤東批示，對周恩來提出的希望出席會議並講幾句話，沒有表態。以後林彪解釋說：「一個人在搗鬼，還是沒搗鬼，自己說了不算數，要別人說了才算數。我不出門，不說話，不找人談話，不是有什麼顧慮，而是少讓別人製造緊張空氣和給人以話柄。」
有一次李根清給葉群送文件，葉群正在打電話，說：「林彪同志最近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好，晚上吃兩次安眠藥還睡不著，……歷史上都是站在他一邊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麼高，現在又整他……」這是葉群的心裡話。
「九一三」事件後，我們被集中在「亞療」面對面排查時，保密員李根清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李根清去給林彪送文件，聽見葉群對林彪說：「你看這文件，方向指向你，你把他(指毛主席)捧那麼高，現在回過頭來整你，你想到了嗎?」林彪一聲不吭，坐在那裡動也不動。很久，林彪從嗓子眼裡擠出一句：「我要休息了，你走吧，我出汗了。」葉群只好很不情願地出去了。
1970年廬山會議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批的一些文件都是葉群主動，令李根清模仿的。不管該批不該批，只要葉群願意批就批，大多數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從廬山上下來，他除了聽我講點中央傳閱件外，幾乎不聽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時三天兩頭文件都報不上去，只能壓著，一些重要傳閱件在葉群那裡也壓好多天回不來，大多數文件只能原封不動退回去。
李文普說廬山會議後林彪寫過一個檢討，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麼知道的。實際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檢討書是葉群的口授。1971年春天，葉群在毛家灣的院子裡邊曬太陽，邊口授林彪的信，由王煥禮記錄。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對部隊要求不嚴，脾氣不好，今後應該加強對部隊的約束，聽黨和毛主席的話。葉群說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並沒有得到證實。不過葉群口授的林彪這封檢討信，沒有送給毛主席，被壓了下來。這也就是說，林彪從來沒有寫過檢討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見黃吳李邱時明確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
1971年初林彪在蘇州哭了
1971年9月13日早晨，周宇馳、於新野劫持的直升機被迫降在北京懷柔渤海所。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副師長胡世壽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在直升機後艙發現一個錄音機。當時在場的人誰也沒有見過錄音機，不知是什麼東西。眾人都很好奇，你拍拍我拍拍，錄音機響了。
這是林立果偷錄的葉群和黃永勝的電話錄音。葉群有這樣一段話：「……一會兒你上級(林彪)可能會找你。你給我說一兩句好話，免得他老欺侮我。所以這個事，他沒法怪我。」(葉群哭了一會兒)「我現在心裡很亂。在蘇州，他(林彪)轉氨酶高，我們兩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我主要是哭政治上的，加上責任上的。……」
這段錄音沒有時間，但葉群提到在蘇州。林彪、葉群是1971年2月到蘇州的，這段錄音應該是林彪、葉群在蘇州被偷錄的，因為林立果此時也在蘇州。
這段錄音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葉群說「我們兩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男兒有淚不輕彈!更何況一位身經百戰的元帥!闖過多少槍林彈雨，從來心不驚肉不跳，而什麼樣的「政治」能讓64歲的他流下眼淚?
1971年五一節晚上林彪的遲到
1971年林彪只有兩次在公開場合露面。一次是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晚上出席焰火晚會，另一次是1971年6月3日，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由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
1971年5月1日，我在林彪辦公室值班。天安門廣場白天沒有活動，主要是由各大公園組織歡慶活動，林彪沒有參加遊園，在毛家灣休息。
當晚天安門廣場燃放禮花，因為毛主席要出席，所以通知林彪出席。林彪根本不想去。從廬山上下來後，林彪的情緒一直低落，哪裡也不想去，原來僅有的踱步和「轉車」也幾乎沒有了，幾乎整天就是一個人坐在沙發上，不與任何人交談，也不聽講文件。
五一晚上放焰火的時間馬上就到了，林彪仍遲遲不動。周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催問，電話是我接的，周總理說：「林副主席出發沒有，叫他快來，主席已經出發了。」
我立即向林彪通報總理請他馬上到天安門城樓去，林彪沒有表態。以往集會都是林彪比毛主席早到，葉群也是這樣要求的，而這次林彪還是沒有動。
周總理又打來電話，電話還是我接的。周總理再次請林副主席趕快到天安門城樓來，說「主席已經到了」。我立即向林彪通報總理請他馬上到天安門城樓去。葉群也在一邊催促：「必須去，總理也打電話催了。」
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強，愁容滿面，明顯地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站起來了，在內勤幫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來，如果不是周總理兩次打電話催促，林彪可能就真的不去了。因為林彪一向尊重周總理，不願意駁周總理的面子，這才勉強去天安門城樓應付一下。
專車早就備好了，毛家灣到天安門城樓很近，那時路面上車很少，不存在堵車的問題。但畢竟林彪出發時就晚了。李文普陪著林彪去的天安門，據李文普回來說遲到了。
後來那張唯一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林彪低垂著頭，蜷縮在一邊，這應該是林彪真實心態的流露。而林彪笑容滿面和毛主席走過歡迎人群的那張照片，不是這個五一節晚上拍的，林彪在這個五一節的晚上遲到了，而且他也是絕對笑不出來的。
1971年五一節晚上林彪的早退
與平時天安門聚會相比，林彪去得晚，回來得早。
照例是李文普跟著林彪上天安門城樓，我沒有跟去，我在林彪辦公室看電視實況轉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晚會剛開始，林彪就回來了，我們在電視上沒有看到林彪的鏡頭。感覺不一會兒，林彪就回來了。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很奇怪：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來來回回連半個小時都不到，首長怎麼就轉回來了?但想到林彪根本不想去，也就不奇怪了。
當時在現場拍照的新華社記者杜修賢回憶說：「……他(林彪)冷僻地落座後，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沒有握手，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著焦黃的臉……」「我們拍攝一般要等正副統帥交談時才開始。拍電影的人還在對著毛主席的方向調試鏡頭。不知怎地，我被眼前的瞬間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側面，拍了一張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別是林彪的表情沒有進入我們所需要的歡樂情緒，只好放下相機，慢慢地踱到旁邊，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渾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腳後跟——林彪不在了。……時間一點點過去，林彪還沒有出現。我開始著急起來，會不會林彪走了?想到這我心裡惶惶的，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拍攝還沒開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們拿什麼見明天的報紙?直到這時我還沒意識到我那個鬼使神差的『瞬間』已成為今晚絕無僅有的獨家新聞。」
我認為攝影師杜修賢的講述是基本真實的。當時現場不止一個人，十幾人甚至幾十人。而且最有力的證據是，如果當時有更好的照片，決不會用杜修賢這張暴露毛主席、林彪不和的照片。以下幾個材料也可以印證，1971年5月1日的晚會林彪的早退。
《周恩來年譜》：「林彪在到場數分鐘後不辭而別」。
《毛澤東傳》也有五一節「這天晚上，勉強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的林彪一臉沮喪，始終不同毛主席說話。在城樓上，他坐在毛主席對面，幾分鐘後便不辭而別。林彪這一舉動，引起在場目擊者的議論和猜測。」
時任林彪警衛隊中隊長的蕭奇明說：「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門城樓上站了一會兒，就給毛主席請假，說『身體不舒服』，馬上就回家了。」
邱會作說：「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黃永勝陪同之下同時登上了天安門。放了一輪煙火之後，林彪指著自己的頭向毛主席說：『我頭疼，早點退場。』毛主席回答說：『好，今天沒有什麼題目了。』」
5月初，周宇馳對王飛說：中央匯報會上，吳法憲檢討的時候，怕得要命，林副主席保他。主席一寬大，這幾天又像沒事了。其實越檢討，捆得越緊，越被動。這個問題只有林副主席看透了，林副主席很生氣，所以五一節(晚)上天安門，只呆幾分鐘就走了，弄得像都沒有照下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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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1971年五一的照片和紀錄片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觀看焰火》。報導配了兩張照片，右上方這張是杜修賢拍的，畫面上依次是毛主席、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董必武、林彪在天安門焰火晚會上圍坐一桌的照片，照片說明：「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上一起觀看焰火。新華社記者攝。」照片畫面上毛主席和林彪面對面坐著，林彪低著頭，像是在打瞌睡，而毛主席側著臉與旁邊的西哈努克說著什麼。這是杜修賢拍攝的當晚唯一有林彪畫面的照片，整個畫面氣氛怪異。這樣的照片按當時的政治標準完全應屬於廢片，怎麼能公開刊登出來呢?
《人民日報》頭版右側中部的第二張照片說明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首都軍民一起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新華社記者攝。」這張照片與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1971年五一紀錄片鏡頭一致，毛主席、林彪、周恩來三人從手持語錄本歡迎的軍人隊伍中穿過，毛主席穿灰色中山裝，戴著帽子，林彪穿著軍大衣，確實與杜修賢拍的那張照片服裝一致。
但這並不能說明這張照片就一定是1971年5月1日晚上的鏡頭，因為毛主席、林彪在那幾年的衣服基本沒有變化。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新聞電影沒有西方那種新聞理念，拿以前的電影資料充數是家常便飯，包括圖片也是這樣。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都知道的「換頭術」事件：陶鑄主管中宣部時，審查國慶17年新聞照片時，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指示加上去，新華社用技術處理，把鄧小平的頭像加到另一位領導人的頭上。這樣的「換頭術」都幹得出來，把以前的照片或影片拿來充數更不在話下。
如果是當天拍的照片，應該按照順序，群眾歡迎毛主席、林副主席走上天安門城樓，應該是第一張，然後才是毛主席、林彪坐下的鏡頭。而《人民日報》這兩張照片，先是坐下來，再是歡迎，這不是顛倒了嗎?這只能說明第二張照片是「借」來的。
除了5月2日那張照片外，可以肯定，1971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林彪手拿語錄和毛主席相視而笑、親切交談的照片也不是當天的鏡頭。那天白天是遊園，天安門廣場並無活動，不可能有毛主席、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鏡頭。1971年7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林彪手拿語錄，毛主席指著前方的圖片，也不是當天的鏡頭。1971年的五一、七一、八一天安門廣場白天都沒有集會。《人民日報》上這些照片應該都是以前拍攝的，那時照片沒有時效性，只講政治需要，常常把以前的照片拿來頂替。
《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記錄片會不會也是如此呢?該片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與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片頭是「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記錄了1971年「五一」節當晚毛主席、林彪、周恩來等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過程。
《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片長25分鐘，其中15分鐘是天安門焰火晚會。第一個鏡頭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其他領導人都沒有隨從，毛主席似乎是先期到達城樓中央的休息室，與外賓在一起等候。第二個鏡頭是毛主席、林彪、周恩來由西側走來，軍人列隊歡呼。毛主席招手致意，林彪左手按著沒有系扣的大衣，右手舉著毛主席語錄，笑容滿面，林彪的表情看上去輕鬆愉快。第三個鏡頭是由時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王海容引導，西哈努克夫婦等外賓從休息室出來與毛主席、林彪握手。毛主席與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維克·威爾科克斯握手時，林彪在毛主席旁邊伸手待握，面向鏡頭的維克·威爾科克斯被工作人員引走，鏡頭切換。
根據資料，維克·威爾科克斯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從1951年起擔任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從1959年國慶十周年首次來到中國起，1963年5月，1965年3月，1967年3月，1971年5月，1973年3月多次來華訪問。
1971年五一晚會，維克·威爾科克斯在天安門城樓上，但並沒有拍到他和林彪在一起的鏡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紀錄片中的維克·威爾科克斯應該是以前的鏡頭。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鏡頭。天安門城樓上主桌五人，自東向西：毛主席、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西哈努克夫人，林彪。翻譯齊宗華坐在毛主席、西哈努克親王身邊翻譯。而林彪則笑容滿面，沒有低著頭情緒低沉(和杜修賢拍的照片截然不同)。再一個鏡頭禮花燃放，主桌上卻變了位置，董必武、林彪不見了。自東向西，周恩來坐到毛主席的位置上，與西哈努克交談。毛主席則坐在董必武的位置，旁邊是齊宗華、西哈努克夫人。毛主席、周恩來不可能在同一場景互換座位，這充分說明這一組鏡頭是將不同時間的鏡頭剪接而成，並不是當天的鏡頭。林彪經周總理電話催促才起身，去晚了，不可能拍到歡迎場面。而且當時林彪情緒低沉，不會笑容滿面。
正因為林彪的遲到早退，所以這個五一晚上沒有拍到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鏡頭，電影沒有拍到，電視也沒有拍到，周總理才發了火。關於周總理髮火，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好幾位老攝影師都說記不清楚了，那一段上天安門城樓的次數太多，也或許是不願意談「走麥城」。八一廠副廠長王程帆那時是紀錄片攝影師，他說他碰到過一次總理因攝影對象沒拍上發火。他記得好像是江青提前走了，沒拍上，大家都在注意拍毛主席。最後由編導把以前的片子編進去。周總理有可能為沒拍上林彪發火，不可能為沒拍上江青發火，江青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鏡頭有那麼重要嗎?我記得有一次江青想發表她和毛主席的照片，讓毛主席否定掉了。而且那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根本沒有出現過毛主席和江青並排的大照片。很可能是王程帆記錯了，不是沒有拍上江青，而是杜修賢說的沒有拍上林彪。
五一節晚上葉群與毛主席談話
1971年五一晚會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確實沒待多長時間，林彪很快回來了，葉群沒有一同回來，她留下來與毛主席談話。邱會作說：「葉群很機靈，她抓住這個機會，跟著毛主席進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葉群談了將近兩個小時。葉群說：『主席同我談的很好，談笑風生地和我說了很多問題，還是和對我報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沒有加新的東西。』」
葉群那天晚上回來非常高興。
五一節晚上，葉群把見毛主席的情況告訴黃、吳、李、邱。葉群說：「同主席談得很好」，毛主席批評黃、吳、李、邱「對林彪幫忙不怎麼高明」。葉群解釋是「幫了倒忙」。葉群還說，別的沒有什麼事，要黃、吳、李、邱寬心。葉群認為談得很好，毛主席原諒她了。從事後的發展看，並不是那麼回事。
在北京的最後這段時間裡，因為毛家灣在裝修，林彪住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而葉群自認為檢討在毛主席那裡過了關，心情輕鬆許多，還親自到文物管理處「選購」文物。
同時，葉群加緊籌劃兒女婚事。
林彪最後一封沒有發出的信
「九一三」事件後，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吳忠曾帶人從毛家灣查抄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毛主席：5月20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內團結和相當於政治局以上人員的安全問題，為了總理考慮和請示主席，現將我談話的大意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並盼主席能找總理談一談，由總理採取落實的辦法。我的意見如下：
經過五年來的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是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是要鞏固勝利，是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九大以後特別是批陳整風以後(批陳整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陳伯達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壞蛋，他利用廬山會議的機會乘機作亂，因此必須肅清他的影響)，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胡塗的人和冒險家採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混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應，為此要想出具體辦法。我想了以下辦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實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經過批陳整風以後，現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員基本上應當說是可靠的)，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他們某個成員有錯誤，可經過黨內思想批判來解決，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至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機宜指示。
第二，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它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一士兵，要他們根據這個規定，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有關對中央或相當於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亂令，如果他們藉口是執行命令而執行亂令，則其本人應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無論逃至何處，均應歸案嚴辦，而決不可託辭是執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
第三，為保證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建議由華東、東北、山東各派一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
第四，建議38軍調離華北，這個部隊雖然是很好的部隊，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適宜，宜調往別處，換一個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志在擔心著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我想，為了防止萬一發生事故起見，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備或甚至是不正確的，特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交總理遵辦。
關於第一條和第二條，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幹部開會宣布，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個士兵，並且每隔兩三個月重複向士兵傳達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後再看情況，基本上也應當根據這個精神辦理。首都以外的部隊可傳達到師團以上幹部。這些內容對外都應嚴格保密，儘可能免除副作用的發生。我很想和主席談談，如主席什麼時候有時間，請約我一談。此致敬禮。
林彪這封信是如何成稿的我不知道。但林彪對我講過這封信的內容，尤其是「四不一要」，給我的印象深刻。
對這封信，我記得林彪曾把我叫來，口授了信中的主要內容「四不一要」。「四不」是「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一要」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機宜指示」。林彪邊想邊說，我拿一張白紙記錄下來。
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身邊有四位秘書：我、王煥禮、李春生、宋德金，還有一個保密員李根清，他們都能幫助林彪記錄。王煥禮是廬山會議後調來的，宋德金也是新秘書，主要負責讀書。他們兩人都沒有上廬山。我和李春生上了廬山，而林彪並不知道李春生也上了廬山，只知道我上了廬山，加上我是老秘書，所以林彪有什麼事愛找我去辦，還幾次表示他「想見毛主席」。
林彪給毛主席這封信里的「四不一要」是林彪的意思。從廬山上下來，葉群忐忑不安，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也都忐忑不安，不知道毛主席要怎麼處置他們。尤其是葉群，老在林彪身邊講怕被弄到農村去之類。林彪為了安慰葉群，曾叫李根清給葉群寫一個條幅，最後一句話是「說到底壞不到哪裡去」，並讓掛在葉群屋子裡。
我記錄「四不一要」時葉群不在場，我記錄後林彪並沒有讓形成信。形成信恐怕是葉群的意思。所以我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封信。我認為，林彪不可能親自寫過這封信。林彪後期連畫圈都嫌累，批幾個字都要工作人員模仿，決不可能寫這麼長的信。
這應該是葉群張羅的結果，至於葉群讓誰整理的我不知道。葉群在廬山「翻了車」，她的「原則」是不知道「廬山」情況的秘書堅決不讓知道相關的事。很可能像葉群的兩次檢討一樣，是葉群找軍委辦公廳的人捉的刀。
這封信為什麼被林彪壓下來了?據查抄出這封信的吳忠說：「林彪深思熟慮，反反覆覆，授意、起草、修改(這封信)，抄清以後還放置了三天，考慮送還是不送。林彪徵求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說：『有這個必要嗎?』於是林彪把這封信壓下來了。」最後，林彪沒有送出這封信，葉群把它鎖在她的保險柜里。
林彪這封沒有發出的信表明林彪沒有野心。他建議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由華東、東北、山東各派一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把四野嫡系38軍調走，一切聽從毛主席的，讓毛主席放心，他沒有反對毛主席的意思，更不想動武。
「九一三」事件後，沒有批判這封信，也沒有在毛家灣工作人員中調查這封信的來龍去脈。因為從林彪的這封信中看，林彪沒有任何想反毛主席的意思，而是表達了「投降」之意，希望退休，希望不要抓黃吳李邱。如果林彪地下有知，黃吳李邱及千千萬萬他的老部下，在「九一三」事件後不僅被關押十年，還被判了重刑，不知他作何感想?!
林彪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林彪很少參加外事活動，他不喜歡迎來送往這些事情。與越南、阿爾巴尼亞外賓會談，他對越南客人說了一句話「熬就是勝利」。林彪見阿爾巴尼亞巴盧庫等外賓僅寒暄了幾分鐘，照了幾張相。巴盧庫和林彪禮節性地擁抱，林彪感覺像遭受一場「天災」，回來說：「跟洋人打交道真受不了!」
6月3日9時30分至10時40分，林彪陪同毛主席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和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以及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全體成員，雙方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這是林彪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有人說林彪在這次會見時不辭而別，這似乎不可能。這次隨林彪外出的仍然是警衛秘書李文普，我沒有聽他談起林彪的「不辭而別」。
林彪多次想與毛主席面談，是毛主席不想與林彪談，而不是林彪不想與毛主席談，所以林彪沒有任何理由「不辭而別」。當時的新聞紀錄片和照片也可以證實，林彪「緊跟」在毛主席身後，表情如往日一樣淡然。
有人披露了毛主席與齊奧塞斯庫的談話記錄，主要是毛主席和齊奧塞斯庫交談。林彪有過兩次插話，一次是在談話剛開始，一次是談話即將結束。一開場，毛主席說到教育革命：「……這就要時間，慢慢來，已經多年了。」林彪插話：「21年了。」談話快結束時，毛主席說起「反修」要堅持「一萬年」，因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羅馬尼亞波德納拉希先後來訪各減了「一千年」。毛主席說：「哎喲，一下子減少了兩千年，再減非常危險啦，現在不過只剩下八千年啦。」齊奧塞斯庫提出：「還可以減少一些吧。」毛主席說「一年都不減了」。「就是說，你們頂了一下，就少了一點嗎?我們不多不少，八千年。大家聽著呀，不再減少!」林彪插話：「堅決不減。」毛主席說：「你看，『軍閥』說話了，他是『軍閥頭子』，我也是『軍閥』……」
從這個談話記錄看，林彪應該沒有提前離開會場。
我記得李文普那天回來給我們講笑話：「你說老先生(林彪)陪同主席會見外賓，他搬把椅子坐在門外，睡著了。」李文普還學著林彪打瞌睡的樣子，說：「人家都走了，他還在那裡睡覺。」
林彪這次會見外賓後，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
林彪要求在客廳寫三條「萬歲」標語
7月初，周總理要來毛家灣看望林彪，約定下午到。林彪吃過午飯，叫內勤把李根清找來。林彪說：「小李，下午總理要來，你給我寫幾句話，用紅字寫，字大一點，醒目一點。」林彪用手一指，「貼在客廳門口。」這是林彪最後一次叫李根清寫字。之後不久他和葉群就去了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廳很大，一進門是一面牆，有兩平方米左右。李根清坐在茶几旁，準備好紙筆，林彪一邊來回散步，一邊說：「寫『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
林彪為什麼突然要寫這三條標語呢?
李根清沒有上廬山，廬山會議的文件也沒有印發，所以他對廬山上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不知道揪出了陳伯達，也不知道毛主席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在李根清心中，始終認為毛主席和林彪是密不可分的。他實在不明白周總理要來，寫這三條大標語幹什麼?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當然李根清不能問。他找來一張一開大的紙，橫著對半裁開，用很粗的油畫筆，蘸著廣告紅色，按照林彪的要求，很快用美術字寫成三條大標語，字寫得很大，很醒目。然後他用圖釘按到林彪西客廳進門處右側的掛衣板上。這個位置是進入林彪西客廳的必經之處，只要走進林彪西客廳，肯定能看到這三條大標語。
林彪特意讓周總理看這三條大標語，或許希望周總理能在毛主席面前替他說說話?總之，林彪想通過這三條大標語，表示他是擁護馬列，擁護毛主席的，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和林彪的關係非同一般。毛主席欣賞林彪，也提攜他，經常推薦一些書讓他看。林彪非常尊重毛主席，記得1966年9月，林彪住在人民大會堂期間，毛主席把自己看過的《劉曄傳》、《三國志》裡的「郭嘉」篇推薦給林彪看。郭嘉是曹操謀士，諸葛亮式的人物，對曹操打勝仗出了很多主意，為曹操統一北方立下了汗馬功勞。毛主席為什麼向林彪推薦郭嘉?林彪從來沒有說過。據我所知，林彪寫信給毛主席談了讀「郭嘉」的感想。
林彪最後一次去北戴河
北京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林彪沒有參加。周總理幾次動員林彪出席，講講話，林彪都沒有回應。但實際上，林彪並不想與毛主席為敵，他還是很想與毛主席談談的。
我們秘書都知道，林彪多次想見毛主席，而毛主席那邊一直不置可否。
李文普回憶：「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見主席談話。當時，毛主席那邊電話至少是葉群打，我們『林辦』有傳聞，林彪想與毛主席見一下，談一談。但是長時間毛主席不作答覆。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兩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記得廬山會議後，有一天葉群開會回來，要看《何典》這本書，說是毛主席推薦中央政治局委員看《何典》。《何典》中有兩句話：「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這些句子都被製成卡片，林彪怎麼理解，我們誰也不知道。
1971年7月17日，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林彪可能一直在等待毛主席召見，但始終沒有等到。天氣越來越熱，不得不往北戴河去了。
這次我沒有去北戴河，在北京留守。行前，葉群對李文普說：「首長(林彪)說我們不能在北京啦，如果黃(永勝)、吳(法憲)他們鬥得不好，11樓(江青)來找首長(林彪)反映情況不好辦。我們到北戴河避開這個嫌疑，防止人家說是我們指揮的。」
葉群使用專機就像使用專車
林彪、葉群離開毛家灣的那些天一切如常。
8月5日，葉群回北京301醫院檢查身體，第二天凌晨結果出來了，專家會診排除了乳腺癌。葉群活躍起來，在毛家灣接待了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吳法憲後來在中央專案組交代葉群說到政變，而邱會作則堅決否認。此事一直沒有定論。1980年審判「兩案」時，吳法憲承認自己說了假話，葉群從來沒有對他說過政變問題。
8月16日，周總理、黃永勝、張春橋、紀登奎奉毛主席指示去北戴河見林彪。林彪作「加強戰備訓練」的指示。
而就在這一天，毛主席南巡到達武漢，與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劉豐等人談話。
8月23日，劉豐把毛主席在武漢講的不要讓自己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辦公室主任的內容，透露給林彪侄子林漢雄。很快葉群也知道了。「九一三」事件後林漢雄因此坐了四年牢，但查來查去，沒有查到林漢雄與「九一三」事件有任何關係。
8月28日上午，於新野、李偉信、許秀緒坐火車去北戴河。林立果從北京打電話給李文普，說：「北京這裡形勢對她(葉群)不妙」，「老李你作點準備，首長(林彪)準備在9月18日左右去廣州，不要跟別人講。」
8月底，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談了「老婆專政」問題，要軍委辦事組給她在總參政治部或軍委辦公廳安排一個工作，她不當林彪辦公室主任了，要吳法憲同黃永勝商量。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灣對「林辦」工作人員王淑媛說：「寧可逃跑也不像劉少奇那樣被抓住坐牢，實在不行就上山打游擊。」
9月6日晚20時半，葉群給胡敏打電話，要胡敏動員張清林、張寧來北戴河。葉群還專門找林豆豆通話，要林豆豆和張清林當晚去北戴河。林豆豆推託身體不好，過幾天再去。葉群發了火，騙她說：「你這麼大架子，爸爸請你，你都不來。現在他病得快死了，還沒有見過張清林。見到你們的事定下來了，他的病就會好了。」林豆豆只好同意了，她哪裡想到，這次去北戴河，遭遇了「九一三」事件。21時許，葉群叫李文普要胡萍安排飛機送林豆豆等人來北戴河。
按胡萍的說法，葉群使用專機就像使用專車一樣，召之即來，來之即走。可是飛機怎麼能是汽車?不要說專機，就是普通飛機，起飛之前也要有相當的準備時間，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同於汽車。汽車在地上跑，隨時可以停下來，飛機在空中飛，萬一準備不好是要機毀人亡的啊!看來葉群在9月13日凌晨火燒眉毛般爬上飛機，也是出於這種使用專車的心理吧。因為專機夜航不安全，當晚並沒有安排。
9月7日上午，我按葉群的要求，把林豆豆、張清林、張寧送到西郊機場。9時50分左右，葉群叫內勤孫忠堂通知秘書李春生，立即給毛家灣打電話，把《俄華詞典》、《英華詞典》，以及俄語、英語會話等幾本工具書，交給林豆豆帶到北戴河。而這時，離飛機起飛只有十分鐘了。
沒辦法，為了等毛家灣把葉群要的書送來，飛機推遲了一個小時起飛。
11時40分，林豆豆、張清林、張寧等坐飛機從北京到北戴河。
葉群要林豆豆一定到北戴河的理由，說是要讓林彪看看兒女的對象。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沒有更多地想。
林豆豆等人走後的幾天中，毛家灣一切如常。
林立果給我看「林彪手令」
9月8日，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老虎回北京治牙，要嚴格保密」，並叫我聯繫301醫院口腔科。
「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為名，三次回到北京，兩次我都見到了他，因為葉群交代我替他聯繫301醫院口腔科治療牙齒。
1971年8月27日上午，林立果帶劉沛豐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治牙。下午，葉群三次打電話找林立果。
9月2日中午，林立果再次到301醫院看牙。9月4日傍晚飛回北戴河。
9月8日20時，林立果第三次從北戴河飛回北京看牙齒。他在西郊機場落地後，由周宇馳陪同，回了一趟毛家灣。這天是我在毛家灣值班。林立果到毛家灣的時間是21時30分，他打電話到北戴河向葉群報了平安，並對我說第二天去301醫院看牙。我說已經與301醫院口腔科聯繫好了。聽他說牙還在痛，我還關心地詢問了幾句。
第二天林立果確實去301醫院口腔科看了牙齒，拍片、驗血，兩天後檢驗報告才能出來。
林立果當晚沒有住在毛家灣，他在毛家灣停留的時間不長，從他房間裡拿了東西就走了。我一直陪在林立果的旁邊，並跟他去了他的房間。林立果對我說，如果有他的電話，就找空軍一號台。
在走廊上，林立果從白襯衫口袋裡掏出一張16開白紙讓我看，這就是後來說的「林彪手令」。我記得上面用紅油筆豎寫著「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九月八日」，沒有章。看來這張白紙就是在懷柔直升機現場被周宇馳撕碎的那張，由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搜集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央中發[1972]24號文件公布，但公布的「林彪手令」缺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字跡。
我看「林彪手令」時，是邊走邊看，看得不是那麼仔細，我感覺像是林彪的字跡。林立果並沒有說明這張紙條的意思，我也沒有問。
我在「林辦」七年，對林彪寫這樣的紙條早就習以為常了。林彪寫字喜歡用軍委辦公廳服務處發的那種白紙，沒有天地，用鉛筆寫，後來用紅油筆了，字的大小一樣，沒頭沒尾，一大張紙就寫幾個字，只有一句話。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會作」。
林彪高興時，「哄」他寫個條子很容易。據我所知，葉群、林立果都找林彪寫過。我當時並沒有把林立果讓我看的這張紙當成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琢磨這個紙條的含義。我當時認為林立果又和葉群鬧什麼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寫這樣的紙條。
我當時根本沒有考慮這個「手令」是寫給誰的?按什麼「命令」辦?為什麼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話?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體，而這個「手令」太含糊，沒有確定性，「盼」照「什麼」辦?不知道。而且用了個「盼」字，不像林彪一貫下命令的口氣。林彪一生中從來沒當過副職，下命令從來是死命令，堅決果斷。「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這倒像沒有當過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氣。
1972年5月，林豆豆在玉泉山被審查時，曾讓她鑑定「林彪手令」的影印件。林豆豆認為，「林彪手令」像林彪的字體，但更像是模仿。她說「像」，不說「是」，並始終拒絕寫旁證材料。
據我所知，葉群不僅讓李根清模仿林彪字體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體。葉群學在前，她藉口為了在關鍵時候起作用。林立果說：「主任學，我也學。」「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說：「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長的筆跡，我們都很擔心。」林立果拿的這個「林彪手令」轉來轉去，最後還在周宇馳手裡。
「九一三」事件關於林彪的唯一證據就是這個「林彪手令」。以後我才知道中央專案組如此看重「林彪手令」。見過「林彪手令」的人比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人多，《五七一工程紀要》我在「九一三」事件前根本沒有聽說過。1980年審判「兩案」有關部門將直升機迫降現場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對復原，拍成照片，出現在法庭上，作為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鐵證」，以後又被公開在報刊上。這個「林彪手令」的字跡是「豎版」。而1999年，林彪老秘書關光烈說，他見過的「林彪手令」是「橫版」。「兩案」並沒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兩個。這也不奇怪，因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馳，再沒有人同時見過兩個「林彪手令」。
「林彪手令」的內容能證明林彪試圖謀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嗎?為什麼出現了兩張甚至三張「林彪手令」?林彪案審了十年，成千上萬的案審人員為什麼不對林彪的唯一證據下功夫偵查，搞清事實真相呢?
葉群最後一晚兩次給我打電話
1971年9月12日，是我在林彪辦公室工作的最後一天。這一天輪到我在毛家灣值班，也就是說，我是最後一個在毛家灣值班的秘書。
林彪、葉群到北戴河後，留守毛家灣的只有兩個秘書，王煥禮和我，所以隔一天我就要值一個班。我曾仔細想過，這最後一天收發了哪些文件，接了哪些電話，卻實在記不起來了。
中午12時左右，葉群讓李文普通知李春生，給毛家灣打電話。李春生立即給我打了電話，說主任(葉群)要家裡把文件分好類給她送來。我沒有午休，立即將近日送來的文件打包，準備托飛機送到北戴河。前一天葉群在聽李春生報14件副軍以上幹部的任免報告時，要李春生打電話給毛家灣，把副軍以上的幹部名冊送來，還讓把部隊部署情況的登記表也一起拿來。後來葉群又要全軍幹部工作座談會的文件。這些文件我都送到北戴河了。葉群走得匆忙，這些文件一份也沒有裝到飛機上帶走。後來清查毛家灣的工作組說，所有「林辦」的文件一份也不少9月12日16時多，林立果回毛家灣洗澡，他提前打電話要警衛毛家灣的中央警衛團二大隊燒洗澡水。警衛部隊除執行住地警衛外，還負責警衛對象家中的水暖供應。林彪家中的游泳池管理和冬天供暖氣，夏天送冷風，都是由警衛戰士負責。林立果沒有找我，我也沒有見到他，他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時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毛家灣這邊很正常。
這個晚上，是林彪、葉群的最後一個晚上。葉群在北戴河操持給林豆豆、張清林辦「訂婚儀式」。葉群說過準備國慶節給女兒辦婚事，我們毛家灣的工作人員都知道。
晚上，我接了葉群兩個電話。這兩個電話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深刻，因為這是我被關起來前的最後一個夜晚處理的最後的工作。
21時多，葉群給我打來電話，打得很長，足講了十多分鐘，都是小事。葉群主要談林豆豆的婚事，又說到毛家灣修小廚房，到大連做衣服等。葉群說他們先到大連，然後回來過國慶，叫家裡收拾好衛生。還說在上海做的尼龍外套破了一個洞，讓上海空四軍管理處處長過全找人織補一下。葉群打電話向來很長，說了很多事。葉群侃侃而談，與平日沒有什麼兩樣，甚至在電話里還笑聲不斷。我根本沒有感覺她有什麼慌亂，或者有馬上要離開北戴河的意思。
總之，我絲毫沒有感覺出葉群的緊張和異常。
我向葉群請示了一些別的事情後，問葉群毛家灣養的那幾隻烏龜怎麼處理。管理員童顯華對我說，有幾隻烏龜養了很長時間了，死了擔不起責任，問怎麼辦。這種事情我不能擅自處理。葉群當時沒有答覆，過一會兒，葉群第二次給我打電話，說：「明天把這些烏龜送到釣魚台，請江青同志吃。」烏龜是大補之品，葉群細緻交代要怎麼樣怎麼樣……當然最後沒有送成，當天半夜毛家灣就被圍起來，我失去了自由。
「九一三」事件後我們被集中到「亞療」後，面對面排查，我聽說9月12日的這個晚上，在北戴河的葉群「忙」得不行，不停地打電話。葉群放下我的電話，又與邱會作夫人胡敏聊了一個多小時，聊的中心內容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則插空聊起出生不久的孫女，葉群說你孫女的名字起得好。
9月12日的晚上我就睡在辦公室，我差不多是在零時左右睡覺的，睡覺前毛家灣一切正常，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北戴河那邊有什麼異樣。
「九一三」凌晨毛家灣房頂有沉重的腳步聲
林彪專機在9月13日零時32分起飛，我一無所知。
9月12日晚上，我接完葉群的兩個電話，又處理了一些雜事。然後我洗了一個澡，又洗了衣服，把衣服晾在院子裡。
這時夜已深，我很快睡著了。睡夢中我忽然被屋頂上的又急又重的腳步聲驚醒。奇怪，誰敢上毛家灣的房頂?因為外面有層層警衛，而且毛家灣還有施工人員。我不能離開辦公室，所以我沒有出去查看。說實話，我也沒有太當回事，接著又睡了。
以後才得知留守毛家灣的中央警衛團二大隊副大隊長蔣廷貴遵照團長張耀祠的命令，在林彪專機起飛後就布置守衛毛家灣的中央警衛團二大隊上了房頂，占領了毛家灣的制高點。北戴河林彪別墅也不例外，被嚴密封鎖了，警衛瞬間成了看守。
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排名在毛主席之後，由中央領導人中的第六號變成了第二號，中央警衛團負責警衛的部隊就由六中隊改成二大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副大隊長有兩個，於仁堂和蔣廷貴。因為北戴河還有中央警衛團的八大隊負責外圍警衛，所以林彪到北戴河，一般都是姜大隊長和於副大隊長帶小部分官兵隨衛，蔣廷貴率大部分部隊留守毛家灣。林彪最後一次去北戴河，仍是這樣安排。
所以「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天夜裡，我聽到房上有重重的腳步聲。
大約半小時後，蔣廷貴又接到張耀祠的第二個命令：「林彪辦公室的秘書，現在在班上的，不准離開。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訴他們在家聽候通知。從現在起，不管什麼地方送來的文件，秘書只准收，不准拆閱，也不准向外發送文件，機要室的鑰匙要他們交出來，由你保管。你現在就去向值班秘書傳達，並要求他們堅決執行，派一名幹部帶一名戰士在現場監視。」
天亮了——9月13日的早晨。
我去院子裡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衛團荷槍實彈的衛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讓我出門了!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釣魚台又在搞什麼事端?我大發脾氣，林彪辦公室的工作耽誤了怎麼辦?警衛戰士仍不放我出門，說這是上邊指示。
我無可奈何，只好退回屋裡，什麼也不讓我干。我想不出會出什麼事情，做夢也不敢想林彪會出事。
蔣廷貴向我傳達張耀祠的指示時，我幾乎「傻」在那裡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實在難以接受這個事實!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醒過神來，問蔣廷貴：「這是誰說的?誰叫你們這樣做的?副統帥的辦公室連著全軍，一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要處理，耽誤了你們能承擔得起嗎?」
蔣廷貴說：「對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請你務必配合執行。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還得留兩名同志在這裡，希望你配合照辦。」
我又問：「這是誰的命令?」
蔣廷貴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
因為張耀祠不僅是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也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我一聽也就不說什麼了。我知道，張耀祠是毛主席身邊的人，難道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不得不服從，人家雙槍，還上房架了機槍，不讓我進辦公室，我就進不去。無論如何，晾在院子裡的衣服由他們替我收回來。
以後幾天，他們不讓我出屋，文件也是只收不發。
之後，我就和「林辦」所有工作人員一起，被「囚禁」近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