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浪漫主義的失敗，導向了以市場經濟的改革，市場經濟使小規模、多元性、自主性、社會流動性，競爭性的結構，在中國形成，從大歷史角度看，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變革意義，中國正處於漫長的新改革歷史運動的初期階段。
一、建國後發展模式是計劃經濟與激進民粹動員的結合
必須指出的是，新中國在建國後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歷史選擇。第一種選擇是，按抗戰後期中共七大確定的新民主主義的現代化戰略，來引導中國的發展，第二種選擇是，恢復革命動員時代的「超階段論」，即通過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以蘇聯史達林式的計劃經濟模式，來實現中國的發展。
計劃經濟時代的商店
共和國成立以後，一則由於朝鮮戰爭爆發與冷戰時代的到來，中國採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方針，二則由於此時蘇聯史達林模式的弱點還沒有充分暴露，勝利後的人們自然認為，史達林式的黨政全控的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唯一形態。三則由於落後大國統一後往往有強烈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意願，而通過低價收購農業產品，高價出售工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來實現重工業發展所必須的資金積累，就成為政治決策者的必然選擇。所有以上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後的中國沒有選擇容納市場經濟的新民主主義模式，而是選擇了蘇聯的黨國一體的全能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
建國以後不久，中國就實行了戶籍制、單位制、經濟上「統購統銷，統分統配，統進統出」的計劃體制，這種道路選擇，把社會重新歸位到一種同質性、板塊型的、以「單位所有制」的條塊組織結構里，它與傳統帝國文明的體制可以說是「異質同構」，而它的集權控制程度則更高。這種以戶籍制和單位制為基礎的體制，重新建構了社會的「安分敬制」結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報刊上就宣傳要做黨的「馴服工具」，正是這種以「分」為核心價值的體制在秩序上對社會成員提出的要求。
1971年11月，東北機器製造廠的工人家屬在自己創辦的小鑄造廠里回爐大工廠的廢料，製造農具，支援農業生產。（新華社記者肖野攝）
從此，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變化：單位取代了自主的社會；金字塔型的條塊分割，取代了利益主體的契約關係；板塊結構取代了橫向的利益交換；計劃代替了市場，計劃官僚取代了企業家，集體淹沒了個體，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閉管理性代替了社會自由流動性；上令下達的經濟指令，代替了自主經營。這種結構與功能上的全面變化，使社會個體不再具有自主性，社會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觀競爭的環境與條件全面被體制剝奪，個體成為集體大機器上的零部件，而社會個體從此就在體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齊排列的磚石一樣的角色定位。計劃體制以此來實現整體功能，排斥一切社會自主性與社會多元性，使社會成員都沒有遷徙的自由，一個農民要進城，都必須由大隊開證明，生老病死的問題全在一個封閉的單位里解決。這是傳統「安分敬制」綱常結構在革命的名義下翻版。這無疑是不自覺地結構回歸。
對這些結構要件變化的羅列，對於理解那個時代是十分必要的，對於現在那些仍然對改革以前那個時代具有浪漫懷舊情懷的人們，他們更有必要理解這份變化要件的清單。
在這種結構里，同質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級工資制，用角色功能劃分等級，以「分」的方式來避免同質體之間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的矛盾，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必須指出的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規模巨大的落後農業國家來說，這種帶有軍事集權命令色彩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後，它所具有的民族動員力，資金積累能力，將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辦大事的能力，為推進中國重工業的發展，為現代化奠定工業基礎，也確實也做出了貢獻，而這些貢獻也確實為後來中國改革開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但這種體制的缺陷也非常明顯，首先，它抑制了微觀個體在經濟上的活力，計劃經濟的大鍋飯體制又缺乏利益激勵機制，整個社會在宏觀上陷入經濟停滯。直到改革開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區兩個強勞動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來（合一角錢），不如一個老母雞生的蛋（黑市上價格一角一分錢），中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幣，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後國家還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計劃體制下，計劃制定者和決策者的信息獲取能力與處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難制定合理周全的計劃，產生大量的浪費與低效。第三，這種計劃體制下，「當官做老爺」的長官意志與官僚病不可避免。
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種解釋
如果說，計劃經濟體制是在工業化時代，以一種新的方式回歸「安分敬制」結構，那麼，建國後的政治文化中，還存在著戰爭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革命動員性因素，例如群眾運動，意志決定論，供給制的平均主義價值觀，「超階段論」思想，等等。這些歷史因素曾在革命時代起到動員大眾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後，這些因素在毛澤東的浪漫主義與烏托邦理想的支配下，進一步膨脹起來。毛澤東想通過「窮過渡」的方式，來加快在中國實現均平的共產主義理想。這樣，民粹主義的革命動員，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樣的激進群眾運動，再次出現在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生活中。
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毛澤東看到了共和國體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復活，也看到計劃官僚主義的弊端，作為五四運動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想的傳人，他對傳統文明中的這種負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試圖運用自己作為革命導師的威望與權力，以民粹主義的動員與暴力革命的鬥爭哲學，來削除這種「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對「八級工資制」的等級觀的厭惡，對「資產階級法權」下的事實上的等級秩序的難以接受，都表現了他內心深處對「安分敬制」文化的輕蔑。然而，毛澤東是從左的方面，用實施民粹主義烏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來實現剷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標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要在短期內讓中國人民過上共產主義好日子的浪漫主義理想，在民眾與幹部中也同樣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極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執掌的高度動員能力，來實施自己的計劃，從大躍進，大煉鋼鐵，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飯不要錢」，自1958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實施烏托邦工程的苦難時代，在體制內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其後果就具有災難性。從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數千萬人。
毛的烏托邦失敗了。劉少奇與務實派政治精英，從激進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迷思中覺醒過來，從1962年後實施了三年的調整政策，到1965年前後，終於重新恢復了計劃經濟秩序。
當政者從大躍進以來推行的民粹主義化的高度動員的激進平均主義政策，重新回到計劃官僚以「分」為基礎的等級制上來了。相對於毛的激進主義，可以說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澤東仍然頑強地認為，他的民粹主義的動員方式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他對劉少奇這些黨內務實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資本主義復辟」。他從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中，獲得了把等級制看作為必須破除的「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根據。在他看來，取代了革命戰爭時代供給制的計劃經濟官僚制、八級工資制與等級分配製，都是「資產階級法權」，這些制度都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基礎，為了讓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層建築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干擾與破壞，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並在文化大革命中進一步強化了他原來的浪漫主義思想。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同時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這就是他心目中以復歸供給制為原則的「社會主義」施工藍圖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層建築的「鬥批改」，以及「鬥私批修」的「靈魂深處的革命」，都表現出毛澤東克服體制內的這種內在張力與矛盾的努力。但這註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澤東的浪漫主義、唯意志論與民粹主義，只會對生產力造成更加巨大的破壞與災難。
三、從文明史的角度評價改革開放的「維新模式」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從全能主義計劃體制轉變為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現代化進入了真正的起飛階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國運最好的歷史時期。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就在於，一方面，開明的威權體制，在政治層面上，通過強有力的政府權威來穩定社會，防止出現政治參與的過度膨脹，並運用政府權威來推進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與社會多元化過程，激活了社會內部的微觀個體、地方與企業的競爭活力，社會成員、企業、社團共同體、各省、各縣、各鄉鎮，各村與個體，從板塊型的計劃體制中離析了出來，它們在市場經濟領域與社會生活領域中，成為相對自主、相對多元的利益主體。這就使一種小規模、多元性、自主性與流動性相結合而形成的競爭性機制，在中華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出來。這樣的一種體制，我們也稱之為「中國模式」。
當然，威權體制下的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則為其施政基礎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政治精英的個人因素，對於一個民族的長治久安來說，這肯定是不穩定的，如何從人治向法制轉變，也將是今後中國面臨的大課題。隨著社會多元化程度的提升，進一步適應這種社會多元性的制度變革也將水到渠成地到來。這是時代的大趨勢。
（編輯整理：李大白、張寧；文中圖片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