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悲劇恰恰在於：在「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種種政治加持與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視作一個常人。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9日三劍客微信號，作者羽戈。
中國著名作家魯迅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魯迅一生嫉惡如仇，罵人無數，卻從未罵過蔣介石，連一句批評、嘲諷之言都沒有。他在致許廣平信中，兩次提到蔣介石的名字，都充滿了欣賞、期待之情。1927年後，魯迅與國民黨及其政權漸行漸遠，甚至勢同水火，他的雜文，大半指向國民黨當局，寸鐵殺人，一刀見血，然而自始至終，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蔣介石。1930年5月7日晚，魯迅與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會面，李立三要求魯迅：「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當即回絕：「文章是很容易寫的。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國去當寓公。」夫子自道，足以為這個爭議話題一錘定音。不過這也給一些人以口實，他們認為，魯迅不罵蔣介石，正可見他的精明、滑頭、老於世故、不夠勇敢云云，有人還拿魯迅以特約撰述員的身份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津貼（每月300元，前後共計4年）說事，譏嘲魯迅吃黨國的飯，砸黨國的鍋，人如牆頭草，腳踏兩隻船，哪裡有一點鬥士的氣節可言？
關於魯迅何以不罵蔣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別具一格。他把魯迅與胡適對照，一度被視為國民黨走狗的胡適，反而常常公開批評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如孫中山、蔣介石，都為其筆鋒所橫掃，然而這並不能說明「胡適比魯迅更有勇氣、更富於戰鬥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來，魯迅與胡適的現實姿態，取決於他們的政治觀念：魯迅對政治，一直持懷疑主義與虛無主義立場，甚至接近於無政府主義，城頭變幻大王旗，政府更迭，於他如變戲法，他對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敵對和決絕的心態與姿態，使得他難以在責罵蔣介石時指名道姓」；在胡適的政治觀中，政府始終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堅持好政府主義，後來則把「好」字去掉，有一個政府即可，他不贊同推翻現政府，而主張加以改造，基於期望與合作的姿態，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評蔣介石。
不得不承認，王彬彬的詮釋令人耳目一新。不過，推敲其邏輯，我只贊成他對胡適的分析。至於魯迅，既然對政府徹底絕望，為什麼還要批評國民黨當局呢；只批評國民黨當局而不批評蔣介石，哪門子政治觀可以提供解釋？
要解答這個問題，還得回到問題本身。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提出，已經是一種錯誤，質言之，魯迅罵不罵蔣介石，本來不該是一個問題。糾結於此，純屬庸人自擾。
在一些人的頭腦當中，所謂勇敢，最直接的標準，便是挑戰權威。從孩子到成人，莫不如是。我記得讀小學的時候，兩個學生比誰膽大，常見一幕，即激將對方，敢不敢去罵班主任，以及怎樣罵班主任，譬如到其辦公室窗下高喊「王老師大笨蛋」，或者在教室黑板上寫「王老師是頭豬」，誰的行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證明誰的膽子最大。可是這樣的膽大，迅速被證偽。有一小子，曾沖班主任背後扔石頭，這在當時的我們看來，簡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學校組織打防疫針，他竟在針頭前面哇哇大哭，死活不肯擼袖子。
這個案例，恰好可以拿來對比魯迅不罵蔣介石。首先，要證明一個人勇敢，方式多多，罵班主任或蔣介石只是其中最極端的一條；其次，哪怕敢罵班主任或蔣介石，未必能證明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極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穩定性，正如極端的思想往往缺乏合理性；複次，有時勇氣不是表現在批判，而是建設；最終，一個人有罵班主任或蔣介石的自由，卻也有不罵班主任或蔣介石的自由，當沉默的自由被剝奪，批評淪為一種強迫，當「魯迅，你為什麼不罵蔣介石」成其為一個流行論題，那麼無論魯迅作何選擇，都無意義。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若強迫一個人去批評，批評同樣無意義。
這裡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魯迅批評蔣介石，出自政治鬥爭的需要；今人要求魯迅批評蔣介石，大多屬於求全責備，以大義責人。我們談魯迅這樣的人物，常常懸鵠過高，把一個國家的重擔、一個時代的使命都壓在其人瘦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學家，還得是革命家，既要俠骨如鐵，還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還得大義，既要大智，還得大勇……殊不知世間事本難兩全，如智與勇，魯迅云：「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眾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有礙也。」這自然是經驗之談，正有所指。
所謂求全，即以魯迅為鬥士，他就要滿足鬥士的所有德行、所有想像，他不能有一絲猶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個時代的任何一場戰鬥，罵蔣介石正是其中之一節；反過來講，假如連蔣介石都不罵，則無法證明「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如此邏輯，貌似成立，實則陷入了單向度的誤區。還是那句話，鬥士的標準，不止一條，魯迅罵不罵蔣介石，都不會影響他的批判精神與勇者風範。拿這一條標準來考量一個人是不是鬥士、夠不夠勇敢，終將一葉障目，顯出了自身的狹隘與專斷。
說遠一點。我們慣於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這個，痛罵那個，一旦其人無以達標，便大喜過望，以為找到了他軟弱、犬儒、虛偽的把柄。其實這樣的批判，於他人並無損失，只可能照見批判者內心的種種不堪。我說過，道德批判的要義，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維護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億神州盡舜堯」，而在捍衛人之為人的尊嚴。動輒以大義、大勇責人，毋寧違背了人性，構成了對道德的敗壞。
與「魯迅，你為什麼不罵蔣介石」相應的一例，則是責問魯迅為什麼不抗日。有一篇文章，專門談「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28日）爆發之後魯迅的日常生活：1月30日，他率家人躲進了日本人內山完造的書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蘊如及廣平往同寶泰飲酒」，翌日，不僅「飲酒」，而且「頗醉」，「復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在一些人看來，中國與日本激戰（視頻）正酣，身處上海的魯迅，不去前線支援，不在報刊聲援，反而苟全於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至飲酒作樂，如此行徑，不知廉恥，全無心肝，近乎漢奸，哪裡稱得上「民族魂」呢？
我則以為，魯迅的選擇，並未打破底線，他只是不甚愛國，卻不曾賣國。他擁有逃亡與苟安的自由，正如擁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為他是魯迅，便剝奪了這些常人所享有的自由。然而魯迅的悲劇恰恰在於：在「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種種政治加持與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視作一個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