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蕭三匝是最早加入楊絳毀譽論戰的幾位之一。他在《在楊絳忌日，說幾句不合時宜的話》一文中引述了李澤厚曾對錢鍾書的評論：「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麼東西？解決了什麼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義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國、外國怎麼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麼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本文摘自澎湃新聞，作者普芮，原題為《楊絳去世何以引發毀譽之爭？》。
錢鍾書之妻楊絳生前留影（圖源：VCG）
5月25日凌晨，我國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由此引發的悼念、追憶乃至因評價錢鍾書楊絳夫婦而產生的爭論，成為上周最大的輿論熱點。
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絡上，既有鋪天蓋地的悼念中夾雜招數不清的「雞湯文」，硬被說成出自楊絳之手，由此引來更熟悉文本者的澄清；也有當年相識者的舊文「二次傳播」展開新一輪溫馨緬懷；更有陳年舊帳被翻出，以求呈現當事人更多面、完整的形象……而最具火藥味的論戰則圍繞錢楊兩位究竟是「舊式文人」還是「知識分子」的定位之爭。
早年和錢楊接觸過的老一輩學人的舊文，字裡行間相對溫和公允。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專家、詩人楊憲益之前撰寫的《回憶錢鍾書兄》一文認為：其實鍾書兄是個書呆子，整天沉醉於書堆里，置一切於不顧。當時並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其實我知道他是個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
楊文當年就指出，錢鍾書雖然最後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最近他去世後，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後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1998年錢鍾書去世之際，余英時寫了《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他認為錢鍾書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錢鍾書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後兩句為：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余英時認為這是錢的「詠懷詩」。
2007年余英時在某次採訪中進一步明確：「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在事變中怎麼樣適應，而同時能夠保持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原有的原則，不會做出很不好看的樣子，或者像馮友蘭那樣一再罵自己，他都沒有做過。這就是他能夠繼續不斷的學問，繼續做學問。只要你沒有別的任務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筆記。」
上周最新出爐的評論文章中，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在財新網發表的《我看錢楊伉儷》一文，廣為傳播。他提到余英時先生以伯林的狐狸型和刺蝟型思想家分類方式，認為錢先生是狐狸型學者，即淹博淵通、無所不知，刺蝟型則獨掌一技、思精體大，前者缺乏系統，後者缺乏細節，各有短長，余先生並且認為錢先生對思想體系沒興趣。
蕭瀚對此並不完全同意，他認為刺蝟型／狐狸型分法，源於西方學術傳統，有著從古希臘以來的論證傳統，這是中國學術匱乏和虛弱的部分。「學術論文的論證雖然是重要的，但那是一種學術共同體意義上的重要，是說服別人意義上的重要，它是學術公共性的表現，於作者自己，最重要的是思路，是思想的核心內容……錢先生這些短小精悍卻信息量巨大的高質量學術筆記，其價值遠高於一般論文，同行之間會使用論證過程檢驗各方觀點是否言之成理，但通常的交流因有同業默認共識，大量的論證過程是完全可以省略的，這就是學術筆記在學術交流過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最有效率地啟發同行，催生新的學術成果。」並且，「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國文人學術上的私傳統（文人們自己玩），他的這些學術筆記並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學術作品，他沒有這個興趣，他只是自娛自樂，沉浸在讀書的樂趣中，在那樣的知識海洋里遨遊，不拍出點水花來都難。」
蕭瀚也談到了錢楊作為知識分子的公共品格問題。他認為要知世論人。「錢楊兩位所處的時代，在其一生事業最鼎盛的時期……超過30年，那是個動輒得咎的年代，以他們兩位在學界的地位，能夠沒有害過人，不說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說他們犬儒也好，說他們懦弱也罷，都是苛刻的。他們在政治上是圓滑的，但如果沒有害人僅僅為了自保有什麼錯呢？至少不應該作為公共批評的事實起點。」
蕭瀚總結道：大家都在集中營里受苦，有人站出來做抗暴英雄，至少應該給掌聲，比如對林昭、陸洪恩、劉文輝、粟異邦、龔品梅等；有人附從作惡，若無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於那些默默地隱在大眾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惡的人，不該受苛責，尤其在那個總是被逼著作惡的時代，能做到這樣就已經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兒都是個惡習。」
媒體人蕭三匝是最早加入論戰的幾位。他在《在楊絳忌日，說幾句不合時宜的話》一文中，引述了李澤厚對錢鍾書的評論：「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麼東西？解決了什麼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義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國、外國怎麼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麼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蕭三匝還指出，錢鍾書1998年才去世，整個八九十年代都沒見他對「文革」公開而系統的批判過，這就不能不說他有些太「冷」了。他認為錢楊夫婦本質上是傳統的知識分子，能潔身自好是其長，不能奮勇擔當是其短。「他們的道德文章還能助推我們這個時代嗎？在我看來，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與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動者。」
吳薇在《緬懷楊絳，勿讓「雞湯」沖淡思想與歷史》一文中呈現的思考更為複雜。一方面，回看過去政治鬥爭風起雲湧的年代，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全盤底線淪喪的浩劫中，用自處的方式保存高潔。
另一方面，處在2016年的我們，如果還用上世紀知識文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自保原則，評價一個學者留給生者的生命遺產，到底是逝者的不幸，還是生者的無知、懦弱與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還有悼文，通篇讚揚楊絳作為錢鍾書遺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為嫁了這樣一個男人而偉大似的。」
歷史學家雷頤也參與了討論。他在文章《「聰明、刻薄、乾淨」的錢鍾書》中，提到了被毛澤東親自封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李敦白，也是《毛澤東選集》英譯組重要成員。李在《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中記述，《毛澤東選集》英譯組成員多數是懂英語的老共產黨人，但錢鍾書卻是少數例外。
當時李對錢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語，說話文縐縐的，像個老學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個外人。那個時候，我們經常在背後諷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識到了這種格格不入。他的意見也不太受重視，我們覺得他對政治沒有領會，他的語言天才在翻譯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們都叫他『錢教授』，好像與他都沒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動，如外出到上海、廣東，還有去毛主席那裡，他都沒有參加。那個時候因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現在當然知道是非常錯誤的，而這顯然並不是他的恥辱。」
雷文還提到，與錢氏稔熟的李慎之先生，生前幾次評價錢鍾書先生：「他是個聰明人，刻薄人，但是個乾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