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寫道：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圖源：優酷視頻截圖）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波即將來臨。
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並整理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採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並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幾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情況，大家都認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見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幾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北京學生從遊行請願，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香港記者在北京攝錄，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影，以及香港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鬥爭」。會後，李鵬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李鵬等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並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並要求胡啟立組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幹部萬人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析，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是極不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幹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遊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遊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是對著李鵬的，社論發表後，情況就變了，開始把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幹子弟中傳出，「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百名學生開始絕食請願，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全國都沸騰了，譁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做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不願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分社內一些同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幹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人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聲勢空前。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党進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捲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計程車」司機、小販都有。有幾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他們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捲絕大多數香港人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華分社和中資機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後不久，新華分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分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幾乎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已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幹部，不僅去參加遊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去參加遊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不參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繫。後來，發展到遊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針，對他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讓他們客觀地報導北京學運的情況，以及香港支持學運的消息。對報紙本身的言論，也沒有進行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北京：香港不同於大陸，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遊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複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颱風侵襲，掛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願唱歌。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口號不斷，心中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群眾利益，領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喊，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並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料、錄影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他一開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幹部。社會上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人員，這些人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化了矛盾，我認為這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幹部和市民都很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鄧小平上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報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危機。這幾年靠了小平同志。現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願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給了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負責，我願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要求廉政，反對貪污，懲治『官倒』，反對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準備向常委建議，採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特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以上幹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幾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幹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準備寫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遊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同志那裡，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準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裡面，喬石、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託。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裡見了面，我把與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讚許。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並討論了香港、澳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準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都穿上白袍，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個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誌著中蘇兩黨關係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恢復，我們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於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機後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幹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裡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裡見我。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哪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複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係？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沒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報》、《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大陸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已述，我這是受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之託，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儘快批准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複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一套，推託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還要按照三條執行。事實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裡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了，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儘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益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遊行，牽動了全香港，打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幾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血染的風采》，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遊行集會的人數，涵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幾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公開參加遊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加這個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打擊，使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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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北京開槍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以罷工、罷課、罷市，來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僅是股市和地產，已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泄，就湧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中國，被成為國粹派。現在，這批青年多已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這樣激烈的變化！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滙豐銀行緊急交涉。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滙豐也準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來資金支援，儘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不少大陸的外派幹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願遊行期間，接觸面也很廣。「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係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係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劃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把辦事機構從大陸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弔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準備率領社內一些幹部和工作人員去靈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領的。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黃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答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希望他不要帶領，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大陸來港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們沒有參加祭悼。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準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是膠水，洗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牆壁上的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徑香港，與他同行的還有浙江省的橋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們下午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
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橋牌隊的隊長須在九龍辦一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計程車」（出租汽車），計程車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肯載他，連叫四輛計程車都如此。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社的地方，這才攔到一輛車載他回來。我和聶衛平聽後都十分震動，沒想到，連計程車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後，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態度，我積極徵求港方中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後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鄧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其他先後有幾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後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願意再單獨見什麼人了，理由是如果他們不願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幾批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借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六四風波中，香港新華分社與各中資機構的不少員工，參與、支援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六四後，工委討論決定，不管是參加簽名、遊行、募捐等支援活動，「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訓，不要求做口頭或書面檢查，並將決定報告中共中央。姬鵬飛很快通知我們，表示同意工委意見。四中全會期間，我向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又匯報了這個意見，得到他的同意，我們便向各單位做了傳遞，穩定了內部不安的情緒。
可是，七月間，我去北京參加姬鵬飛主持的港澳工作會議，會議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屬單位對六四期間港澳出現的「問題」，作出「反思」。所謂「反思」，就是「檢討錯誤」的同義詞。當時，北京從市到中央，從個人到機關黨委，都紛紛在做「反思」，實際上在搞「人人過關」，大搞「秋後算帳」。姬鵬飛已經通知我們，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見，江澤民也同意了，現在又要「反思」，出爾反爾，我沉默以對，不表示態度。周南見狀，出面打圓場說：「反思一下有什麼要緊，我們外交部黨組也做了反思。」我點點頭，表示接受。
回港後，在工委會上傳達後，我表態說：「整個六四事件期間，我不止一次說過，工委在處理上如有什麼過失，將來追究責任，你們（指其他工委委員）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實際上，也都是我做的決定。我們對下已經宣布對六四期間發生的問題，既往不咎，現在中央又要我們『反思』，我考慮，我們沒有犯什麼錯，但不『反思』又不行，請大家考慮怎麼處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傳達，也不要求他們『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麼錯誤，責任還是在我，不要大家負責。」會議上發言的很少，最後結論是：「寫一個反思吧！」把「寫」的難題，交給了副社長兼秘書長佘孟孝。
我考慮了幾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寫」「反思」。佘也有個初稿。共同的意見是，我們沒有什麼錯誤要檢討，但作為教訓入手，可以「寫」幾點「認識」。對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以及港澳的支援運動，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對關於「動亂」、「暴亂」的定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採用了「北京風波」的提法。
這樣，「反思」在工委通過了，報送給中央。十月，五中全會期間，姬鵬飛談到工委的「反思」報告，竟說：「你們的『反思』報告，寫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聽錯了。
七、八月間，港澳辦一位幹部私下告訴我，江澤民在工委的「反思」報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來，許家屯是『右傾』，工作上應該調動一下。」中央辦公廳將這個「批示」送港澳辦秘書處，還沒有來得及送給秘書長李後，中央辦公廳又派人取回去了。什麼原因，取回去的人沒有解說。我相信這位幹部送給我的信息。因為不久前，也是他告訴我另一件事：江澤民用了兩天時間，聽了李後、魯平的匯報。匯報的情況他不清楚。從這位幹部說話的神情看，對我不是一個好的訊息。
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登上總書記寶座後，曾主動找我談了一次話，兩人談得較融洽。他當時還同意工委的意見，六四期間，參加支援活動的港澳中方機構人員，不管情況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黨的總書記，實際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決策。
從他聽到李後、魯平匯報後，他的態度有了改變。數次我去北京，我讓秘書和他的秘書聯繫，要向他匯報港澳情況，他的秘書是他從上海帶到北京的，以往對我態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書的電話，有事隨即解決；可是現在語氣變了，老打「官腔」，先是說江澤民日程排得很滿，有空再通知我，隨後便無音訊了。一次還罷，兩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僅感覺一旦官做大了，人就變了，還預感江澤民對我的看法，也有變化了。
這位幹部送的信息，證實了我的感覺，江澤民已給我「右傾」帽戴，準備「秋後算帳」了。
後來五中全會時，我主動找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緣起於此。
六四風波「穩定」後，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從單位領導人以至個人，都紛紛進行檢查、「反思」，大規模地進行「秋後算帳」。中共雖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實行「一律不咎既往」，實際上又不斷施加壓力，進行「算帳」。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帳」，香港只是個別清點。
港澳辦在六月底，專門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開會，討論六四期間，關於港澳報刊報導問題。我和張浚生商量，匯報時，突出當時香港的社會情況，雖然兩報的報導有過分之處，但我們已經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後要「轉變」過來，還是不能急，要逐步來，著重點還是要大家接受教訓。
我和張浚生一同參加會議，姬鵬飛主持，港澳辦、外交部還是那幾位與會。中央對外宣傳組負責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專門參加了會議。
一開始，曾建徽便責問：「《文匯》、《大公》怎麼搞的？」與李鵬廿五日和見面時的責問口氣幾乎一樣。朱穆之隨即附和，指明要工委匯報《文匯》、《大公》的問題。
張浚生按準備好的提綱做了匯報。曾建徽不斷插話，指責：「共產黨自己的報紙，罵自己共產黨，實在不可思議！」我估計他們是帶著「尚方寶劍」來的，等待他們提出「指示」。
張浚生匯報到工委的處理原則，轉變要逐步來，不能急，要容許兩報員工有接受轉變、接受教訓的過程，急則可能生變；並且也要讓社會有個接受的過程。這是，我觀察到曾建徽不斷搖頭。
我還是做了補充。一開始，我用的仍是對李鵬講的觀點：不能用大陸的標準來要求這兩份報紙，更不能用大陸六四後的處理辦法，來處理這兩份報紙。六四期間，兩份報紙的做法，也是不得已，當時香港社會上與報社內部，群眾激動的程度，報社領導已很難控制。連我們工委也是如此。報社為了不被內外部群眾衝垮，為了保留陣地，才做了權宜處理。我們應設想當時報社領導人的處境。我強調，處理《文匯》、《大公》，特別是《文匯報》，不能急，更不能用大陸的辦法。（當時，大陸各新聞機構正在大搞「秋後算帳」、「人人過關」活動，還把大批參加支持學生愛國活動的記者、編輯，調職、撤換以至逮捕。）既然已將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礎上，加強教育，逐步轉變，，讓他們有個接受教訓的過程。
朱穆之、曾建徽經我這麼說後，他們相互看看，沒有表示贊同或反對。與會的其他人看來也插不上嘴，姬鵬飛也沒有表態。因為他們都沒有公開表示異議，我也就認為他們同意了。
朱穆之還是開了腔，他問：「在香港辦一份《人民日報》樣的黨報，怎麼樣？」曾建徽進一步問：「《大公》或《文匯》，改一份為黨報，怎麼樣？」於是，姬鵬飛也加入了討論。
我很不以為然。在香港辦《人民日報》式的黨報，不可能辦得成功，《人民日報》海外版便是例證。鑑於當時氣氛，不便反對，只好敷衍說：「我們回去研究研究。」他們也同意了，算是結束了會議。
回港後，工委討論時，請兩報黨員社長、副社長楊奇、陳伯堅列席，傳達後，大家都感到壓力沉重，但還是堅持處理兩報既要「轉變」，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壓的原則。「轉變」則採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內外都能有一個可接納的過程。要兩報黨內外工作一齊做。工委決議指定由張浚生出面告知《文匯報》社長李子誦，有關北京和工委的意見，請他諒解，支持。
說服的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過於心急，往往語不擇言，矛盾緩和不下來。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有一次，他竟然對人說，準備隨時被調回北京，開除黨籍，坐牢。我為此特地找陳伯堅談話，我說：「你在運動中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歲數已這麼大，早該退休了。看破一點，了不起受點處分。這也許是我們這類人最後一次的考驗，不要太緊張，還是把當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華總社要他退休時，是我留下他到《文匯報》工作的。我半開玩笑地說：「我們犯了一樣的毛病。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共進退好了。」不料一語成讖，我來美後，他也被解職調回大陸。不久，我從報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悵然許久。
陳伯堅和報社一些同仁，同社長李子誦的關係，搞得很緊張。李子誦和一些同仁對「轉變」，思想不通；陳伯堅又要求過急，報紙每天要和讀者見面，特別是北京有人瞪著眼，盯著看這張「共產黨自己罵自己」的報紙，看你如何「轉變」。變成幾乎每天都有陳伯堅和人衝突的消息。最後，爆發「文匯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張浚生在工委碰頭會（每天的例會）上表示，有人報告說，李子誦某人和劉賓雁、陸鏗、金堯如等一齊吃飯，商談組織「文匯之友」，要《文匯報》「獨立」，拉出左派陣營。什麼北京不清楚，估計可能是台灣或某國，以台灣的可能性大。他還說，「文匯之友」已公開發表了聲明，要《文匯報》「揭竿而起」，成為「筆桿子和槍桿子的橋頭堡」，情況顯得很嚴重。討論結果，一是要陳伯堅出面召開社務會議，爭取李子誦參加，如果情況屬實，要公開聲明澄清。二是要報北京備案，以防真的「獨立」了，不好交代。
陳伯堅立刻會報社開會，擬了「聲明」，李子誦對「聲明」有不同意見，陳伯堅便召開社委緊急擴大會，通過了「聲明」。李子誦不肯參加會議，以陳伯堅越權，非法召開社委緊急擴大會議為由，發出書面通告，解聘陳伯堅的副社長職位（陳伯堅的副社長職位，是社長李子誦發的聘書）。
那天已經下午十點多鐘，張浚生要求召開工委緊急會議，匯報《文匯報》所發生的事件，認為李子誦斷然解僱陳伯堅，證明「文匯之友」的情況是準確的，如不相應採取措施，《文匯報》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討論中，有人提出改組《文匯報》董事會、社委會，開除李子誦的一切職務。其他有關人員，也相應處理。但《文匯報》是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這種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時之間，考慮不出更妥善辦法，又擔心不立即處理，第二天李子誦有進一步改變《文匯報》的行動，出現無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斷處理，但不贊同開除李一切職務。李子誦是我們黨的老朋友，「文匯之友」活動他不是主動者，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不解除他社長的職務，已無法解決問題，但要留有餘地。我主張《文匯報》董事長職務不動，一切待遇（政治的、經濟的）不變，得到大家同意。
我們又繼續討論了幾個問題，包括用什麼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誦的社長職務？有人提議：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較為緩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匯報》的股權如何轉移給新華社指定代理人的問題。由於香港《文匯報》約有三分之一的股權仍由上海《文匯報》所有，須與上海市委聯繫，請他們支持轉移過來。還有一部分由原總編輯金堯如名義擁有的，金堯如已離職，也要轉移過來，以確保新華分社所擁有的股權。
金堯如參加了「文匯之友」的活動，有人主張撤銷金堯如在董事會內的董事職位。我不主張牽連，而且必須召開董事會才能取消董事，新華分社不可能出面做這種事，因此處理金堯如的意見，未獲通過。
有人提議報北京批准。我考慮時已夜深，又不能再拖，並且一旦上報北京，他們還可能說工委「手軟」，應該要更嚴重的處理。我於是說，等不及了，我們報告備案就可以了。
最後，會議決定張浚生當晚代表新華社去文匯報社宣布決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誦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懷著內疚，到李子誦家去做「工作」。我能和這位愛國、正直的老人說什麼呢？我當時只能請他諒解，請他保重身體，建議他外出休息，如去大陸，我願意代為安排一切。我真誠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產黨的朋友。」（當時，我還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
我對李子誦很抱愧。特別是，當後來知道，「文匯之友」活動真相，不是那回事時，更感不安。現在乘此篇幅，謹向李老道歉！
七月上旬，姬鵬飛專門召集、主持了一次討論香港「六四」以後形勢的會議，主要討論了關於「港支聯」的問題。
香港支聯會，以香港激進民主派為骨幹，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他們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門愛國學生運動的機遇，建立了「支聯會」，取得了空前的發展。這是一個以中右為主，綜合左、中、右的統戰型的組織，其領導權掌握在激進民主派手中，當時幾乎網羅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團體，也包括不少原來對政治比較冷漠的中間性社團，甚至還有部分左派組織。他們在六四事件中，對北京採取了異常激烈的鬥爭策略，呼喚要「打倒鄧、李、楊」、「打倒法西斯」，聲明不承認「李鵬政權」的合法性，誓不與「李鵬政權」交往。
會議上，北京認為這是一個企圖顛覆中國政府的組織，是西方某些國家和本地反共勢力結合起來，企圖將香港變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國予以「取締」。姬鵬飛同意李後的觀點，「對英國政府縱容港支聯的做法，我們要進行交涉，要求英國政府撤銷對港支聯的註冊，取締港支聯。」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會上我們分析，據我們情報部門了解，支聯會確有少數人利用這個組織進行反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這些少數人當中，有外國、外方勢力的代表，想把香港變成公開或半公開的反共顛覆基地，廣大群眾出於義憤，參加活動，跟著喊了些過激的口號，我們應該採取分化、爭取的政策--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我們同意採取由英國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締「港支聯」。英國法律是禁止顛覆英皇的。在香港公開號召顛覆中國政府，打倒中國政府的口號，我們可以向英國政府進行交涉，但估計英國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還是要依靠我們自己今後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變成反共顛覆基地，我們認為歷來就如此，現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這次運動，把過去的秘密狀態，轉為公開，或半公開化。情報部門已經初步了解，大陸參加民主運動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聯幫助他們，不但出錢，還有專人在進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這位「專人」的家中，然後取得外國簽證，離開香港。這樣一些少數人，是重點打擊對象。
會議中沒有對工委的分析再進行討論，結論是要向英國政府交涉，「取締港支聯」，並經過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這個組織，取消這個被某些勢力利用，以香港為基地，意圖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
會議還對恢復基本法起草活動，聽了李後的發言。李後根據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現，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須增加防止顛覆政府活動，以及緊急時期實施戒嚴等內涵的意見。與會者沒有異議，也通過了。
會後，外交部和香港新華分社，分別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締港支聯的交涉。我們還在香港進行了輿論上的「攻勢」。英國政府則以港支聯註冊，不違反香港法律為理由，拒絕了中國的要求。此外，我們說服了一些參加港支聯的左派和中間派社團，退出港支聯。有些中間派社團，由於他們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聯，這對港支聯而言，只是「削弱」了一點。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艾中的文章，題為《一國兩制，不容破壞》。我們事先並不知道這事，感到很突然。查問後知道文章是港澳辦起草的。香港社會對這篇評論反應強烈。我感到文章有兩處不妥，一是公開了少數人企圖把香港變成公開或半公開反共基地的內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詞，引導人們認為：在香港凡參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人，都想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打擊了一大片，廣泛樹敵，這不僅不合乎事實，而且極不策略。
第二，幾乎是公開點了李柱銘、司徒華的名字。我感到這樣公開視二人為「敵」，非但不能孤立他們兩人，且會提高他們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還造成以後無法接觸這兩個人，無法進行工作的局面。這兩個人的立場，我們是早就知道的，做為今後政治鬥爭的對手，我們應該既有鬥爭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後，他們對中國形勢估計錯誤，採用了過激的策略，當前，和他們鬥爭成為主要的一面，現在這樣公開點名，實際上是不留餘地了，也是過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慮先設法澄清第一個問題，須向香港社會做些解釋的工作，設法沖淡一些《人民日報》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應，把多數和極少數分開，澄清「反共基地」與多數人是絕不相干的。我立即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重點闡述這一觀點。寫完後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報》發表，結果李後傳話來，只同意在《瞭望》雜誌上發表。當然，這篇文章的基本立場是維持《人民日報》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並不大。
「六四」後，我與司徒華、李柱銘私下有過直接、間接接觸，當時目的是為了留有以後恢復合作的餘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們不會贊同，並且事前可能會組織，事後可能「記帳」，如不立即批評的話。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港支聯「取締」、「取消」的策略方針是錯誤的，是達不到目的的。這個錯誤策略，不僅「九七」之前無法達到，「九七」後也少有可能。如果屆時采強硬措施「取締」，不僅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要進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價，也會使特區政府處於極為困難的地位，損害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爭取大多數，逐步改變他們對中國的態度，隨著大陸本身的不斷改革開放，時間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大陸關係的日漸密切，實現這一方針、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這一錯誤方針、策略的制定，我是參與並同意的，我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