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獲悉，香港支聯會連續30年舉辦的紀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今年第一次未獲批准。港府於5月19日宣布將「限聚令」延長至6月4日。支聯會或許考慮進入維園點亮燭光，然後在網上聚會。
即使香港處在《國安法》通過後如此艱難的時刻仍舊不能忘記31年前那血腥的記憶……
1989年6月4日，手無寸鐵的和平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被坦克碾壓和機槍掃射。肆意的屠殺和血腥更無法用語言和筆墨來形容。
當時的中共陸軍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被稱為「殺人最多」的兩支部隊。
戒嚴部隊中的坦克第一師：故意在自行車道高速行駛追殺學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傷，指揮官是團長羅剛和副團長賈振祿，軋人的坦克車編號是106。
所幸的是，吳仁華，作為一位歷史文獻學者，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一心致力於搜集六四事件的資料。在搜尋和追查事件中的被捕人士、死難者和施害者名單中，終於在2014年有了新的突破。
吳彥輝，是一名退伍軍人，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擔任共軍天津警備區第一師第一團第一連第一排106坦克二炮手。在事件當中，他身處的「106號坦克」因衝進學生隊伍，軋死多名學生而為人所知。他被列入六四事件鎮壓者名單中。
中國98型主戰坦克（圖片：維基）
坦克追碾學生
1989年6月4日清晨，有三輛坦克突然在北京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向數千名撤離天安門廣場且走在自行車道上的學生衝去，造成11名學生當場死亡，兩名學生失去雙腿，涉事的其中一輛坦克的編號就是106。事件中的受害者亦包括在當時被碾斷雙腿的民運人士方政，當年亦有人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過一張條子，上面寫著那一輛坦克的編號。據見證人吳仁華所述，六部口慘案發生時他在現場，當時他和許多學生離開現場的時候，一路呼喊著：「要記住這輛坦克！要記住這輛坦克！」、「一定要記住坦克106號！」
在接受訪問時，吳仁華表示在尋找六四軍人的過程中，最感振奮的發現就是找到了吳彥輝：「找到了這輛坦克的二炮手，就意味著有可能找到這輛坦克的駕駛員和指揮官。儘管最主要的責任者是駕駛員和指揮官，但找到彈藥手就找到了一個線索。」他也說：「找到這位二炮手就好辦了，就知道駕駛員是誰，指揮官是誰，當時到底是他們擅自向學生碾壓還是有人指揮他們碾壓的。」
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一文中，吳仁華是這樣描述的：
在六部口坦克追殺學生撤離隊伍事件中，因為當時所處位置的關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首當其衝，所遭受到的傷害最為嚴重，除了上述名單中的傷亡者（省略），還有一些受傷的學生並不在這份名單上。在整個撤退的學生隊伍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所處的位置比較靠後，跟隨著河北大學的學生隊伍。
一九九零年代初，我在美國洛杉磯主辦《新聞自由導報》的時候，結識了一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恕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也受了傷，幸運的是，他由於個子矮小（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當坦克從他的頭頂開過去的時候，他的身體正好處在坦克的兩條履帶之間，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之外，居然沒有受到重大的傷害。他後來寫了一篇題為《坦克追碾學生事件親歷記》的回憶文章，刊登於《新聞自由導報》。
他在回憶文章中敍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由三、四十名學生組成，處在整個學生撤離隊伍比較靠後的部分。我的同學王培文赤著腳（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由於匆促，加上人多擁擠，很多同學的鞋子都擠丟了），舉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們學校隊伍的最前頭。
大約在清晨七時左右，正當我們隊伍從新華北街轉向西長安街的時候，突然有人驚呼：『坦克來了！坦克來了！』我扭頭一看，只見三輛重型坦克並排行駛，從學生隊伍後面快速地衝過來。隨即又聽到一陣『砰砰』的響聲，散開一片片嗆人的淡黃色煙霧，讓人感覺到呼吸困難。這是坦克在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
同學們情急之下紛紛向路邊躲避，準備給坦克讓出一條通道。但是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鐵欄柵，這道鐵欄柵又是尖頭的，一時無法翻越過去，同學們只好擠在鐵欄柵旁，無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同學們在鐵欄柵旁擠成一團時，其中一輛坦克已經直接衝進鐵欄柵旁的人群中，頓時響起一陣驚恐而悽厲的叫喊聲。
一剎那間，我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種被軋死的感覺在腦中一閃而過，隨即失去了知覺。萬萬沒有想到，在坦克過去之後，甦醒過來的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我環顧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傷，場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豎立的鐵欄柵也已被坦克擠倒了。於是我
在倉惶之中爬出死傷者的人堆，爬過倒塌在地的鐵欄柵，隨後被民眾送到積水潭醫院救治。……」
……
方政
在上述受傷的學生中，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的經歷最具典型意義，也最讓人感嘆.當坦克向學生撤退隊伍快速追逐碾軋過來的時候，方政沒有隻顧自己逃生，而是見義勇為，抱起一位因吸入毒氣和驚嚇過度而暈倒在地的同校女學生向路旁移動。一瞥眼，方政發現身後急速追逐碾軋過來的一輛坦克已經近在咫尺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頭頂，他趕緊將懷抱中的同校女學生奮力推出去，自己卻躲避不及，只好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為時已晚，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遭到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他的腿及褲子，將他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才掙扎著從坦克的履帶上掉下來滾落到了路邊，倚靠在尖頭鐵欄柵上，昏迷過去。（參見附錄照片）
方政的雙腿被坦克壓掉（圖片：網絡圖片）
方政被好心的民眾及時地包紮了傷口，快速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東街三十一號）救治。參與救治方政的醫生事後告訴他說，當時送到積水潭醫院搶救的受傷者很多，血庫非常緊張。方政由於失血過多，已經瀕臨死亡了，經過全力搶救，才保住了生命。方政雖然保住了生命，但雙腿卻失去了，右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蓋下五公分處截肢。[page]
方政的苦難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出院返校之後遭遇到一連串殘酷的精神折磨。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重度傷殘的方政竟然被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列為重點清查對象。方政按照大清查運動的要求，照實寫出了自己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壓的經過。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卻非要他改口說是被汽車或裝甲車碾壓，絕對不能提到坦克。（真想不明白裝甲車追軋學生和坦克追軋學生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正如想不明白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與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一樣。）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一再要求方政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他的堅決拒絕。
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始終懷疑方政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發生之時有暴力行為，否則為什麼會遭到坦克的碾壓。方政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堅決表示自己所說所寫的都是事實，不相信的話，可以去調查。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就去找那位被方政所救的同校女學生調查取證，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女學生既不願意為方政作證，也不承認當時與方政在一起。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抓住這一點，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都沒有解決方政的問題，原先的畢業分配方案被取消，也不讓他再住在學校的宿舍里。
北京科技大學的青年女教師吳蓓和一位姓曹的職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與數千名學生生死相依，後來跟隨學生隊伍一起撤離，她倆都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目擊者。當她倆得知那位北京體育學院的女學生不願意出面為方政作證的情況，非常氣憤，主動找到方政表示說，我們願意為你作證，於是就去找北京體育學院的領導反映情況。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按照個人運動成績，方政理應在全國選拔名單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卻因為他的傷殘原因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關，被以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朴方擔任主席的中國殘疾人協會無理地取消了參加比賽的資格。關於此事，美國《紐約時報》曾經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刊登過一篇詳細的採訪報導。其他的海外新聞媒體也有過報導。
方政身殘心不殘，雖然經歷了一連串的磨難，但仍然自強不息，後來作為個體戶到海南省海口市謀生，包括擺地攤賣東西。海口市公安部門一直把方政當做監控對象，正常生活常常受到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他在海口市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迫使他離開海口市，回到老家安徽省合肥市。
方政截肢後必須依靠輪椅代步，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方政以及他的家庭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神創傷。
搬運遺體
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太殘酷了！現場的情景太悲慘了！目睹者無不痛哭流涕，痛哭聲震天動地。從小就在書本上讀到「血腥」這兩個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的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現場，我才真正明白了「血腥」這兩個字的含義。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慘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現實是如此之殘酷，而心情是如此之傷痛。
從此以後，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中：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攙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倒在離這具遇難學生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粘到了一起。（參見附錄照片）
（當我從電報大樓門口重返六部口慘案現場的時候，部分受傷的學生和遇難學生的遺體已經被民眾運走了。）
一些極度悲傷的學生滯留在慘案現場，一邊哭一邊商量，是否應該將這些遇難學生的遺體運走，免得被共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去毀屍滅跡。於是，有幾個學生走到六部口郵電局西面的一個胡同里，向一家住戶要了一塊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的木板，在一些現場民眾的幫助下，這幾位學生開始一具具地將遇難學生的遺體抬離現場。
雨源（化名）是這幾位學生中的一位，他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當時坦克就在旁邊轟鳴著，我們流著淚，也顧不得害怕了。我已經記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個腦漿被壓出來的學生。當時由於木板太短，他的頭頂在我的肚子上，腦袋已經空了，但我的襯衫上仍然沾了一些腦漿。抬另一個內穿紅背心的學生時，他的一隻右臂和上身只連了幾絲肉，基本上已經掉了下來，紅背心和肉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來，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後把他抬了出去。還有兩個學生已經和自行車碾到了一起，我們費了好大勁兒才將一個和自行車分開。而另一個被壓得自行車的腳蹬子刺進了胸腔，我們實在無法將屍體和車子分開，只好連同壓扁的自行車一起抬了出去。
記得我們抬最後一個屍體的時候，從長安街西面又開來一批坦克（應當就是先前由東往西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坦克，此時由原路返回。——作者注）。我當時正拿著木板朝東蹲著準備抬屍體，根本沒注意背後的事。突然間，許多市民和學生都衝著我喊叫起來。我回頭一看，一輛最邊上的坦克，馬上就要壓到我了，我條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轉眼這輛坦克已經駛過，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剛才的木板，約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壓得象麻片一樣，我被剛才的情形嚇出了一身冷汗。「
最後，這幾位學生終於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抬到了西長安街後面的一個胡同里。遇難學生的遺體雖然抬離了現場，但擺放在胡同里總是不妥，這幾位學生正在為如何處理而發愁的時候，正巧來了一位見義勇為的個體戶司機，他流著淚建議把這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去，以備作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其中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雨源等幾位學生也上了小卡車，護送遇難學生的遺體。
由於擔心在大路上行駛會遇到共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奪遇難學生的遺體，個體戶司機特意駕駛小卡車沿著胡同開了很久，然後才拐上了二環道。
一路上，個體戶司機對雨源等幾位學生講述了他這一夜是如何搶運受傷者和遇難者遺體的所見所聞。
由於小卡車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是疊放上去的，車子只好開得很慢。這時候，車子前後已經跟隨了許多悲憤的民眾，騎自行車或步行。
小卡車拐上了二環道之後，許多民眾騎著自行車前後圍著小卡車，護送著小卡車駛向位於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一路上，騎自行車護送的民眾越聚越多。小卡車的前後左右還跟隨了許多步行的民眾，至少有上千人。
當小卡車到達中國政法大學的時候，已有數千名師生簇擁在學校東門口迎接。雨源剛剛跳下小卡車，一位教授模樣的老年人噙著淚水上前緊緊抱住了他。雨源就象一個出門在外受盡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裡一樣，趴在教授模樣的老年人身上嚎啕大哭起來。當時整條大街上什麼聲音也聽不見，聽到的都是哭泣聲。
被坦克活活擠死
當時與雨源在西長安街上同行的還有一名王姓的同學，他與雨源跑散後，差一點被快速追來的坦克撞倒。當他跑到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現場的時候，看到一個受傷的學生躺在地上，一支臂膀幾乎被坦克的履帶碾壓下來，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但令人吃驚的是，在王姓學生的慌亂攙扶下，這位受傷的學生竟然站了起來，並能坐上一輛自行車的後座，扶著自己受傷的那支胳膊離開現場，被載往醫院接受治療。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過了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雨源得知了這個胳膊受傷學生的下落。這時候，他已經永遠失去了那隻胳膊，而且被迫離開了他所在的大學。
準確地說，部分死難的學生並不是被坦克碾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在三輛坦克到達之前，他們已經緊急躲避，有的已經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柵，有的雖然來不及或無力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柵，但已經讓開道路，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柵旁邊。可是，其中一輛坦克並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欄柵，衝上人行道，把這些學生活活擠死在綠色尖頭鐵欄柵處，然後又猛地掉轉頭，甩倒幾名學生。從遇難學生遺體的狀況來看，也可證明部分死難的學生確實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
製造了六部口追軋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三輛坦克，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該坦克師當時奉命組成一支坦克車隊（共有八輛坦克），由團長羅剛上校（北京人）擔任指揮官，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緊急趕往新華門一帶驅趕集聚在那裡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學生和市民，然後又一路向前行駛，追逐碾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
……
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中共出動坦克和裝甲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屠殺。（圖片：六四檔案網）
當年的「坦克-106」駕駛員與他的同袍，充其量也就是二、三十歲的人，今天也不過就是五、六十歲。希望你們能夠讀到此文，能夠向中國人民、遇害的青年學子們懺悔和謝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