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四中67屆初二畢業生，曾親身經歷了文革期間學校發生的一些事情。雖然從1966年6月13日開始停課鬧革命到1969年1月中我們離校赴陝西延長縣插隊這段歷史並不長，但是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不要說是在中國歷史上，即便是世界人類歷史上也可說是亘古未有。如果用最簡潔的話總結就是：瘋狂、迷亂、變態。它給人的肉體和精神上帶來最極致的摧殘，對生產力和社會發展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在扭曲人性和顛倒黑白方面遠遠超過了獨裁專制的希特勒和史達林，其綜合性的傷害指數是戰爭和自然災害都無法達到的。
說實話，現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棟，它也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了。我作為一名親歷者，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而是置身局外的一名「逍遙派分子」，這種人雖然不在多數，但畢竟是自成「一派」，所以研究和觀察文革史，不能忽略這些「無所作為」的人。他們雖然相對超脫，似乎對如火如荼的運動很少過問，但是這些人有其自己的思想活動，甚至是價值取向，他們可以說是一批單純、迷茫、無所適從的年輕人。同那些狂熱整人和遭遇迫害的人相比，我們這些人既沒有作惡也沒有受到過多的傷害，面對各種惡行和不公，顯得無能為力，我們就像是海邊的沙子，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中隨波逐流。
作為一名典型的「逍遙派分子」，我希望藉此機會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和想法告訴大家。這些事情有些可以說是平淡無奇，甚至是無聊，但它們畢竟是那個特殊年代諸多事變中的一些小插曲，即使沒有什麼政治上的意義，但讀來還是頗有意思的。我根據自己的記憶所記錄的事情沒有確切的時間，也不連貫，這些支離破碎的回憶片段只能是對於那個年代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補充和豐富。
其實我成為一名「逍遙派」是沒有什麼原因的，也許是和小時的家教有關。記得從小學時起，父親就不斷地給我灌輸「當一名科學家」的思想，不知他是為了我的名利，還是為了更理想化的目標——為祖國做貢獻，反正沒有進一步說明是為了什麼，好像只是一種直覺而已。此外為了勵志，還總講些拿破崙怎樣與士兵一起吃黑麵包，達爾文怎麼吃蟲子，甚至毛澤東如何故意去山上淋大雨（也不知他從何處聽來的）。他似乎只知道培根說的「知識就是力量」。於是這些觀念逐漸在我腦子裡紮根，成為日後指導我行為的方針。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他的設想在發展。我從小學裡的拔尖生，順利考入四中，這似乎更加堅定了父親乃至我的信念，腦子裡除了學習知識，樹立理想，策劃玩耍之外，好像從沒有想過別的東西。記得我那時在班裡是有名的淘氣鬼，學習成績排名中偏下，但惡作劇卻接連不斷，以至於老師幾次將我調換座位，試圖讓優秀的班幹部「管住」我，但他們不是被我爭取過來一起惡作劇，就是被我氣得哭鼻子，現在想起來也不知怎麼會把一個大小伙子氣哭。這種不安分還反映在學習上，雖然成績一般般，卻經常給老師教學提意見，提出各種改進的建議，的確是令老師頭疼的人物。
這種狀況被突如其來的革命打亂了。1966年文革一來，學校頓時亂了套。開始幾天還能湊合上課，隨著運動深入，大字報、揭批反動老師，導致6月13日宣布正式停課鬧革命。此時大多數老師受到衝擊，人人自危。學生們則成幫結夥成立各種組織，除了一些「正規軍」外，還有許多起鬨架秧子的，比如二、三個人也打出什麼「獨立大隊」，「窮哥們戰鬥隊」，「找挨罵戰鬥隊」之類怪異的旗號，生怕不能引起別人的注意，似乎有一種唯「天下大亂方顯出英雄本色」的勁頭。學生和老師，老師和老師，學生和學生之間，可以隨意挑起鬥爭和批判，完全無需事實和證據。很明顯，許多人出於求生本能，只好是「先下手為強」，像瘋狗一樣亂咬一氣，因為這樣才更安全。學校里，尤其是教研組那個院子裡，牆上和窗戶上貼滿了大字報，樹上是各種標語。教室里整天空空蕩蕩，沒人去上課。越是資格老的教師受到的衝擊越大，因為他們的歷史中，多多少少都能夠找出一些「問題」，然後無限放大歪曲，最後扣上「反動分子」的帽子。比如強調學習成績、偶爾對某事的消極評論、甚至玩笑話和個人的家庭生活都能夠成為「罪過」，加以批判。我的班主任王行國老師當時是中年教師，是50年代四中留校的優秀生，曾參加過一些運動。他一生教授政治思想課，雖說沒有那麼「左」，但都是教給學生要有政治覺悟，有理想，有道德，居然也成了反動教師，挨鬥和被強迫勞動改造，受盡屈辱和折磨。我班另一位老師唐琳，由於年輕，資歷短，又是來自部隊，所以受到的衝擊小一些，好像有幾個學生寫大字報攻擊她「白專道路」，弄得她也整天灰溜溜，戰戰兢兢的。
8月初清華附中學生帶頭成立紅衛兵後，按照「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口號，我班同學中也自動分出了幾類人，出身革命幹部（按現在標準應該是局級以上）家庭和革命軍人家庭的自然而然成為紅衛兵，那些出身工農（其實四中非常之少）家庭的雖然也入了紅衛兵，但似乎低他們一等。剩下的約占總數二分之一多些，都是一般國家幹部，小職員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這些人中有些人的狂熱不亞於那些幹部子弟，竭盡全力爭取加入紅衛兵，好像比入黨還要光榮，有些小混混為了搞到那麼一個紅臂章，不惜做個「冒牌貨」，在那裡招搖，如不能如願，則積極跟在那些人後跑龍套。還有少數幾個出身不好的，比如「小業主」，「歷史有污點的人」（比如家長當過右派或是受過勞動改造），他們或是被鬥爭，或是被遣返回原籍，驅逐出北京。
我作為不愛學習的分子，一旦停課，頓覺一身輕鬆，無拘無束。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對於那些「揭發材料」毫無興趣。偶爾溜上幾眼，也覺得是無稽之談，胡說八道。於是整天在校園子裡轉悠。四中的校園子很大，樹木又多，有些地方十分荒涼，這倒成了我的樂園。我平時酷愛玩彈弓子，經常和班上幾個好友切磋製作工藝和射擊技巧。還從街道上撿回膠泥，自己動手製作彈丸，那渾圓標準的泥丸，能保證在擊中目標前絕不會偏離彈道，我雖然做不到「百步穿楊」，最後還是練就十有八九能夠在30米開外擊中一個電燈泡的本事，也不知有多少可愛美麗的小鳥成為我的「彈下鬼」，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造孽啊！
進入7月，隨著酷暑來臨，校內鬥爭也日益白熱化。學生們已不滿足於大字報聲討和揭發，有人開始採取暴力鬥爭的形式。那些老年和中年教師，幾乎無人能夠倖免被鬥爭，就更不用說那幾位校領導了，他們往往會成為鬥爭任何人的鬥爭會的「陪鬥」。有時還會發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荒謬事，比如當大家圍住某位「反動分子」高呼口號，奮力批判時，參加者中忽然會有人發聲喊：「把×××也揪出來！」於是某人便會莫名其妙地被幾個煽動起來的人扭住，推上台去，被按在那裡批鬥，露出一臉的驚恐和不解。此時完全不需要解釋原因和陳述「反動事實」，隨便扣上一個帽子便可以，從來沒有任何人去質疑它的真假。人們的良知和判斷能力似乎已完全被狂熱的信念所麻木，會真心實意地去相信這就是個壞蛋，毫無保留地去鬥爭這個平日無冤無仇的同事或朋友。分析這其中的原因，這種挑撥的人也許是與被鬥的人有昔日過節，不能排除「公報私仇」的嫌疑，也許是想用「先發制人」的方法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保護自己。總之他們的目的都完全沒有正義性可言。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神奇之處，它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人性中「惡」的一面。各種鬥爭會在校級、年級和班級全面展開，有時幾個學生一合計就可以把某某鬥爭一氣。在學校有組織的鬥爭會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對校務主任屈大同的鬥爭會。記得那天上台陪鬥的還有幾位校領導，其中只有屈大同在做完「自我批判」後，和台下的群眾一起高呼：「打倒屈大同！」那副超脫的樣子好像是在鬥爭別人！這也許是自保的本能？這讓我想到一些人在受到紅衛兵暴打時，他們會高呼「毛主席萬歲」，以為可以自保，而且越是被打得狠，呼聲越高，那些鞭子木棍就像是鼓槌，而他們的肉體就像是鼓面。這實在讓人難以理解，施暴者純粹是受偉大領袖的指使來動手，而偉大領袖卻還要受到「山呼萬歲」的待遇！是這些人有自虐傾向嗎？還是這種政治運動已使他們的人格發生了可怕的扭曲？
鬥爭老師的高潮發生在8月4日。那天上午有大約二十幾位校長老師被學生們押到操場上，沿著400米跑道遊走示眾。為首的是校長楊濱，後面跟隨的是劉鐵嶺、屈大同和一些老教師，其中還有我班班主任王行國老師。他們的衣服被墨汁塗得髒亂不堪，臉上身上露出被打的傷痕，身上掛著自己名字的招牌，上面打了紅×，手裡拿著土簸箕或者破鑼，一路敲打，呼喊打倒自己的口號，有的人頭上還被套上鐵絲字紙簍，極盡羞辱之能事。一路游鬥，受到學生們的圍攻和踢打。我懷著好奇的心情，跟著人群，沒有動手和呼口號，不知此時的頑皮和荒唐念頭為何消失了！作為年輕幼稚的學生，我內心只是感到彆扭和奇怪，學生們為何會對這些備受尊敬的老師如此仇恨，如此下狠手？被鬥爭的大部分人都低垂眼皮，作俯首貼耳狀，以免遭更大暴力摧殘，只有為首的校長楊濱，始終昂著頭，眼中透露出不屈的神色，平日那股校長的威嚴勁絲毫不減。楊濱在中學校長中算是級別高者，她從北京女一中校長位置調來坐鎮四中，當時位居西城區教育局副局長。平日在校內可以說一不二，頤指氣使，周圍人皆對她有幾分懼色。此時老太受此凌辱，豈有忍受之理！所以她的不服導致她比別人多吃些拳腳。將近中午時分，他們被學生們押到其它地方，繼續談挨鬥的感受和做自我批判。
教師們是「反動權威」似乎還可以理解，但荒謬的是，學生中居然也有「反動分子」，他們也照樣難逃受折磨的厄運。記得初一年級有一位身患小兒麻痹症的殘疾學生叫趙之洪，他平日行動要靠雙拐。他也是我在小學的同學，是個才華橫溢的學生，不知是身殘激發了他身上無限的潛能，還是自幼書香門第的耳濡目染，他在小學時居然辦過個人書法和畫展，他臨摹的徐悲鴻的奔馬圖簡直可以亂真，此外聽說還精通金石篆刻。雖然殘疾，卻是班上的中隊長。也許是成績優異，四中破例招他入學。這種每天架雙拐上學的學生在四中歷史上也許是特例了。可就是這樣一個溫文儒雅，充滿才華的年輕人，竟然被一些學生揪出來鬥爭。每次看到他艱難地支撐著身體接受那些喪失人性的學生們的圍攻和侮辱，我心中都會產生一種莫名的忿恨和絕望。趙之洪那淌著冷汗的灰白色的瘦削麵孔，那堅毅不屈的目光，那被墨汁和各種污漬搞的不堪入目的白襯衫，都像刻在石頭上的紋理，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永生難忘。這些以折磨人取樂，尤其是折磨朝夕相處的同學的人，他們的良知到底何在？我懷疑這類人的大腦結構或者組成的成分也許與眾不同？為什麼在沒有任何仇恨原因的情況下會產生如此殘暴的舉動？我相信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參加施虐，而且有些人手中還會有人命。但是在這個法制和公平欠缺的社會裡，他們非常幸運地免去被追究，也許這些罪孽會像幽靈一樣糾纏著他們的靈魂，伴隨其餘生。
其實這些鬥爭都是為更大的政治鬥爭做鋪墊。8月5日，毛見時機成熟，寫出文章「炮打司令部」，劍指他的老戰友，國家最高領導人劉少奇。緊隨其後，其他高級領導人猶如多米諾骨牌，紛紛中箭落馬，被指「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他們的子女，那些「天然」的紅衛兵和革命中堅們的命運，一夜之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人上人」，變成「人下人」，從鬥爭別人變成被鬥爭對象！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奇力量！平日身穿軍裝，佩戴紅臂章在校園裡神氣活現的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源，薄一波的三個兒子，彭真的兩個兒子，頃刻間變得灰溜溜，走起路來都儘量靠邊，迴避別人的目光。可是薄一波的三個少爺和彭真的二少，也許是因為比別人更加傲慢，不得人心，居然也成了學生們鬥爭的對象。清楚地記得在學校大操場主席台上，看到薄一波的兒子們和其他陪鬥的高幹子弟，被學生們扭住胳臂，把頭壓到接近地面，還要強行抓住頭髮，迫使他們揚頭，那個難度可真夠大的。雖然批判之聲四起，但薄的兒子們還是目露不屈，扭動身子，與壓迫他們的人抗爭！倒是那些中級領導人的子女倖免於難，這完全要看他們的爹媽是否能保住「老子英雄」的地位，否則連個混蛋都不如。
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毛決定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北京市的紅衛兵，公開給那些無法無天的學生撐腰，這使全國從此陷入一種紅色恐怖之中。國家機器中除了軍隊，這些狂熱的烏合之眾可以對任何機構和人發號施令，干涉任何人正常的生活，其荒謬程度超過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的恐怖分子。可是毛還嫌不夠，為了火上澆油，他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居然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219頁）對此公安部長謝富治心領神會，24日要求派出所警察為紅衛兵提供「黑五類分子」情況。一場更大的浩劫——抄家和破四舊降臨了。
紅衛兵們為了行動方便，成立了「西糾」，「東糾」，「海糾」，以至於「聯動」。四中是「西糾」老巢，因為那裡幹部子弟最多。親眼見每天早晨大約8點多，「西糾」紅衛兵在孔丹和孔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的指揮下，在教研室院子裡集合，許多人手中提著帶鐵扣的腰帶、木棍、皮鞭、繩索之類，其中還不乏一些從女校網羅的女生，一臉亢奮，殺氣騰騰，聲勢唬人。每次大約上百人，集合完畢，一聲唿哨，衝出校門，撲向那些社會上的「牛鬼蛇神」。
為了拘押那些從社會上抓來的「牛鬼蛇神」和「黑五類」分子們，四中的紅衛兵特地將學校教職工食堂作為他們的刑訊室。教職工食堂在教研室院子南側，有一狹窄小巷連接，十分隱蔽，外面聽不到裡面受刑者的嚎叫聲。有好幾次，我早晨到校後，經過那裡時，都看到紅衛兵用破蓆子裹著死屍，從小夾道里抬出來，蓆子外面露出死人青紫色的赤腳，讓人目瞪口呆。出於好奇，再加上頑皮，為了一探究竟，我索性和一個要好的同學悄悄爬上職工食堂的房頂，從開著的天窗往下窺探。從這裡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紅衛兵是如何折磨人的場面。
水泥地上躺著幾個不知從哪裡抓來的男女，其中有看似70多歲的老人，衣衫襤褸，奄奄一息。不時有紅衛兵從旁邊屋子裡出來，對他們狠狠抽上幾皮帶，踢上幾腳。那些人早已被折磨得接近昏厥，對暴力毆打幾乎沒有什麼反應。兩個年輕女紅衛兵也許見此狀覺得不夠過癮，一人居然提一壺開水，準備往他們身上澆，但不知為何另一位女兵把她攔住，用一把食堂炒菜用鐵勺狠命敲打一個女人的大腿，那個女人頓時發出撕心裂肺般嚎叫，看來那玩意比鞭子棍子好使多了。見達到目的了，她們二人才洋洋得意地離去。為了測驗一下那些躺在角落裡的人是否還有生氣，我用彈弓向一個人的小腿射出一發泥丸，可以聽見它撞擊皮肉的聲音，但是那個人卻絲毫沒有反應，看來是早已咽氣了。這些就是中國歷史上公元1966年9月紅色恐怖期間發生的事情。據官方後來公布的統計數字，僅在北京，從8月下旬到9月底的四十多天裡，共有33695戶被抄家，1772人被打死，85000多個所謂「五類分子」及其家屬被驅趕出北京（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184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知是什麼力量助長了中國人之間如此的仇恨？
我所目睹的破四舊只是發生在學校里。忘記是哪天，在初中教室的大院子裡，人們開始把圖書館裡的圖書搬出來，堆在院子裡，狂燒一氣，眼見那些包裝精緻的，泛著古舊黃色的，厚厚的書被焚燒，心中覺得實在是可惜啊！據說四中的藏書數量在北京中學裡還是名列前茅的。與此同時，一些學生站在圖書館二樓，從敞開的窗口中，瀟灑地將一張張木紋唱片甩出窗外，可以看到那些寶貴的唱片落地變成碎片四處飛濺，樓上的人臉上露出一種病態的得意過癮之色。我的心裡則充滿了無限的惋惜，因為我酷愛音樂，我知道那裡面有許多名曲，代表著人類藝術的結晶。
抄家和破四舊之後，「聯動」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為反動組織，轉入地下。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政治運動中一切都不可預料，今天的「座上賓」會成為明天的「階下囚」，命運多舛，事實證明還是我這種「逍遙派」比較安全。之後學校的運動轉為一個比較平穩期，毛似乎也不願意看到國家長期如此亂下去，達到清理「走資派」和異見者的目的就可以收場了。可是事情並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發展，緊隨其後發生了派性鬥爭和武斗升級。學生們不甘寂寞，打起了派仗。和社會上一樣，四中也分成了「四三」、「四四」派，什麼「新四中公社」等等。我實在是看不出這些人的觀點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不外乎就是看誰的口號更左。我對他們這些行為實在不感興趣，說實話，直至目前我仍然對在四中歷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四三」、「四四」派的觀點沒有了解。那時，我的日子更加「逍遙」，除了偶爾去學校看看，用彈弓子打鳥，幾乎不去學校。每天去游泳，閒時則自學英語，當時的學習材料只有英文的毛的「老三篇」。記得我當年把它們背得滾瓜爛熟，而且能用華麗的手寫體一氣默寫下來，就連父親單位里的資深老翻譯都吃驚不小。後來這點英文底子還幫助我1973年在插隊中參加「張鐵生高考」時勇拔頭籌，把個內蒙師範的招考老師鎮住了。
其實說到「逍遙」，四中也不乏這類人，有些人是冷眼旁觀，有些是加緊修煉。記得有一次在校園裡追擊一隻受傷小鳥，來到學校果園之中，突然在葡萄架下偶遇一年長些的同學。他一臉驚慌之色，雙目放出狡黠光芒，見我只獨身一人，便鎮靜下來，引我到葡萄架下，告訴我哪種是新疆馬奶葡萄，哪種是無核葡萄。我一嘗果然極其美味，他洋洋得意地說，其實學校種了這些葡萄根本沒人管理，人們也不知道它們的美味，與其讓它們浪費，還不如讓他來收穫才合情合理。這類人也是「逍遙」的一種。
為了讓紅衛兵更聽話，毛下令於1967年1月開始對學生實行軍訓，3月學校複課鬧革命，此後「逍遙」的日子基本結束，每天去學校接受戰士「楊排長」的訓練，不外乎是些走隊列，學習毛的語錄，極其無聊。入秋以後，有人在大操場西北角的一個廢棄的防空洞裡發現了水銀，於是四中又興起了一股「淘寶風」。四中地處北京「西什庫」，清朝期間是皇家收藏西洋人送的禮品的地方，這水銀恐怕就是其中一部分。當時學生們十分無知，全然不知液態水銀劇毒，進入人體會致命。出於好奇，他們在防空洞的黃土壁上用小刀挖掘，潮濕的土塊中常常流出一些小水銀珠，他們再將這些水銀珠收集到小瓶中觀賞，十分稀罕。我這個「逍遙派」也當仁不讓，加入了淘寶隊伍，常常冒著冬天的雪，在那些被挖得千瘡百孔的土壁上樂此不疲。
進入1968年後，記得在深秋季節曾參加了一次「大串聯」。和幾個同學乘火車去漢口，路上行車三天，車裡塞滿了人，行李架上是最舒適的地方，最慘的是座位下。由於根本無法移動，我們只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廁所也擠滿人），新陳代謝幾乎停止，一路站到漢口。回想起來真是佩服自己的生存能力！
這種「逍遙派」的日子一直延續到1969年1月，我們被整批地發配去陝西延長縣與貧下中農結合。至於後來插隊的日子，那些奇遇和黑色幽默足以寫一部長篇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