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烏蘭、易麗君譯，廣西師大出版社
一
在某種意義上，米沃什的這本《被禁錮的頭腦》，比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義。奧威爾的那本是預言幻想小說，重在描寫人們在巨大的外部壓力及恐懼之下，如何思想變形，完成了從屬和歸順的過程。身在英國的奧威爾，並沒有親身經歷俄式極權主義，沒有看見它是如何從一個社會內部成長出來。實際上任何被稱之為「怪胎」的東西，都不可能僅僅是外來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歷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寫在1951年的這本，重心放在了當時人們如何從自身的處境、困厄及個人野心出發，自覺併入強勢力量，最終變成了壓力的一部分。書中所見所聞，為作者本人親身經歷。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蘭詩人。當他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時，他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斯拉夫語系教書，在波蘭故鄉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課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傳。曾經有人運用氣球，將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從美國降落在他母語的土地和山巒上。他被隔離的原因在於開始寫作這本書的早些時候，他從波蘭駐法國使館文化參贊的位置上離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時值冷戰初期，巴黎的知識分子如薩特、波伏娃正陷入與史達林主義的調情，這書被視為「美帝國主義的宣傳品」。巴黎的波蘭僑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於恐懼和投機，是由於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責他在為共產主義「做宣傳」。一位巴黎的心理醫生認為，一個人已經在現有體制中擁有體面位置，居然還要流亡他鄉，一定是瘋了。在極度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予他支持的人中有兩個光輝的名字：法國作家加繆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後者為他這本《被禁錮的頭腦》的德文版寫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還在於儘管饑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賺。他是唯一一個不給「自由歐洲」寫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內他為自己出走的選擇，感到「罪過」和「羞恥」，這種感覺伴隨了他的一生，認為那除了是一個災難，而不是別的。1960年他去了美國一呆三十年，一邊教書，一邊堅持波蘭語寫作。「忠實的母語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總是在你面前擺下你各種顏色的小碗。……命運鋪開一面紅地毯，在一出道德劇的罪人面前」。（《我忠實的母語》，綠原譯。）
冰凍解除之後，米沃什於90年代初回波蘭，病逝於克拉科夫。他的詩歌與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國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詩人綠原譯出了米沃什詩選《被拆散的筆記簿》，成為許多中國詩人的最愛。近些年，陸續有《米沃什詩選》、《米沃什詞典》、《詩的見證》問世。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在人們翹首以盼很久之後，終於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錮的」一詞在波蘭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並不僅僅是強迫的，而是有著心甘情願的意味。新信仰也許帶著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僅是壓迫，這使得這本書擁有了極為豐富的闡述空間。
這本書也會讓年輕的中國讀者，面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們，有一個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來自立陶宛一個貴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屬於波蘭。他的家族屬於說波蘭語的上層社會。當時的立陶宛首都維爾諾，是一個十分國際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為立陶宛駐法國外交官員，用法語寫詩。米沃什與他的年輕同伴之間，也有一個先鋒詩歌的小圈子，他後來回憶道：那時候一個維爾諾的年輕詩人頭腦中所想的問題，與一個法國年輕詩人沒有什麼分別。在當時國際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青年米沃什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慚。
如此美麗一個的地方，卻再三被外來強權占領與蹂躪。米沃什在書里這篇《伽瑪，歷史的奴隸》的開始寫道：「最近半個世紀它曾輪流屬於不同的國家，人們在街道上見到各國的駐軍，每改變一次政權，油漆工的工作量就會增加很多，因為他們要把政府門前的牌子和名稱刷上新的官方語言，城裡的居民又得換上新的護照，努力適應新的法律和法令。維爾諾的統治者依次為俄國人、德國人、立陶宛人、波蘭人，而後又為立陶宛人、德國人、俄國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詩集，在當地享有文名。他與他的朋友們把自己的詩歌流派叫做「災變論」，年輕人已經清晰地感到災禍就在不遠處。1939年，德國與蘇聯的「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條約」，瓜分了波蘭，立陶宛歸屬蘇聯，紅軍開進了維爾諾。1940年米沃什從維爾諾逃到華沙，參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組織。1941年這個地方被德軍占領。1944年，蘇聯軍隊從德軍手中重新奪回和占領了這個地區。兩次目睹蘇聯軍隊占領，米沃什將某種看似勢不可擋的力量稱之為「壓路機」。「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個國家人民的希望，使其產生悲觀失望的宿命情緒」。
維爾諾的命運是整個波蘭國家命運的一個縮寫。今天的人們想要在腦海中再現那種場景是很困難的：一方面，是戰爭結束之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另一方面，是前進中的歌聲、旗幟。這一回，闖入者最大的擅長還在於，將自己描繪成歷史進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學說，以「新信仰」的名義，要求人們服從。即使在黑格爾那裡，歷史仍然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在演進，處於當事人的視野之外，而新信仰則把客觀發展的「歷史」替換成了「第一人稱」，聲稱他們這些人正好代表著歷史運行的方向。
在這種總體形勢下，實際上並無選擇。擺在人們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來，如何適應這種形勢，如何與眼前的局面達成妥協。米沃什用「開船前的恐懼」來形容這種精神狀態。社會危機和個人身家性命的危機，使得人們忘記了他們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機，忘記了他們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們把這個事實輕輕地壓下了。恥辱印在他們的腦門上，他們盡力想要忘卻。
該書第一個章節的標題為「『穆爾提—丙』藥丸」。它來自一位波蘭作家維特凱維奇發表於1932年的一部長篇小說《永不滿足》，其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們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歐洲熱門哲學人物胡塞爾、卡爾納普的話題均在其內，然而書中的氣氛卻是詭異不幸的，人們陷入了虛無主義，深感一切都沒有意義。市面上開始流行一種據說是來自蒙古哲學家的藥丸，吃了這種藥丸人們就會變得安詳和幸福。往日爭論不休的問題，會變得非常膚淺和無關緊要。米沃什借用小說中「穆爾提—丙」藥丸這個比喻，來形容新信仰給人們精神上帶來的穩定作用。這種藥丸之所以生效，在於人們呼吸的空氣中有這樣四種元素：
一、空虛。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對於世界的統一解釋和統一圖景。這個東西原來可以連結一個社會裡不同人群——農民、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邏輯的大學生。辯證唯物主義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對於世界的完整解釋，讓孤獨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為社會的一分子，讓覺得自己百無一用的人們，重新對社會有用。
二、荒謬。無意義感。原有傳統的、溫情脈脈的生活被打碎了，人們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為：吃、喝、賺錢、做愛、生孩子，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缺乏人生意義。某種情況就像我們這裡曾經命名的「小資產階級的苦悶」。米沃什強調，那些以傳統社會看來的「異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進新體制。相反，那些能夠腳踏實地生活的人們，卻不太容易受到這套東西的蠱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種徒勞感。知識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無效的，他擔心自己寫下來的東西沒有創造力，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和需要，不能與現實的運動保持同步。在種種干擾之下，「他寫作衝動的源泉早就已經渾濁不清」。那種叫做新信仰的東西，據說既能夠反映社會新的變革，還能夠指導這種變革。這就好像一下子騎到老虎背上去了。人們願意為此賭一把。
四、成功。不僅是獲得未來人生的成功，正在發出召喚的未來，也需要一個當下的行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個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術」，而他周圍已經有人經歷過了，他們現在正以同情和鼓勵的眼光看著他。跨進一個新的大門對他並非易事。從前習慣了絕望與否定的語調，現在的任務是要換一種肯定的和歌頌的。他突然發現，這是能夠做到的。於是，他終於「度過了轉折期」，一條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無限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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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人們更多表現為喜氣洋洋，像被集體施了催眠術一般，臉上掛著那種沉默詭異的表情，從此不再開口。米沃什的觀察力是驚人的。他強調，在波蘭作家當中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件比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兩年之內，他已經感到不能忍受，意識到了後面即將到來的一劫不復的精神災難。
對於西方列強的失望，也是為東歐知識分子與中國知識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經驗。書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為今天的一名中國知識分子，在其中也能夠找到許多共鳴。稍微拉遠一點看，當時波蘭知識分子遭遇到的這些問題，由戰爭的暴力與破壞一下子摔在人們腳面上的重負，也是一個現代性的遭際。人們從一個自洽的、受庇護的傳統社會，被拋入需要個人承受巨大壓力的現代社會，許多傳統文化並不提供這樣的支持。
米沃什設想後來的讀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人們沒有就黑格爾式的歷史運行觀做出一番討論嗎？他的回答是：議題是人家設計的，對方有備而來。「在武裝好的理論家和應戰者之間存在著比例失調的現象，就像坦克跟步兵決鬥一樣。」某種情況與中國一樣：一個人即使熟讀四書五經，掌握了唐詩宋詞這樣精美的文化，但是對現代社會如何組織起來的，什麼是人與人之間平等合作的關係，也仍然一無所知。結果是，運用前現代的方式去解決現代性的問題，本來應該往前一步，結果卻變成了往後一步，甚至是好幾步。
讀到這些章節，我的腦海中會浮現出許多前輩的面容，想起他們說過的許多話。一位我尊敬的前輩，曾與我談起過最初接觸「社會發展觀」所產生的巨大心靈衝擊，他感到有人能將歷史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全部說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終強調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自己早年的選擇無怨無悔。無論如何，我們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親所走的也是同一條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訴我們，任何選擇不是憑空產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條件，看似自由的選擇其實未必自由。再者，選擇也是建立在自身現實與思想基礎之上，而這些基礎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這種條件下人的頭腦更多是危機的產物，它釋放危機以及複製危機。
米沃什揭示了某個晦澀的深層心理結構：深層是個人前途及道德危機，人們能夠感受到的卻又是發自內心的服膺（臣服），他沒有把這個過程說成是出於外在壓力。面對一場「精巧的辯護」這種批評，米沃什的回應是，他只是誠實地寫出了自己看到的東西，將不同聲音、不同人們自己的解釋、理由寫進書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聲部敘述，而沒有為了仇恨或怨恨，將事情簡單化、符號化，更沒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裡的人們的需要。
三
每本書有其自身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淘洗，該書的第三章「凱特曼——偽裝」，顯得越來越有意義。它不僅適合極權主義的早期，而且對於後期極權主義，同樣有著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銳地指出，在來自歐洲東部的人，會發現西部的人們，不管是搬運工還是計程車司機，看上去表情坦然，輕鬆而自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沒有那種內心的緊張、晦澀和難言。受到「辯證法壓力」的人們則充滿了矛盾。人們必須演戲。必須戴上面具。在大街上、辦公室里、會議廳、工廠、甚至在起居室，人們說每一句話必須考慮後果。戰戰兢兢的狀態，並沒有培養起人們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過是逢場作戲。如果不能中斷，那麼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國駐波斯外交官的一項發現，它被稱之為「凱特曼」。按照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們認為，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傷害，不僅應該對此保持沉默，而且還要公開否認自己的觀點，公開羞辱和貶損自己，採用對方的立場和語言，出席一切在他看來是荒唐的儀式和表演，爭取加入到對方的陣營中去，藉以蒙蔽對方，引對手犯錯誤。
如此，人們在強權面前的潛台詞就變成：你要什麼，我給什麼。我正好是你要的那個東西，我是你的邏輯，你的立場。這下你沒有什麼可說了吧。如果犯錯誤，那是你的錯誤，你的不幸和無力，與我無關。你的錯誤由你來承擔，我的錯誤也由你來承擔。因為我就是你。這樣一來，事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本來是被迫撒謊，現在變成了一項主動的策略。他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被欺騙者，反而認為自己是欺騙對方的人。他不是失敗者，而成了是得勝者。在這種貌似欺騙中，他獲得了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在眾目睽睽之下，這個人眼睜睜地從任何責任感中逃脫了。
某種情況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說里發生的。比如《革命時期的愛情》裡的王二，作為在豆腐廠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輸送豆漿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這成了他的一樁愛好，很難說這僅僅是因為工作的需要。革委會主任老魯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須不斷逃離。讀者或許產生這樣的印象，老魯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現實，變成了他的內在要求，這樣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魯，以對方的邏輯，藉此戲弄對方。他東躲西藏卻又拋頭露面，他在空中飛來飛去卻又不斷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魯抓住了衣領，但那個領子是白紙畫的，輕輕一掙脫就被撕成了兩半，他本人就如斷了尾巴的壁虎一樣逃走了。還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魯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氣絕身亡。老魯嚇得趕緊把他往醫院送，送出廠門他就活蹦亂跳了。氣得老魯說，下次王二再沒了氣，不送醫院，直接送火葬場。
在小說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在現實中，重複他人的邏輯和錯誤，並不意味著找到自己新的起點，而恰恰會掩埋自己原來的立場，歪曲自己的感情。讓人性停留惡作劇的水平之上，並沒有增添任何新的東西進來，富有意義的東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長此以往，策略也會長成人的面具，戴在臉上拿不下來。以一種空洞去對付另一種空洞，一種虛無去對付另一種虛無，一種同樣是掩飾來對付原來的掩飾，這當然不需要花什麼力氣，只要順勢就行。
米沃什抱著一種博物學家的興趣，列舉了各種不同的「凱特曼—偽裝」。
民族凱特曼。既然你們說蘇聯是最偉大的，那麼我讓你沒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說一句話，都稱讚一下俄羅斯的偉大成就，腋下隨時夾著一本俄羅斯雜誌或書籍，嘴裡時時哼著俄羅斯歌曲，在俄羅斯藝術家演出時，報以熱淚的掌聲。而實際上，我可能認為那是一個野蠻國家，對此只有無比藐視。
革命純潔性凱特曼。人們全身心地被「聖火」、「英雄」的神話所充斥，又被徹頭徹尾的仇恨所灌滿。憎恨把人們的人性拉向比較低矮的去處。
美學凱特曼。一個人在家裡坐擁廣泛收藏的各國作家的經典作品，以及各種現代藝術的唱片，他已經從這種東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學品味，但是卻隨時準備拋棄和犧牲它們，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惡俗趣味中去，並因為自己擁有這些偽裝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滿意。
職業工作凱特曼。一個學者能夠做到嚴格按照黨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個要求的報告。
懷疑論者凱特曼。即犬儒主義凱特曼。
形上學凱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帶來的處境，覺得這未必不是一場新的、不可或缺的贖罪煉獄。
倫理凱特曼。人們搖身一變，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們表現出根除了舊社會的惡習，自覺將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工作勤懇，任勞任怨，嚴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現得歡天喜地，對一切都感到很滿意，並要求別人也這樣做。米沃什認為，倫理凱特曼，是一種最為強勁的凱特曼，包括能夠做到對原先的朋友鐵面無私，告發周圍的人得到鼓勵。
「凱特曼」遍地，則是偽裝遍地，謊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層層覆蓋了起來，被無數次地摺疊在裡面，無從打聽。結果是人們患了各種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輕度的、長期和短期的。一個人與他自己相分離，與他自己之間隔著一條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那些是真實的，那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麼是該喜歡的，什麼是該拋棄的。事情原有的界樁被一再移動，他日益變成含糊含混。
對一些人們來說，他們一開始也許並不是故意要撒謊和作惡，他們本性上也許是善良的，但因為擁有某個不謹慎的開頭，繼而步步邁向謊言的深淵，越走越深，難以自拔。如果說最初還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麼地方，漸漸地，他變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惡，因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認為能夠矇混過關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來是一個普通人，結果照樣也可以挑戰社會和他人：打著真與善的旗號，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惡，與他的大環境處於互為輝映「鏡像關係」當中。
不難想像，也許有一天人們對這些厭倦了，想要重新開始，卻不知道從何開始，源頭在哪裡。人們離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恥成了新的道德觀。
米沃什承認，他本人也玩過被要求的「遊戲」，也妥協讓步過，因此該書既是與他留在波蘭的朋友之間的對話，也是與他自身的對話。這樣一種自我反省的立場，正是我們今天特別匱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應該包括通過審視自身的道德狀況，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進整個社會的道德復原。一個人起碼要堅持住自己，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塊僅僅是遭受損失的大陸。
波蘭歷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想起了詩人米沃什的詩句。1982年米奇尼克寫道：「當你獨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淚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動著手槍——在這漆黑的、沒有星光的夜晚，多虧了你最愛的詩人，你能夠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賴於滾落的石子翻個身（切·米沃什）。於是，你想要成為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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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書中還有四個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應該都是有現實原型的，具體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氣質十分邊緣的人們，如何逐步進入了「歷史」的大門。在一個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體的個案。其中《阿爾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個。這個人本身追求完美、純潔，力求無懈可擊，這使得他的選擇帶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這是一位作家，在戰爭期間也會以作家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他創辦了地下文學刊物，寫作有關「受難」、「忠誠」主題的小說，表達了與納粹決一死戰的抵抗戰士的精神狀態，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來說，祖國和榮譽高於一切。然而，還存在著個人信念之外、比個人信念更為強大的力量。那就是「現實」。實際情況是，地下抵抗帶來了重大犧牲，同時更多的人在集中營里被槍決。涉及到成千上萬人的命運時，僅僅個人擁有的「忠誠」概念便顯得遠遠不夠。
1944年的華沙起義，將這個問題推至極端。這是由遠在倫敦的波蘭「地下國家」發動的。其時蘇聯軍隊已經到了易北河對岸，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紅軍的馬匹在河邊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複雜性在於，波蘭人對於俄國人同樣憂心忡忡，深知其吞併或或瓜分波蘭的野心不死。因此，對於指導起義的流亡政府來說，便期盼能在紅軍到來之前，有一個已經運轉的波蘭政府，這樣才有可能將主動權掌握在波蘭人自己手裡。這個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現實卻不允許。
米沃什形容為「這是一隻蒼蠅反抗兩個巨人的搏鬥」，其中一個巨人（俄）比另一個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著蒼蠅被一個巨人殺死之後它才出場，始終按兵不動。結果是，兩個月內華沙上空濃煙滾滾，手中武器為手槍、手榴彈、燃燒瓶的人們，完全不能抵擋來自德軍的轟炸機、坦克和重炮，二十萬人痛苦地死於殘酷的巷戰，華沙變成一片廢墟。倖存者逃進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誠於他的波蘭祖國，而不是屈服於蘇聯紅軍，會被當作「起義的法西斯」。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死路，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忠誠」，便顯得無效、愚忠、狂熱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憶了他本人與這位道德小說家，一道迷失在華沙起義後的廢墟瓦礫中的情景，他們「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幻想中的月球景觀。這裡一片沉寂。」一個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現了。它吊在一個金屬柵欄上，上面用紅色的漆寫道：「茲比舍克中尉的受難之路」。誰是這位茲比舍克中尉？有誰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樣的折磨？他所攜帶的是什麼樣任務？他是誰的兒子？或許是一個郵政官員的兒子？沒有人知道這些了。那塊木板上的字，就像是「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一聲吶喊」。一對朋友同樣承受了這個來自死亡邊緣孤獨聲音的巨大衝擊。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們，便懷著這樣無邊的絕望。而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經的思想道路：「他們能做什麼？逃到森林裡去？上吊？可是他們想活著，並且樂於接受重建國家的口號，最後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樣說話時，他幾乎是是帶著疼痛喊出來的。
那麼米沃什從什麼地方開始走向「歧路」？他與朋友的分歧出現在何處呢？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通過他的敘述完全可以找到線索。這位被他化名為阿爾法的朋友擁有一種天生的抽象性，對於概念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具體人們的興趣，他的小說中具體的人們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變成衣從概念的需要。此類需要也是建立權威的需要。而對於米沃什來說，具體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們，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爾法寫出了他的新小說，關於納粹期間的華沙生活。米沃什這樣評論道：「阿爾法在被蹂躪的城市中給我們讀他的小說時，當時那可是『熱門的話題』，卻讓我們時常有一種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覺。他竟然這麼快就利用這些題材做文章，而且處理得如此順暢。成千上萬的人在我們身邊受盡折磨致死，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如此迅速地轉化為悲慘的戲劇場面，這樣做，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成體統。」這裡指的是，對於那些身體還未涼透的人們，要有一種敬畏和距離，而不是馬上給他們塗上胭脂。寧願站在沉默一邊，也不要站在喧譁一邊。寧願失語，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肅穆的感覺，更不要馬上去學會強權者的語言和腔調。
書中《波羅的海》這一章，他發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銳批評。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內波羅的海三國再次被紅軍占領，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謂「強化農村階級鬥爭」的，使得戰後擁有散落武器的人們逃進森林，組織武裝隊伍進行反抗。結果是更多的人被裝進悶罐車，被送往人煙稀少的地方。「他們身後留下了空無人跡、反覆受到劫掠的村莊，風在破碎的窗戶與撞開的門上呼嘯而過」。這時候西歐人開始享受平緩的和平生活，沒有人注意這一切。東方和西方的輿論沒有人關注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著的一封信，它來自原先生活在波羅的海的一個家庭，一家三口母親與兩個女兒，於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信中以乾巴巴的簡短語言敘述了她們在集體農莊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後一個字母都很粗，將它們連在一起看，就出現了「永恆的奴隸」這個字樣。這是被抹殺中一聲悲苦的叫喊。米沃什從中想到了「還會有多少人想寫信卻沒有寫出來？還有多少可能會寫這種信的人，因飢餓和過度勞累死於冷酷的北極地區，死時仍然在不斷重複這句令人絕望的話『永恆的奴隸』？」
炫耀的強權與被沉埋的人們在詩人身上進行拉鋸，就像曾經不同的力量在爭奪和分割他的家鄉，他的祖國。他自己經歷的下面這個故事，同樣體現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個夜晚，作為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參加一個聚會，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點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著犯人的吉普車。在場計程車兵和守衛穿著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們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凶」。
米沃什決定停下來了，他不能再跟著時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將「人」和「歷史」對立起來，經過遲疑鬥爭，米沃什最終選擇了「人」：具體的、生活在某處的人們，有著熟悉親切的面龐。他決定背負來自出身地的無邊苦難，承擔那些永遠沉埋地下的人們的痛苦。他選擇站在了失敗者一邊：「我是站在未來的勝利還是被戰勝的人一邊，我的將來是贏還是輸，全都無所謂。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將嘗到甜美的勝利果實，如果地球經過長達數百年計劃經營而得到改造，對能活到那個時候的人來說將是極大的悲哀。」這幾句話表明，米沃什同樣擁有奧威爾那樣的預言能力。這種能力並不神秘，是一個藝術家對於人類事務的關心，所擁有的穿透性目光。後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他說得對。
實際上，這個世界在任何情況下都同時顯出兩副面孔：一方面是華美的和歡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這是米沃什寫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詩《菲奧里廣場》，其中一邊是在美好歡笑中度周末的人們，不遠處的另一邊便是猶太區著火的房屋、被風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對於後者全然沒有感覺。然而，暴力正是在人們的忽視中開始變得流行，悲劇在人們的輕率中一件接著一件發生。
一個晴朗的春夜
在華沙按狂歡的曲調
旋轉木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奧里
興高采烈的旋律淹沒了
猶太區屋牆傳來的炮彈齊發聲
雙雙對對高飛
在無雲的天空
有時從火堆吹來的風
把黑色風箏吹過去
旋轉木馬的騎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陣熱風
還吹開了姑娘們的裙
人們開懷大笑
在那美麗的華沙的星期天
（綠原譯）